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年前四川學霸的“高考”試卷

徐 強 鄧 芳

一張試卷,承載青春;一場奔赴,書寫答案。

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眼又到了筆尖與試卷共舞的6月。高考像一場盛大的成人禮,萬千學子以知識為劍,以夢想為筆,在考場上書寫屬于自己的篇章。

514年前,一名來自成都新都的年輕學子也像今天的高考學子一樣,帶著寒窗苦讀的收獲和滿腔的報國熱忱走進考場,接受選拔。

他就是著名文學家、史學家

首批四川歷史名人

明代四川唯一狀元

被譽為“明朝第一才子”的

楊慎

今天

讓我們透過地方志的記載

窺探楊慎的考試之路

學霸的誕生

楊慎是內閣首輔楊廷和之子,他自幼學習刻苦且天賦異稟,是同齡人眼中典型的“學霸”。

據(jù)現(xiàn)存最早成都府志—明·天啟《成都府志》記載:

(楊慎)少穎悟,七歲作吊古戰(zhàn)場文,人爭傳頌。

明正德二年(1507年),楊慎遵照祖父楊春的意愿,在經過幾年“舉業(yè)”學習后,走上了學優(yōu)登仕的道路。這年八月楊慎從新都到省城成都參加鄉(xiāng)試,楊慎的答卷揮灑自如,文采飛揚,督學劉文煥看了后覺得他實為罕見之奇才,對他說:“我之才不能如歐陽修,卻得到了有蘇軾之才的你。”九月發(fā)榜,楊慎毫無意外的奪得鄉(xiāng)試第一。

正德六年(1511年)二月,禮部循例在京師舉行三年一次全國性的會試,楊慎考了第二。當年四月皇帝親自主持殿試,殿試只考一場策問,題目是《創(chuàng)業(yè)以武,守成以文》。楊慎援史融經,敷陳弘剴,洋洋灑灑,做了一篇漂亮的文章。內閣大學士李東陽等多位考官認為文章內容博大深廣,辭藻鋪陳華麗,極口稱贊,共慶朝廷得人。明武宗十分高興地把楊慎置為殿試第一,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

《成都府志》記載:

正德辛未,(楊慎)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

500多前的全國狀元卷寫什么?

近期,楊慎第十四代嫡孫、楊升庵研究會會長楊德力一行蒞臨成都方志館參觀指導、捐贈升庵狀元卷等珍貴資料。

我們得以有幸看到

500多年前的全國狀元卷

都寫了些什么?

升庵狀元卷長435厘米,寬37厘米,分“策問”“對策”兩部分,共2955字,其中“策問”是皇帝明武宗提出的問題。

以下為“策問”原文(節(jié)選):

制曰:

創(chuàng)業(yè)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說也。然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異乎?文武之分,始于何時?兵農之制,起于何代?嘗質諸古矣,《書》稱堯曰“乃武乃文”于舜稱“文明”,禹稱“文命”而不及“武”,于湯稱“圣武”而不及“文”。周之謨烈,各專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與焉。何也?漢、唐、宋之英君令主,或創(chuàng)業(yè)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備,亦足以善治。論者又謂:天下安,注意相。又謂:天下雖安,忘戰(zhàn)則危。是治兵之道,果與治民者同邪?異邪?

據(jù)學者曾令琪先生的研究成果《先賢楊升庵狀元殿試卷研究》,這個《策問》主要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如何文武融合,治理天下。

圍繞這個主題,明武宗提出了幾個問題:

一是古代治理國家,文與武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

二是選官任職,是否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

三是兵農制度的歷史起源和演變、兵與民怎樣才能做到太平時期相互護衛(wèi)、相互供養(yǎng)?

