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起，甘肅省水利廳信息中心與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合作，啟動甘肅省首次水利遺產調查。作為全國范圍內首個由高校歷史學人負責技術工作的省級水利調查活動，甘肅省首次水利遺產調查變“行政征集”為“主動調查”，通過學理論證形成標準化的文獻與田野工作流程，對甘肅省黃河、長江及內陸河流域的100多項水利遺產展開調查并建成完備的遺產檔案，其中河西走廊尤為重點。作為新興的行業性文化遺產，公眾對“水利遺產”尚不熟悉。以下由負責此次調查的蘭州大學張景平團隊成員結合自身研究歷程，從文獻遺產、工程遺產與非物質遺產三個方面，介紹河西走廊水利遺產調查中的主要收獲。

一、開啟搜渠模式

一般印象中，用地圖描繪一片年均降水量不足50毫米的內陸干旱區域，代表荒漠的焦黃似應是其理所當然的主色調。2009年1月筆者在清華大學水利系觀看《甘肅省疏勒河流域灌區圖》的經歷顛覆了這樣的刻板認識：兩米多長、一米多寬的巨大圖幅中，密如蛛網的渠系、星羅棋布的水庫塘壩以巨大的壓迫感撲面而來，藍色的線條與色塊牢牢占據畫面中心，這片河西走廊西端的廣袤大地在此完全變成陌生的樣子。圖中貫穿左右的最醒目連續線條不再是標記蘭新鐵路、連霍高速公路或312國道等交通線，疏勒河水系渠線構成的坐標體系定義了一種前所未見的空間關系。文獻中“華戎所交一都會”的敦煌在此具象為由黨河灌區大小渠網編織成的綠洲，詩篇中被反復吟唱的陽關則是庫姆塔格沙漠邊緣一塊被渠道與水塘簇擁的高地。甚至圖中的等級秩序也自成一體，依據區劃中心級別而被賦予不同符號字號的大小城鎮顯然居于次要地位，位于總干渠與河流的交匯處而被醒目標記的水利樞紐、以逐漸細微的字體依次標注出的各級分水閘門才是絕對主角，它們以陌生的名字與遠離聚落的姿態與熟悉的河西走廊保持著距離。

自此而后，歷代“以渠為綱”的灌區地圖引發了筆者的濃厚興趣。凝視代表各種天然或人工水道的線條，不禁感受到了某種平行世界的存在：歷史與現實的多重邏輯往往折疊在不同行業的隱秘敘事中，正如那些通過物流網絡、輸電系統、市政管線來定義的空間結構，各自都有著不能被替代的精彩。十幾年來，鉤稽那些綰系于河西走廊渠塘閘壩間的歷史線索，成為筆者與同行團隊的核心生涯，而切實弄清歷代水利工程的環境、形制、材料、工藝則是最為基礎的工作。文獻之外，長期田野工作不可或缺，青燈黃卷結合空磧長風，方能搜得河渠舊聞中的不言之義。

圖1 民國安西縣水利圖，原件藏于甘肅省圖書館，甘肅省首次水利遺產調查組成員、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王稔知臨摹。

早在太史公筆下，河西走廊中部的酒泉郡作為地方灌溉事業的優等生被《史記·河渠書》提及，其地在不久前剛剛納入西漢王朝版圖。及至東漢初年，班固在《漢書·地理志》專門記錄，觻得縣（今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有一條“千金渠”，其水源大約引自黑河干流，尾水匯入今高臺縣一帶的湖泊沼澤之中。《漢書·地理志》注意記載天然河流，對人工水道則著墨不多，偶爾言及者多為班固心目中具有特殊意義的水利工程。如“陳留郡”條目下記載魯渠水、狼湯渠、渦渠等，實為鴻溝系統的不同河段，共同構成漢代南北運河之咽喉。考慮到班固之父班彪曾是河西竇融集團的核心成員，《漢書·地理志》對千金渠的“破例”記錄或反映出班氏家學對河西走廊灌溉工程重要性的深刻體認。古人以“千金”命名水利工程，多形容效益極大。洛陽城東榖水之上的攔河建筑千金堨，從東漢到北魏兼收灌溉、通漕、碾硙之利，《洛陽伽藍記》謂“計其水利、日益千金”；江西撫州的撫河流域的著名水利工程千金陂，綜合防洪灌溉功能，自公元9世紀改建后便有“我田不荒，我苗如林”的美頌。張掖千金渠的效益雖未詳載，由此或可推知。

