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開辦公室的門，陽光正好，灑在每張朝氣蓬勃的臉上。但對于一部分女性來說，這扇門在她們成為母親的那一刻，就被一道無形的屏障悄然關上了。

于是，“媽媽崗”這種錢少事少的工作，就以各種姿態應運而生。

它像是一艘特意為擱淺在沙洲上的媽媽們準備的小船，承諾著靈活的時間、寬松的管理，讓孩子小于12歲的她們能一邊上班，同時不至于徹底與社會脫節。

“別怕，當了媽，這里還有你的一個位置。”

聽起來很美。

可當真正接受這份工作，細細體會和感受，心里那份最初的興奮，或許會慢慢沉淀為一絲復雜而苦澀的滋味。

它的靈活，是以犧牲穩定為代價的。很難在這些崗位上找到“五險一金”帶來的那份踏實心安，薪資常常是“底薪+提成”的模式，勞動協議或許有，但更像一紙君子協定。

至于升職加薪、職業發展，那更是天方夜譚。“媽媽崗”的本質，更像是一場“零工”。

這不是局限于某個國家的煩惱，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歐洲，會發現即便是被視為發達經濟體“火車頭”的德國，也正被同樣的困境深深困擾，他們是怎么做的？

德國這個以嚴謹和高效著稱的國家，正面臨著人口迅速老齡化和勞動力每年萎縮40萬的嚴峻挑戰。

他們急切地想要挖掘勞動力的潛力，卻尷尬地發現，自己的國民年人均工作時長在經合組織（OECD）38個成員國中敬陪末座。

而這其中被忽略的最大寶藏，正是德國的女性。

可數據顯示，德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并不低啊，只是高達47%的人從事著兼職工作，遠超歐盟28%的平均水平，為什么會這樣？

首先是根植于上世紀50年代的稅收制度。德國的已婚夫婦可以聯合報稅，這聽起來像是對家庭的保護，但在實際操作中，當丈夫是家庭主要收入來源時，妻子的收入就會被按丈夫的邊際稅率來征稅，這極大地削弱了女性，尤其是高收入家庭中女性的工作意愿。

同時，與“媽媽崗”異曲同工的產物——“迷你工作”（Minijob）也盛行起來，這種月薪不超過538歐元的超低薪工作，可以完全免稅。

它如同一塊甜蜜的誘餌，吸引了大約 420 萬德國女性。然而，這背后是一個精心設計的 “ 陷阱 ” 。一旦她們想增加工作時間、提高收入，高額的稅收和社保繳費就會瞬間吞噬掉大部分新增的勞動所得。

在這種情況下，試圖全職工作倒像是一種懲罰。

于是，無數女性被困在這個低收入、零保障、無前景的“舒適區”里，動彈不得。學術研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制度非但沒能成為女性重返職場的“跳板”，反而成了限制她們職業發展的“溫柔陷阱”和“天花板”。

更不用提那高達40萬個缺口的托兒所名額，讓母親不可能做全職工作。

38歲的政府顧問詹妮弗·哈特說，盡管她清楚地知道兼職工作意味著薪水的大幅削減和微薄的養老金積累，但在孩子尚幼的現實面前，增加工作時間根本不可能。

驚人的“性別養老金差距”數據顯示，德國女性的退休收入僅為男性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65歲以上女性面臨貧困風險。

“媽媽崗”的出現，與其說是“妙計”，不如說是一種無奈的妥協。它大多是客服、產線普工、基礎銷售員這類崗位，優勢在于“靈活”——時間靈活，地點靈活。

但在“有事做“的體面之下，內里卻無比單薄。

這不是說勞動有貴賤之分，但德國IZA 勞動經濟研究所（一家獨立的經濟研究機構，由德國郵政基金會的支持，運營著全球最大的經濟學家網絡，從事勞動經濟學研究并就勞動力市場問題提供以證據為基礎的政策建議）明確將這種工作定義為邊緣職業。

一個曾經意氣風發的職業女性，慢慢磋磨成一個只求“有份活兒干”的邊緣人。這折損率，實在太高。

德國IZA跟蹤媽媽們生孩子前5年到生孩子后10年的情況，每6個月記錄一次她們的就業狀況和收入變化對比分析，并把選擇"迷你工作"的媽媽與選擇正規工作的媽媽進行對比

最后通過數據分析發現，德國初為人母的女性在生完第一個孩子后，會急劇、立即且持續地轉向“迷你工作”。約15%的新手媽媽會在產后選擇迷你工作，而爸爸們基本不受影響。

為什么會這樣？德國家庭仍普遍存在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媽媽們產后通常只能投入有限的工作時間。

