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東京街頭，一群身著舊式和服的少女排著隊走進區政府。她們平均年齡不到14歲，稚嫩的臉上滿是茫然。登記處工作人員機械地蓋章——日本戰后的“人口復興計劃”正以國家意志碾過一代少女的青春。

1945年8月，當裕仁天皇宣布投降時，日本已淪為一片焦土。城市化為瓦礫，700萬青壯年男性或戰死或滯留海外，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到每100名女性僅對應76名男性。

面對勞動力枯竭的絕境，東京大藏省的報告觸目驚心：“若不采取極端措施，二十年后將無兵可征、無工可用！”

絕望中，日本政府將目光投向蘇聯——這個同樣在戰爭中損失2660萬人口的國家，通過降低女性婚齡至16歲加速人口恢復。但日本決策者走得更遠更極端：1947年，議會悍然通過法案，將女性法定結婚年齡定為13歲，創造了現代文明國家的歷史下限。

當西方同齡人還在課堂解方程時，日本少女已披上嫁衣。生理尚未成熟的13歲女孩被迫走進婚姻，許多初潮未至便已懷孕。在廣島郊區的村莊，1948年出生的早田芳子回憶：“班上最瘦小的惠子突然消失，再見時她抱著嬰兒喂奶，胸前校徽還沒摘下。”

更殘忍的是配套政策：生育五個孩子可獲“英雄母親”稱號，享受住房補貼與糧食配給優先權；超過13歲未婚的女性，其家庭將被罰款。

貧困家庭為求生計，將女兒當作換取政府津貼的籌碼。在九州煤礦區，甚至有父親帶著三個女兒集體登記結婚，只為領取三份生育啟動金。

當早婚政策遭遇生理極限，日本祭出更驚世駭俗的手段。厚生省秘密啟動“人種改良計劃”，開放美軍基地周邊設立“慰安區”，默許日本女性為駐日美軍服務并懷孕。

在沖繩那霸市，專為美軍黑人士兵設立的俱樂部外，每月有百余名懷孕女性被政府專車接回本土待產。

同步推進的是大規模引進外籍勞工。30萬菲律賓、馬來西亞男性被招募至造船廠與礦場，政府發放手冊鼓勵異國通婚。橫濱移民登記處檔案顯示，1946-1950年間，約11萬亞裔勞工與日本女性組建家庭，其中多數女性不足18歲。

鐵腕政策下，人口機器轟鳴運轉。1947至1949年，日本迎來戰后首個嬰兒潮，806萬新生兒呱呱墜地——相當于三年再造一個大阪市人口。到1967年，日本總人口突破1億大關，比預定目標提前八年完成。

代價是整整一代女性的血淚。婦科醫院檔案記載，1948年15歲以下產婦死亡率高達9.7%，是成年產婦的三倍；無數少女因骨盆未發育完全，分娩時遭遇不可逆損傷。

更深的創傷在心靈深處：1980年NHK紀錄片中，時年46歲的山本綾子蜷縮在鏡頭角落：“13歲嫁人那天，我抱著布娃娃不肯放手，丈夫一巴掌打落它說‘該玩真的了’。”

當日本經濟七八十年代騰飛時，銀座寫字樓里的精英女性或許不知，她們能自由選擇人生的權利，是踩在無數13歲新娘的青春骸骨上獲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