及至唐代，河西走廊的重要水利工程更是不絕于書。黑河流域，詩人陳子昂建議于甘州（今甘肅省張掖市）興渠屯田，大獲成功；討賴河流域，名將王方翼在肅州（今甘肅省酒泉市）修建環形水網與水磨，軍民兩利。疏勒河流域的故事最為傳奇，瓜州（今甘肅省瓜州縣鎖陽城遺址）刺史、安祿山發跡時的重要恩主張守珪在一次慘烈戰役后登城禱祝，一不祭奠烈士，二不詛咒對手，只是希望上天能早發洪水并沖出祁連山中的大木，以此修補被敵人破壞的渠堰。這些渠堰的一部分在201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位列鎖陽城遺址點四個核心物項之一。近世以來“苦甲天下”的甘肅人似乎特別鐘情《資治通鑒》借鑒自《明皇雜錄》中的一段文字，謂唐玄宗時代“自（長安）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岑仲勉、史念海等前輩學者對此多有辯證，然而河西走廊在8世紀前中葉的相對繁榮應屬事實，水利的支撐作用功不可沒。

雖然有著基本清晰的文獻記載，但要在現實空間中找到河西走廊古代水利工程遺跡并非易事；除卻鎖陽城遺址外大面積棄耕農田中的水渠遺址，依據文獻尋找一條古渠的確切方位與走向尤其困難。其首要原因，在于河西走廊渠道形態的“非典型”。20世紀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兩度進入河西走廊，詳細記錄所見并測繪地圖，在許多地方無法準確辨識河道與渠道的區別。1949年之前，河西走廊主要干渠皆無襯砌、護岸工程，多數地段亦無渠堤修筑，行水日久，其形態與天然河道無異。部分干渠不僅寬度超過天然河道，亦如河道般自然擺動，以至于支渠分水口位置也要不斷調整。最為著名的是清代中期疏勒河中游興建的大型干渠“黃渠”，長達八十余華里，幾十年后即取代原河道，至今仍是地圖上玉門市與瓜州縣之間疏勒河河道的主體。

圖2 始建于清代、改修于民國的高臺縣三清渠渠口，黑河大股水流自圖片中部向右側進入渠口、僅有小股經左側滾水堰復入天然河道，甘肅省首次水利遺產調查組成員、云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博士生王瑞雪攝。

河西走廊渠道如此“不羈”，顯然與其地廣人稀的地理格局有關。河西走廊由諸多相互獨立的綠洲構成，綠洲間的廣袤戈壁無泛濫沖刷之虞，不必約束渠身；綠洲邊緣的局部地方實行變相的游耕制，不惜“田隨渠走”。至于肥沃的綠洲腹地當然寸土寸金，穩定的渠系結構非常重要，一些地區先民采用“以路為渠”之法。傳統技術條件下，自然形成的道路大多缺乏堅實路基，人馬奔馳日久，路面不斷下沉，漸漸低于兩邊形成槽狀地形，如高程合適，不啻“天成”渠道。《河西走廊水利文獻類編·討賴河卷》收錄酒泉檔案館藏民國檔案顯示，1936年甘肅省政府調查發現酒泉“各壩往往以道路作渠底”，當地民眾承認屬實，但強調“其流水之時較少，走人之時較多也”。灌溉本來就是間歇進行，非灌溉時期的外地旅行者，大約很難意識到“渠在腳下”。時移世易，古道尚且不存，遑論古渠？倒是筆者少年時代讀《莊子》時，常常疑惑原本自由的游魚何以在歷史車輪的印跡中苦苦掙扎，不料竟在河西走廊意外得到“涸轍之鮒”的正解。更為意外的是，河西走廊最具代表性的古代水利遺跡不在地表，而是“高懸”于半空之中。

