臺北市街景。

美國特朗普政府在對貿易順差的國家祭出前所未有“對等關稅”之前夕，4月3日突如其來公布暫緩實施90天，同時要求各國提出符合美國利益的貿易措施為談判條件。盡管特朗普政府未來動向不明，然而此次貿易糾葛已超過關稅戰的層級，其實更進一步延伸為沖擊全球金融市場的貨幣戰。亦即隨著5月12日中美達成未來90天期間相互降低高額關稅協議，加上特朗普政府宣稱：“沒有時間與各國進行關稅之談判”，將會徑自訂定關稅稅率模式。此意味著，特朗普讓關稅戰接近尾聲的同時，匯率戰將會是未來之選擇。

誠如許多學者專家指出，特朗普除了采取關稅手段排除貿易障礙，規范他國遵循公平制度之外，將會透過匯率手段壓低美元，削弱他國出口競爭優勢。亦即特朗普重返白宮再次執政，從其對外經濟政策的動向加以觀察，未來將聚焦于對美國存在高額貿易順差的亞洲，包括臺灣經濟體，要求這些經濟體貨幣在短期內升值，進而前往美國設廠投資，達成重返制造愿景。

《廣場協議》導致日本經濟遭到重創

此一思維不禁令人溯及1980年代，由于美元從1980年至1985年期間升值達到50%以上，在強勢美元下造成出口貿易大幅衰退，讓美國開始呈現前所未有的“貿易逆差”，日本為最大貿易順差之國家。時任美國總統里根為了改善貿易逆差，邀請英、法、德、日等國家于1985年9月22日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廣場協議》，特別要求日本必須降低關稅、擴大開放市場，同時松綁管制、大幅升值日圓，藉此降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其發展結果，卻造成了日本制造廠商從《廣場協議》后被迫大量外移，導致經濟榮景因日圓大幅升值，而瞬間重挫，進而淪為“失落30年”悲劇。不過，許多學者專家則是認為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并非僅是《廣場協議》要求日圓匯率升值，而是包括1980年代中期之前，日本央行采取過度寬松造成資產泡沫堆棧、之后實施過度緊縮導致資產泡沫破滅，加上人口快速老化、勞動人口大量減少，以及日本社會型態衍生對產業創新的阻力、全球產業發展模式造成對日本傳統優勢產業轉型之限制等頗復雜的因素相互交錯之下遭到重創。

由于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后，不斷醞釀宣稱將會對臺灣進口的科技產品，例如芯片加征關稅，以及持續將臺灣列入匯率操縱的觀察名單。此外，5月2日新臺幣突如其來急劇升值，在兩天內與美元之兌價一度升值8%，更是創下過去40年以來最大漲幅紀錄。盡管臺灣“央行”宣稱：“美國并未要求新臺幣升值”，卻又造成市場揣測普遍認為，特朗普似乎正在將40年之前懲罰日本的老招，甚至可能是再造臺版《廣場協議》的序章，進行轉移臺灣重新上演。

對美貿易順差卻又造成貨幣升值壓力

毋庸置疑，2016年5月以來，臺灣當局為了降低對大陸市場的過度依賴，積極推動包括新東向(北美)、新南向(東協)在內多元市場布局。雖此一選擇讓臺灣地區對大陸市場出口占比從2020年43.2%的最高，逐年降低至2024年28.6%的新低；但卻又讓市場從大陸進行轉移的同時，逐年增加對美市場出口占比從2017年的11.7%，逐年提高至2024年的28.6%。其中，2024年對美貿易順差達到649億美元，是2017年的7倍之多，這些失衡現象反讓特朗普對臺揮舞關稅大刀，甚至是要求臺灣貨幣升值的借口。

亦實時隔40年，臺灣再次遭到美國透過關稅和匯率雙重手段重創，此一場景似乎與日本在《廣場協議》后日圓急劇升值、出口競爭優勢大幅衰退，導致經濟榮景轉為衰退的情勢頗為類似。不過，許多學者專家則是指出，臺灣已建立頗完整全球獨一無二的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占有關鍵地位，以及頗充足的外匯存量，讓“央行”提高調節匯率的能力，加上許多廠商因應外在環境沖擊，不斷累積升級轉型經驗，臺灣經濟將不致于陷入低迷困境。

這些優勢條件，讓臺灣經濟在短期內不致陷入衰退，卻無法小覷其背后仍存在著許多危機。畢竟，臺灣屬于海島型經濟體，出口是促進經濟持續成長、帶動產業加速升級最為重要的動力來源。亦即從1960年代中期起，隨著全球產業專業分工浪潮，臺灣對美出口快速成長、對美貿易順差屢創新高。雖之后難以幸免遭到1985年《廣場協議》波及，迫使貨幣大幅升值，造成臺灣產業哀鴻遍野；但適逢大陸推動經濟改革，加上臺灣當局開放臺商前往大陸投資，讓成熟產業外移制造基地的同時，其所騰出的生產要素提供后續新興產業崛起，這些背景讓臺灣經濟持續相當程度之榮景。

臺灣經濟發展格局遭到前所未有沖擊

在此同時，檢視此次面對美國采取對等關稅，加上貨幣升值壓力雙面夾殺之下，中國臺灣經濟環境超過1985年貨幣大幅升值所遭到的的沖擊。歸納其背后因素包括：其一，過去臺灣傳產外移之后，電子、信息通信等新興領域崛起持續產業發展，比較近幾年來新興關鍵產業，例如電動車、機器人、無人機等發展均顯遲緩。其二，1985年貨幣大幅升值之后，臺灣當局開放臺商前往大陸投資，在地緣優勢下同時布局東協市場，讓臺商轉移制造基地的機會，持續帶動臺灣出口貿易，比較此次與美國貿易往來密切的國家無不遭到對等關稅壓力，在無形中也波及了臺灣產業布局。其三，隨著全球雙邊自由貿易協議與區域經濟整合浪潮，臺灣遭到國際政治現實限制，迄今難以洽簽或參與，不但缺乏關稅優勢，而且更加不易拓展海外市場。

很顯然地，在特朗普政府揮舞關稅大棒威脅下，讓全球各國擔憂加征關稅被迫臣服其“恣意而為”的任我行徑，卻又同時讓臺灣經濟曝露過去以來較被輕忽的環節，包括對美出口占比持續提高、貿易順差不斷增加，產業結構偏重較低傳統制造代工、輕忽提高服務附加價值，加上房地市場過熱、年輕族群低薪泥沼等議題。因此，如果臺灣當局未來在政策選擇上，仍然陷入意識型態糾葛，甚至寧愿犧牲許多產業利益，執迷“脫中入北”政策，導致經濟前景陰霾籠罩，最后恐讓臺灣重蹈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后塵。

來源：香港經濟導報

作者：戴肇洋臺灣省商業會顧問國政基金會財經組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