“迷你工作”稅收優勢誘人，相比正常的兼職工作，迷你工作免繳社會保險和所得稅，看起來很有吸引力

但這種制度性陷阱會讓收入較低的配偶（通常是女性）永遠困在低薪職業的死胡同里，這表明"母職懲罰"可能與迷你工作制度有著密切聯系。

最終，做"迷你工作"的母親，10年后收入比生育前下降了60%;直接回到正常工作的母親，收入"只"下降了50%;這10個百分點的差距意味著前者的職業損失比后者大21%。

為什么會這樣？首先是技能退化，迷你工作通常技能要求較低，母親們積累的工作經驗價值有限頻繁跳槽；失去在特定公司積累的經驗陷入低收入循環。

長期來看，做過迷你工作的母親總收入只有直接回到正常工作母親的一半，由于養老金基于終生收入計算，這種差距會延續到退休后。

德國養老金的性別差異在國際領先。

這種表面上幫助女性平衡工作與家庭的政策，實際上可能在無意中加劇了性別不平等。

事實上，許多歐洲國家都有類似的小工作補貼政策，雖然具體形式和名稱不同：

比如，荷蘭有著濃厚的兼職工作文化，特別是對有孩子的媽媽們。荷蘭政府正在討論傳統的職場靈活性政策，但兼職工作仍然非常普遍，許多媽媽選擇每周工作3-4天的兼職安排。

法國有"temps partiel"（兼職工作）制度，允許員工減少工作時間。特別是在有孩子后，許多媽媽會選擇80%的工作時間（每周4天），這樣既能保持職業發展又能照顧家庭。

英國有"flexible working"（靈活工作）制度，包括兼職、彈性工作時間、在家辦公等多種形式。英國法律還規定，有孩子的員工有權申請靈活工作安排。

奧地利也有類似德國的邊際就業制度，允許低收入的兼職工作，稅收和社會保險繳費都有優惠。

北歐國家（瑞典、挪威、丹麥）以家庭友好政策著稱，提供大量的兼職工作機會和靈活的工作安排，父母雙方都可以申請減少工作時間來照顧孩子。

歐盟層面也有關于靈活工作和兼職工作的統一規定，確保兼職員工享有與全職員工同等的權利和保護。這些制度都是為了幫助父母，特別是媽媽們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

可是這些工作都有其局限性，比如荷蘭兼職工作雖然靈活但仍需固定時間承諾，在某些行業晉升機會可能受限。

法國兼職申請程序相對復雜，需要雇主同意，收入相應減少20%。

英國靈活工作受不同雇主政策差影響異較大，零工經濟中的工作往往缺乏穩定性和保障。

奧地利邊際就業類似德國模式，稅收優惠明顯，弊端也與德國Minijob類似，面臨收入限制和社保積累不足的問題。

北歐國家同樣面臨稅負相對較高，生活成本昂貴的問題。

總之，所有這些靈活工作形式都面臨一些共性問題：可能影響長期職業發展軌跡，退休金積累不足，在經濟不景氣時更容易失業，以及可能強化傳統性別分工（主要是女性承擔更多家庭責任）。

選擇哪種模式往往需要根據個人的具體情況、家庭需求和長期規劃來權衡。

這像是給了母親們一個看起來不錯的"安全網"，但這張網也可能成了限制她們向上發展的"天花板"。

無論是“媽媽崗”，還是德國的“迷你工作”，它們都會加強一個陳舊的預設——育兒，是媽媽一個人的戰爭。不然為什么只有“媽媽崗”而沒有“爸爸崗”？

它也許能作為一種柔性政策，非不能解決根本矛盾，反而可能加深社會對于傳統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

因為女性需要的不是一份被特殊“照顧”的降級版工作，為何不給她們價格合理且易于獲得的托育服務，能夠激勵而非懲罰女性工作的稅收政策呢？

以及最重要的，一種將育兒視為父母雙方共同責任的社會文化。

否則，所有的“媽媽崗”或“迷你工作”，都不過是把薅下來的羊毛，換了個方式，重新織回了媽媽們自己身上。

那份體貼的安排，最終買單的，是誰？

Ref：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social-policy/article/precarious-but-popular-the-german-minijob-scheme-in-comparative-research-on-work-and-welfare/9AC3B2E663E2F283270DCDA074F8348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germany-leaves-womens-labour-power-untapped-2024-07-31/

文｜Tu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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