二、巨塹幽隧：作為古代工程奇跡的洞子渠

河西走廊諸河流出祁連山后水流驟然平緩，水流所攜帶的大量粗粒物質不斷堆積，天長日久形成規模巨大的沖積扇。其中部分河流因出山口附近構造抬升等原因，遂深切古沖積扇，由此形成可媲美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奇異的景觀：行走于祁連山前坦蕩如砥的荒原，眼前會猝不及防地出現一條數十米甚至上百米深巨塹，如傷痕般撕裂大地。冷兵器時代，這些巨塹曾被戍邊者用為難以逾越的軍事屏障。自遼東蜿蜒萬里而來的明代邊墻在嘉峪關外的戈壁中戛然而止，“第一墩”之下便是巨塹中奔流的討賴河。但在另一方面，巨塹的存在也給先輩們帶來不小的麻煩，部分古沖積扇上覆蓋有適宜耕作的黃土，卻因與河面的巨大高差難以就近引水灌溉。所幸，古沖積扇雖平坦卻天然傾斜，地勢南高而北低，而巨塹中的河道也有著同樣明顯的比降。這意味著，只要在足夠上游的某段河床中修建引水口，同時修建比降低于天然河床的渠線，就有可能將河水“牽上”高崖，灌溉巨塹兩旁的大片平坦土地。

圖3 洪水河巨塹及其西岸耕地村莊，崖壁可見明清洞子渠水平導洞洞口，嘉峪關市融媒體中心外宣中心主任高翔攝。

對于中國的能工巧匠而言，在較長距離的山地渠道施工中精準控制高程是一項早已成熟的技術。為支持秦王朝對嶺南的經略，我們的先輩在兩千多年前已在廣西北部的山地丘陵間成功建成溝通長江、珠江兩大水系的人工水道——靈渠，其比降被嚴格控制以形成利于行船的平緩水流，由此被李約瑟稱為世界上第一條等高線運河。從河西走廊的巨塹底部引水、沿兩側向下游岸上修建引水渠道，其原理并不復雜，但在施工中會遇到他處罕見的巨大困難。這些巨塹兩側多為90度之垂直陡崖，森然壁立若刀劈斧削。在中國多數地方，沿山渠道修筑時克服陡崖的方法，是向崖壁內鑿出“凹槽”、同時沿崖壁位置砌筑渠堤以形成渠線；太行山腳下著名的紅旗渠，部分渠段即如此修筑。遺憾的是，此種方法完全無法用于河西走廊的巨塹。這些巨塹位于古沖積扇上，其質地由膠結狀的砂礫卵石構成，多數地方結構松軟、尚未成巖，極易崩落坍塌，修筑嵌入山體、“三面石一面空”的渠道根本無法保持穩定。在此情形下，巨塹絕壁上的渠道只能采取一種形式——隧洞。

今酒泉城南、討賴河支流洪水河即是一條從巨塹中流出的河流。據明代萬歷年間成書的《肅鎮華夷志》記載，洪武年間肅州千戶曹赟帶領軍民在洪水河巨塹西岸建成第一條引水隧洞，當地人呼為洞子渠或洞子壩。洞子渠的建成擴大了灌溉面積，明代即有俗語“有人修起西洞子，狗也不吃麩剌子”，謂其顯著增加糧食產量。不久，洪水河東岸亦修筑洞子渠，并逐漸擴散向東擴散至黑河干流的張掖，今日酒泉、張掖分別有“西洞”地名，此即“西洞子渠”之簡稱。2024年甘肅省首次水利遺產調查中，我們在河西走廊發現保存較好的洞子渠尚有4處，其中3處經現代化改建后至今仍作為骨干工程使用，總長度近20千米，灌溉面積約50萬畝。

綜觀中國水利技術史，長距離引水隧洞至遲在西漢已經出現，最著名的即是漢武帝時代在關中地區修造的龍首渠。龍首渠引北洛河灌溉，取直線以隧洞方式穿越商顏山。為了打通這條十余華里長的隧洞，前人采用垂直導洞法進行施工，每隔一段距離先開挖豎井，然后將底部聯通，故又稱為井渠。此種施工原理，與清代以來新疆吐魯番等地的坎兒井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二者之間的差異也相當明顯。龍首渠以河川徑流為水源，水量豐沛、灌溉面積大，然易受洪水沖擊，加之建筑于黃土地帶，只運行極短時間即坍塌湮塞。坎兒井以地下潛水為水源，水量清澈穩定，雖單井灌溉面積較小（一般僅為數十畝），經定期淘撈維護后可以長期使用。因此，在河西走廊洞子渠被重新“發現”以前，中國傳統河川引水工程中缺乏長距離引水隧洞穩定運用的實例，短隧洞則往往有之，如福建霍童灌溉工程中長700余米的琵琶洞。至于傳統城市排水系統中頗多使用的暗渠，多系明挖后加蓋而成，與隧洞施工原理相去較遠。