清代梁亯繪《觀榜圖卷》(圖源:方志四川)

楊慎是怎樣回答皇帝提出的問題呢?我們來看狀元卷的第二部分,也就是楊慎的答卷—“對策”。

以下為“對策”原文(節(jié)選):

臣聞帝王之御天下,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文武并用,出治之全德也;兵農相資,保治之全功也。于并用而見其同方,則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為全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臨者,胥天之德也。于相資而見其一致,則天下之治出于一,而功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人之功也。由是聯(lián)屬天下,以成其身;綱維其道,以適于冶。體統(tǒng)相承,而無偏墜不舉之患;本末具備,而無罅隙可議之疵。放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帝王為治之要,孰有加于此哉!臣自少讀帝王之書,講帝王之道,竊有志于當世之事。然學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達。今幸近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與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為萬分之助乎!

《先賢楊升庵狀元殿試卷研究》認為,這篇狀元卷從整體架構來看,采用了起承轉合的經典模式。

開篇以“臣聞帝王之御天下,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直接點明主題,闡述帝王治理天下需文武并用、兵農相資,迅速切入核心,起到“起”的作用,為后文的論述奠定基礎。

在“承”的部分,作者圍繞圣問,詳細闡述文武、兵農的關系,通過對歷史的追溯和分析,如對三代、秦漢、唐宋等不同時期文武制度、兵農制度的演變進行梳理,逐步展開論證,內容豐富且條理清晰。

“轉”則體現(xiàn)在對現(xiàn)實問題的探討,從明代當時的社會狀況出發(fā),指出學校、民生、兵政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如“學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業(yè),蠲貸之詔屢下而人多告饑”等,將話題從歷史引向當下,使論述更具針對性和現(xiàn)實意義。

最后在“合”的部分,作者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呼吁皇帝重視人才任用、完善制度,以實現(xiàn)國家長治久安,回應開篇主題,收束全文,結構完整,邏輯嚴密。

清代成都皇城壩貢院內致公堂與考棚([英]Robert John Davidson/攝)

楊慎的這篇狀元卷在形式上嚴謹規(guī)范,內容上豐富深刻,修辭上精妙恰當,充分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學識、敏銳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才能,是一篇具有極高價值的科舉策論佳作,對研究明代政治、文化以及古代治國理政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關于明代“學霸”楊慎的“高考”試卷,我們就借用曾令琪先生的研究成果,簡要為大家分享以上觀點。

狀元與地方志

狀元及第后,楊慎供職翰林院,從事修撰工作,可以說是古代地方志工作的先驅。后來他因“大禮議”事件觸怒嘉靖皇帝,被流放至云南永昌衛(wèi)。在長期的流放生涯中,他飽經滄桑,對歷史興亡、人生沉浮有了深刻的感悟,創(chuàng)作傳世佳作《臨江仙·滾滾長江東逝水》,通過對歷史的回顧和對英雄人物的感慨,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思索以及超脫曠達的情懷。

楊慎在流放云南期間,并沒有消沉度日,而是積極傳播中原文化,促進了云南地區(qū)文教事業(yè)的發(fā)展。他以博學著稱,勤于創(chuàng)新,善于總結,其著述之富,冠絕明代,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達到200多種,1200余卷。

《成都府志》記載:

謫戍滇南,慷慨就道,艱危遠地,手不釋卷,晚年學益博,著述益富......所著書不下千二百余卷,行于世。

在云南,他親自參與《云南山川志》《全蜀藝文志》《貴州通志序》等地方志書的編纂,提出并躬身實踐邊疆修志,總結提煉“文獻存史、地志資政”的方志理念,至今仍是地方志工作的核心理念,他將地方志從地理書提升為文化史,為后世留下豐厚的文化遺存,他提倡“邊地雖遠,志不可闕,志存則文脈存,文脈存則國脈存”的邊疆修志精神,將地方志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對今天的地方志工作仍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從左至右:《云南山川志》《全蜀藝文志》《貴州通志序》

(特別鳴謝:楊升庵研究會)

參考資料:

[1]曾令琪《先賢楊升庵狀元殿試卷研究》 .

[2]豐家驊《楊慎評傳》 .

來源:方志成都

作者:徐 強 鄧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