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0歲的常書鴻全身浮腫、呼吸困難、低燒不退，已近生命的尾聲。

他仍不忘一遍又一遍叮囑女兒常沙娜：“你記住，我死也要死到敦煌，骨灰要送回敦煌，更不要忘記你是敦煌人！”

常沙娜滿口答應，何止沒忘，她記了敦煌一輩子，從12歲開始。

1943年，常沙娜12歲，跟著父親常書鴻、母親一起坐著帶篷的卡車，從重慶、成都、綿陽、廣元、天水到蘭州，沿著祁連山，穿過河西走廊終于抵達敦煌。

走時秋天還微微有些勢頭，到達時寒冬已凜然而至。

常沙娜回憶：“千佛洞前大泉河里的水已經(jīng)完全凍結(jié)，變成了一條寬寬的、白白的冰河。”

常書鴻決定前往敦煌前，梁思成還送了他四個字：“破釜沉舟！”

當時，估計連常書鴻自己都沒想過，自己即將用什么毅力才能“破釜”、才能“沉舟”。

至少，常沙娜剛?cè)サ谝惶欤鸵呀?jīng)意識到了，當時晚飯是一碗大粒鹽、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面條還特別短，用紅柳枝充當筷子。

她愣住了問：“爸爸，有菜嗎？”常書鴻搖頭說沒有，他只是勸他們先吃，以后會慢慢改善的。

但何時能吃上菜，哪怕是一頓正常的飯，都不知道，這就是常沙娜到敦煌吃的第一頓飯。

在敦煌沒有“洗澡”的概念，只有“擦澡”，因為敦煌水資源極度匱乏，一盆水一丁點兒，擦臉、擦身、洗腳，還舍不得倒掉，得留著做其他用場。

小小年紀的她沒有抱怨，而是心疼，這份心疼無關(guān)自己。

她是心疼爸爸在這么惡劣的條件下，除了工作，還要照顧這個，照顧那個，又要安慰，又要勸導，“他肩上的擔子實在太重、太重了！”

常書鴻很重視常沙娜的教育，他自己臨摹壁畫，也要帶著常沙娜一起。

在臨摹之前，他會先跟女兒講一講時代背景、風格，讓常沙娜先感受再落筆。

父親教導的“讓藝術(shù)慢于行動”這一理念，使得常沙娜從小就懂得了藝術(shù)的神圣。

現(xiàn)在常沙娜95歲，有一次參加節(jié)目，主持人拿出一條敦煌飛天絲巾給她看，她連連搖頭，一眼就看出絲巾顏色不對，圖案的比例不存在。

這不是顯擺學識，是早已刻在骨子里的對敦煌藝術(shù)的敬畏。

常沙娜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中國的文化要有根有源，要有文脈、血脈，不能隨便亂來。”

1952年，常沙娜以敦煌圖案為基本形式，為第一屆亞洲及太平洋區(qū)域和平會議設計了一款“和平鴿”絲巾，在國際上獲得了高度贊賞。

這也是新中國的第一塊絲巾國禮，當年的她才21歲。

（和平鴿絲巾）

那時候，常沙娜已是林徽因欽點的學生，在一次敦煌藝術(shù)展上，看到常沙娜的畫，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找常書鴻要人，希望他能把常沙娜交給他們，他們想帶她到清華大學營建系做助教。

常沙娜當時還在讀書，常書鴻覺得女兒還不夠資格，林徽因卻堅持她可以勝任。

從那之后，常沙娜一直跟著林徽因?qū)W習，常沙娜21歲設計的國禮絲巾，也是在林徽因的指導下完成。

1952年，林徽因的肺病已入骨，5年前還已經(jīng)做過了腎切除手術(shù)。

1945年美國著名胸外科專家給她做檢查，讓她做好心理準備，她最多只剩下5年時間。

但指導常沙娜設計國禮絲巾，林徽因比預想的已經(jīng)多活了兩年。

她在病床上支了一張小桌子，稍稍有力氣了就寫寫畫畫，把學生叫到跟前，給他們授課。

常沙娜設計那款國禮絲巾的那段時間，便是早上10點就在林老師的床前候著聽課。

常沙娜回憶：“她的頭腦非常好，思維異常敏捷，只是身體太差了，只能把構(gòu)想告訴我們，我們按照她的指示去工作。”

在制作這款絲巾之前，當時畢加索很火，林徽因給常沙娜指了個方向。

“畢加索用鴿子當作象征和平的創(chuàng)作元素，沙娜你也試試用鴿子做設計”，但又指出“畢加索是畢加索的鴿子，我們設計的鴿子也要是我們國家的才好”。

常沙娜一下子悟到了老師的意思，大膽地將敦煌藝術(shù)融入其中。

1958年常沙娜主筆的唐代風格的圓形浮雕大花，在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絢麗綻放。

（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天頂照明設計）

后來，卷草紋搭配向日葵式的花朵鑲嵌在了民族文化宮的大門之上，再后來，“永遠盛開的紫荊花”雕塑誕生于香港金紫荊廣場……

常沙娜時時刻刻記著自己是敦煌人，每一次設計都在完成父親對自己的叮囑。

常沙娜現(xiàn)在已經(jīng)95歲，年紀的大就證明了她這輩子經(jīng)歷的挫折絕不可能會少。

她12歲一家人一起去敦煌，但母親實在受不了如此艱苦的環(huán)境，拋下丈夫和孩子就遠走高飛了。

（常沙娜與爸爸媽媽）

當時她弟弟還小，常書鴻要主持敦煌的事務，顧不上兒子，實在沒路走了，只能去求女兒能不能暫時先別上學了，回家照顧弟弟一段時間。

一個無力的人去求助一個更無力的人，常沙娜依舊沒有一句怨言，退學回家照顧弟弟。

龐薰琹和丘堤的女兒龐壔，她記憶中的常沙娜一直在照顧弟弟。

弟弟常嘉陵很皮，一到龐薰琹的家，一刻也呆不住，死活要爬窗看來往的汽車，把龐壔嚇個半死。

她好幾次寫信給常沙娜：“快來把你的弟弟帶走吧，這是你的弟弟，又不是我的，他簡直就是野人！”