筆者第一次見到洞子渠的真容是2009年的冬季，最初的動機并非為“搜渠”，而是慕名探訪“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出產地——酒泉洪水河，此間曾是祁連玉籽料的重要淵藪。站在河流巨塹的底端仰望兩側高聳崖壁，目光隨即為高懸數十米的數列洞口所吸引，此即被清人列入肅州八景的“紅水穿碉”。此間所謂“碉”正是洞子渠。與龍首渠與坎兒井相似，洞子渠同樣采用導洞法施工，只不過其多數導洞為水平導洞。水平導洞口皆開鑿在崖壁上，有三重用處，第一是作為施工人員進入、渣土廢料傾出的通道，第二是施工人員的臨時居所，第三是進洞洪水超過一定水位時的溢洪孔道。特別是其溢洪道的功能，不但使其免于如龍首渠被沖崩的命運，更造成獨特的景觀效果：遠觀導洞口，平時整齊劃一、若笛簫之孔，洪峰到來時則飛瀑并注、若千龍吐水。平坦的崖頂常常令觀看者忽略其傾斜的地勢而誤以為其為水平，以此為參照則水平導洞口構成的直線一路抬升，形成“水往高處流”的錯覺。從一處水平導洞進入業已廢棄的清代隧洞，橫斷面略呈卵形，符合現代工程力學原理的穩定結構，未見襯砌、支護痕跡，與新疆坎兒井相似，然引水流速、流量均遠遠過之。

圖4 清代洪水河洞子渠水平導洞外觀還原圖，甘肅畫院郭思言先生遺作

清雍正時期，在肅州為平定準噶爾戰爭籌辦糧草的沈青崖參觀了正在改建中的洪水河東洞子渠，立即為其折服，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詳細記載了這條長度“計十里有奇，洞工什七八”、隧洞橫斷面“高等于身，廣可攘臂”的引水渠道在形制工藝方面的種種細節，形成《創鑿肅州壩莊口東渠》一文并收入其主持修纂的《重修肅州新志》之中。其中最令沈氏為驚訝有兩點：一為水平導洞之間多頭掘進時“以暗工摸索，而及其穿通，莫不吻合”，對接十分精確；二為渠道在跨越部分與巨塹垂直的沖溝時采用倒虹吸技術，“更為險怪，疑于鬼工”。沈氏不以水利事務見長，對其工程原理大為不解，只有贊嘆道：“如蟻穿九曲珠，如蟲蛀木，如蚓食壤，五丁之開蜀道，神耶？人耶？余又安從而測之耶？”沈氏還注意到，新建隧洞的下方“故已穿隧，特閱世既久，滄桑易變，堙圮不能行水”，可見前人的營造工作早已展開。

圖5 水利部辦公廳原主任顧浩（戴墨鏡者）等專家學者進入洪水河東干渠隧道（1970年代經現代化改造的紅水河東洞子渠）查勘，甘肅省水利廳討賴河流域水資源利用中心供圖

在沈青崖探訪東洞子渠之前，署理肅州知州童華已經在統籌西路軍事的大學士鄂爾泰支持下，在九家窯（今酒泉市肅州區清水鎮）馬營河流域開鑿洞子渠成功，成為清代西北屯田活動中水利建設的代表性篇章。不僅童氏撰《九家窯屯工記》一書自敘其功，九家窯更與柳林湖（今民勤縣北）、三清灣（今高臺縣南）、毛目城（今金塔縣東北）一道作為嘉峪關內屯田的代表區域，多次見于各類政治文件。甘肅省首次水利遺產調查組成員、中央民族大學陳智威博士發現，清代中期有關河西走廊屯田事務的奏議文字將多“洞”與“渠”并舉，可見隧洞已成為清代高層認知中河西走廊水利工程的代表元素。

三、其命維新：水利技術的歷史學觀察

以現代水利工程學視角觀察，河西走廊洞子渠可謂我國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建設長距離隧洞的典范，其施工難度、工程穩定性、控制灌溉面積，均可在中國水利工程技術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但洞子渠出現的文獻證據畢竟遲至明初，且只存在于河西走廊中部的黑河、討賴河流域沿山地區。在漫長的歷史時期，河西走廊多數區域的灌溉技術保持著獨特的穩定狀態。

敦煌文書P.4017《渠人轉帖》中記錄了唐代黨河灌區水利修造活動中民戶應自備的工程原料，包含“枝兩束，白刺一束”。此處的“枝”與“白刺”分別為小型喬木與沙生灌木，直至民國時期仍在河西走廊水利修造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些植物主要被用于水工建筑修造，主要工藝類型有二。第一類為石籠壩。石籠形似都江堰竹籠，只是其編制原料由竹改為紅柳、芨芨草，內填卵石，數百石籠堆疊成壩。河流中游出山口附近卵石豐富，渠道的引水口多用石籠壩作為壅水或導水建筑物，前述洞子渠之引水口即是如此。第二類為柴草壩，由植物根莖與沙土交叉堆疊并壓實，與敦煌漢長城之修筑相仿。河流下游地區及泉水溢出帶缺乏卵石資源，渠道的引水口與泉水塘壩多使用柴草壩，始建于清代中葉、目前尚在運用的瓜州縣橋子東壩為僅存代表。

圖6 1940年代鴛鴦池水庫大壩圍堰合龍前照片，圍堰即以傳統石籠壩方式建設，酒泉市檔案館藏。

圖7 上為瓜州縣橋子東壩全景，系平原小型水庫；下為出水口局部結構，可見紅柳沙土堆疊壩體。張景平攝。

以植物為主要原料開展水利修造，在中國中東部地區有著漫長的歷史。距今5000年的良渚遺址，即發現以“草包泥”方式修筑的原始堤壩。西漢時期著名的瓠子堵口中，漢武帝令百官“負薪”，此為植物原料用于河工的明證。后世黃河防汛中，逐漸進化出草席卷土石作為預制件的埽工，一直運用到20世紀中期。植物纖維自帶工程韌性，原料易于獲取、加工簡單，但以之為主要原料的水工建筑工程強度低、永備性差，極易被沖毀，需頻繁修繕。自宋元時代起，中國中東部地區悄然開啟一場“易木為石”的水利革命，重要工程如浙江海塘、洪澤湖大堤等相繼改砌石結構，其穩定性、可靠性出現飛躍式發展，流風所漸遠達西北的寧夏黃河灌區。相形之下，河西走廊似乎錯過了這一歷史變革，以植物為主要原料的水利工藝保存至20世紀中后期。

河西走廊以植物為主體的水工建筑修造模式雖然物質成本低廉，但人力成本十分高昂，這是由河西走廊諸河的水文特點所決定。河西走廊內陸河徑流的月際變化極為明顯，年徑流的大部分集中于汛期。河西走廊各河洪水多由祁連山區短時強降水、短時間氣溫驟升導致冰川融水加大有關，洪峰極為猛烈，無論石籠壩或柴草壩皆無力抵擋。如果與季風區河流相比，西北內陸河洪峰的流量曲線更為“尖瘦”，漲得快落得也快。在缺乏充分調蓄手段的傳統水利時代，洪水是干旱區極為寶貴的灌溉水源，故河西走廊各灌區普遍依賴引洪灌溉，必須在極短時間內搶修被沖毀的水工建筑物，否則就會導致珍貴的洪水完全不能入渠，大量耕地將因失去灌溉機會而絕收。制作石籠、堆砌柴草的工作并不復雜，用較少人力、較長工期可從容完成；假設總工作量不變，一旦工期被極限壓縮，所需人力必然陡增，這是極為簡單的邏輯。何況要在洪水期完成工作，其總工作量本身必然大為增加，導致所需人力數量進一步上升。

宋元之后，隨著中東部地區水利技術革命的發生，石工的維護周期較土工木工明顯延長，“歲修”成為一般常態，水利活動中人力需求有所降低。反觀河西走廊，多數地方每年要數次“上壩”，每次均需投入大量人力。偏偏河西走廊位于胡煥庸線左側，人口數量與中東部毫無可比性，故水利事務的動員比例達到令人驚異的程度。在口述史調查中，受訪耆老普遍提到，直至上世紀60年代河西走廊各灌區在汛期搶修時仍普遍存在著“煙洞子工”“鍋底子工”一類義務勞動名目，其含義為凡有炊煙、凡需烹飪的家庭均需無條件派出人力參與搶修，不論貧富、不計老幼，甚至不分性別。相形之下，明清江南水利與黃河-運河事務中，逐漸普及雇傭勞動并建立相應的財稅支持體系，而河西走廊原本就極為有限的人力資源被束縛在繁重的水利事務中。