常沙娜沒有把這一切遭遇怪罪到父親頭上，她對母親是有怨言的。

可時隔20多年，母女倆再次相見，看到她過得并不好，面色憔悴，六七十歲的人了，還在街道幫人洗衣服。

常沙娜累積了20多年的怨恨，在這一刻篩出來全是心疼，她瞞著父親，開始每個月給母親寄20塊，直至她心臟病突發(fā)去世。

兒子崔冬暉13歲那年，常沙娜的丈夫因病去世，五年后死亡擊鼓傳花，輪到了90歲的父親常書鴻身上。

1996年，也就是常書鴻去世兩年后，常沙娜的干媽馬光璇病逝。

死亡以常沙娜為中心，打了一個圈，把她至親至愛的人圍獵了個遍，最后再集中“獵殺”常沙娜。

常沙娜77歲確診乳腺癌，被切掉了乳房，也許眼淚早已在親人離去之時哭干了，到自己了只剩下笑了。

得知自己患上癌癥，常沙娜表現(xiàn)得很淡然，“都聽醫(yī)生的”，生病化療期間她還聽音樂。

但那時的常沙娜究竟在想什么，難道就沒有一絲煎熬的痛苦嗎，不得而知。

化療的那段時間，在她的回憶錄里只凝練出一句簡短的話：

“嚴寒的冬天過去，溫暖的春天來了，頭發(fā)脫落了，又生出新的一頭白發(fā)，比原來的更濃密。”

（看到常沙娜先生的近照，想到一句話“歲月從不敗美人”）

她說她很喜歡父親常說的一句法語，C'est la vie，意思是這就是生活。

“人生就是有悲有歡。你活得開心，這是C'est la vie，你活得很悲傷，這也是C'est la vie。這就是生活，這就是生命。”

這股灑脫的勁兒，一直支撐著她活到了如今95歲。

現(xiàn)在她還能自己買菜做飯，精神氣好得不得了，她表示已經(jīng)90多歲了，所有的問題都不再是問題，她現(xiàn)在唯一的問題就是敦煌藝術(shù)的推廣與弘揚。

“從我個人來說，我對生死早就看得很淡，但是對敦煌來說，我的時間肯定是不夠用的。

敦煌是世界的敦煌，不是某一個人的，很多事情不能只把握在自己手里，必須要年輕人接棒，才可以代代相傳。”

看著她成天爬上爬下，學生們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生怕她摔了、勞累過度。

她卻覺得年紀大了不代表老了、不行了，相反是一種有經(jīng)驗的表現(xiàn)，只要自己還活著，就要到處說敦煌。

從常書鴻到常沙娜，他們都在說一個詞：責任。

常書鴻就因為在塞納河畔看到一本《敦煌石窟圖錄》，看見敦煌不為人知的美，覺得自己“數(shù)典忘祖”，于是義無反顧回國，踏上了荒無人煙的敦煌之路。

常沙娜12歲到現(xiàn)在95歲，敦煌貫穿了她的童年、青年到暮年。

無論哪一階段，敦煌的千年文化之光照在她身上，投射在地上的永遠只有兩個字責任。

這責任從何而來，他們?nèi)绾沃肋@份責任不是別人的，就是自己的？

或許是，總得有人去做這件事，如果我去做了，是不是能吸引更多的人過來一起做？

似乎革命先輩、藝術(shù)家等等，敢于揮舞旗幟走在最前頭的人，都是這么想的。

這里沒有光，那我就創(chuàng)造光，吸引你們過來，一個接一個把烽火續(xù)上，如果沒人過來，那我就繼續(xù)撐著，燃盡自己的最后一縷灰也要讓光繼續(xù)存在。

（常沙娜年輕時，笑起來的樣子跟現(xiàn)在一模一樣）

80年前，常書鴻舉辦了敦煌父女展。周總理看到常沙娜臨摹的敦煌壁畫，非常興奮對常書鴻說，“你女兒繼承了你的事業(yè)，敦煌藝術(shù)可有傳人了！”

現(xiàn)在，95歲的常沙娜一直在等著有人跟她說這句話。

2024年春晚，由常沙娜擔任藝術(shù)顧問的創(chuàng)意節(jié)目《年錦》驚艷亮相。

不同朝代的傳統(tǒng)紋樣與絢麗的舞美技術(shù)相融合，織出一幅跨越千年的紋樣變遷圖卷。

最近，95歲高齡的常沙娜設計的《龍鳳天華》花絲琺瑯珍藏盤在北京閃亮登場，作品集多項非遺工藝于一體，展現(xiàn)敦煌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她竭力要讓敦煌的藝術(shù)煥發(fā)出新的活力，被更多人接納，她追新也“守舊”。

如今的她很少出門，家里的角落處處可見她與父親的合照、父親曾編寫的書籍，電視打開有關(guān)于父親在敦煌的專題片播了一半。

看電視時她不喜歡開燈，在忽明忽滅的環(huán)境里，她看著父親埋頭臨摹壁畫的身影，有那么一瞬間，她變回了12歲的常沙娜，站在父親身后，近距離看他臨摹。

她有敦煌，也還有爸爸。

下面是常沙娜作品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