河西走廊何以錯過宋元時代的水利技術革命？一種樸素卻不能令人完全滿意的解釋是當地缺乏易開采運輸的優良石材，但更為根本的原因恐怕需要研究者結合邊疆社會運行的深層原理中繼續思索，本文暫不展開討論。在生態學視域中，河西走廊各綠洲都有人口承載力的上限，超過上限則生態系統有崩潰風險；而從水利技術史觀點出發，農業時代的河西走廊的多數綠洲還應存在一個人力資源下限，即當人口規模低于汛期搶修動員所需的最低數量時，農業生產會因灌溉活動無法展開而宣告停頓。據此，區域歷史中反復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便有了新的解釋。每逢戰亂結束后的重建時期，河西走廊社會經濟的恢復速度都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唐初、明初、清初皆是如此，戶口數量長期在低位徘徊；而清末戰亂后，近代文獻中更是頻見因“渠大人稀”導致水利衰敗的哀嘆。另一方面，只要經歷稍有規模的屯田移民活動，國家力量使人力資源規模超過水利需求下限，河西走廊的糧食生產與人口自然增長即明顯加速。

近乎停滯的傳統水利技術無疑給近世河西走廊區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即使洞子渠這樣的局部工程奇跡也無法改變整體面貌，直到現代水利技術的引入。從抗戰中期開始，河西走廊的水利現代化事業迅速推進，并與區域社會天翻地覆的發展變化相伴展開。各類水庫的興建使汛期與非灌溉時期的徑流被儲存下來從容使用，以鋼筋混凝土為主要材料的永備渠首取代石籠與柴草壩，區域社會再也不必投入大量人力甚至付出生命代價在洪水中挑渠上壩。今日河西走廊的灌溉保障能力已居于全國先進地位，很多區域實現了旱澇保收，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中東部地區某些區域的暫時性的水利廢弛在這里從未出現。在技術領域，河西走廊現代水利事業以一種近乎決絕的態度與傳統迅速揮別，這本身已構成河西走廊水利遺產演化中的獨特現象。

圖8 疏勒河昌馬渠首（1949年后在清代昌馬大壩原址數次改建）與昌馬新舊總干渠（1949年后新建）

《河西走廊水利文獻類編·疏勒河卷》曾記錄一段瓜州縣耆老的口述訪談：

小的時候，瓜州的面貌不是這樣，公路曲曲彎彎，渠也是曲曲彎彎。我聽老人說，我們是唐朝的埂子宋朝的溝。埂子你們懂不懂？就是田里面的地埂子。 這么老的埂子和溝，那還不得是曲曲彎彎的嗎? ……1968年的時候, 支渠通到我們村了, 直直的渠，路也成直的。你們不要小看這個從彎到直，影響群眾的精神面貌。以前農村有個筆直的東西不容易，門檐、鐵锨、木匠放的墨斗線，就這些東西就是直的。修支渠的時候, 村里的老人特別喜歡去工地看。看什么？就看這個直直的勁頭嘛，一直到天邊上。路是直的、渠是直的、林帶也是直的，啥都規規矩矩，人每天看這樣的東西，和看那些彎彎曲曲的渠和路，想法就不一樣了。

筆直的現代化渠道構成河西走廊大地上全新的景觀要素，奔騰的渠水帶著當地民眾的希冀奔向未知的將來，拓展著他們對世界的認知與想象。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漢簡曾記載，西漢中期曾試圖從敦煌向西北塞外修建一條運河海廉渠，其所溝通的西域同樣承載著漢王朝未盡的光榮與夢想。水利之于邊疆的隱喻，在此跨越千年。兩千多年前計劃穿越白龍堆與羅布泊東緣死亡地帶的海廉渠注定不能成功，而河西走廊的現代水利仍在不斷譜寫新的傳奇。古今水利的巨大差異本質上是技術體系的差異，中國現代水利脫胎于傳統水利但并非因循，或者說現代水利正是因拒絕繼承“唐朝的埂子宋朝的溝”而意義非凡。只有深入理解“其命維新”的技術邏輯，才能更好理解與之相關的制度變遷、社會運行與文化表現，更加深刻地建構水利遺產中承載的行業精神譜系，更好地使中國水利史研究發揮鑒往事、知來者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