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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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城之戰伊始,漢軍并未兵分兩路,而是在晉陽之戰后方分兵北進。結合漢初漢匈雙方實際控制區域和武泉的交通、軍事地位,以及周勃前往武泉的道路狀況、所需時間來看,周勃難以到達“云中郡武泉縣”,實際所至“武泉”或為句注山南麓之“崞縣揚武溝”。平城之戰中劉邦能夠從匈奴的包圍圈中解圍,主要不是使用了“美人計”或簽訂了“城下之盟”,而應是雙方在平城激戰后形成的戰略僵持態勢,促使雙方相互妥協的結果。
關鍵詞:晉陽之戰;云中郡武泉縣;崞縣揚武溝
平城之戰深刻影響了漢匈關系的走向。學界關于平城之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平城之戰對漢匈關系的影響。劉光勝、彭年、張烈、王進先等認為,平城之戰深刻影響了漢匈雙方的民族政策與策略。二是匈奴“開圍一角”原因的探討。林劍鳴、李德龍、陳序經、林幹等學者認為,劉邦所用“美人計”是解圍的主要原因;武沐則認為,在于劉邦訂立的“城下之盟”。三是關于白登山地望的考證。趙新春認為,漢代白登山是今馬鋪山;而靳生禾認為,是今之采涼山。此外,宋超分析了平城之戰對兩漢社會心態的影響。
學界已有成果雖對平城之戰中的諸多問題進行了研究與分析,但在平城之戰中漢軍的進軍路線、周勃所至“武泉”地望和劉邦如何跳出匈奴的包圍圈等史地問題上仍具有探討和挖掘的空間。緣此,本文擬對平城之戰中周勃北“逾句注”的進軍路線和實際所至“武泉”地望等問題作一些分析與探索,就教于方家。
一、晉陽之戰:周勃前至“武泉”之始
在研究平城之戰漢軍行軍路線中,學界存在一種先入之見,認為戰爭伊始漢軍便兵分兩路北“逾句注”,然而文獻中多有“高帝自將兵往擊之”“高帝自往擊之”“上自將擊韓王信于銅鞮”“高帝自往擊”等記載,“自往”“自將”表明戰爭伊始劉邦親率漢軍北上,并未兵分兩路。實際上,漢軍兵分兩路北擊匈奴應是在晉陽之戰之后,史載:
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
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余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
由上可知,劉邦先在“銅鞮”擊敗韓王信,然后北上“晉陽”,并在“晉陽”擊敗了韓王信和匈奴聯軍,此段漢軍行軍路線較為清晰。但在晉陽之戰后,戰場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漢軍不僅需要追擊沿汾河北退的韓王信與匈奴聯軍,還要迎戰“聚于代谷(今河北蔚縣附近)”的冒頓軍團。為此,漢軍開始兵分兩路,北“逾句注”,追擊匈奴,劉邦所率漢軍目標為“聚于代谷”的冒頓,而周勃所率漢軍的目標則是韓王信與匈奴殘軍,周勃于斯時始率軍北上“武泉、武泉北”。晉陽之戰前,周勃僅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于代”,行軍路線與劉邦基本一致。
劉邦所率漢軍北至代谷的路線,《史記·劉敬傳》記為途經“廣武”至平城,而《漢書·高帝紀》則記為途經“樓煩”至平城。因為廣武縣在句注山南,“樓煩”則位于句注山西。劉邦進軍的目標為“聚于代谷”的冒頓,而此時周勃業已“還攻樓煩”,故劉邦無需西繞樓煩翻越句注山,相比之下其行軍路線,經廣武北“逾句注”“至平城”,較為便捷。劉邦所率漢軍的行軍路線應為“銅鞮”—“晉陽”—“廣武”—“平城”。
晉陽之戰后,周勃率漢軍一部沿汾河北上“武泉、武泉北”追擊韓王信與匈奴聯軍的行軍路線,《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載為“晉陽”—“硰石”—“樓煩”—“武泉”,而《史記·韓信盧綰列傳》則記為“晉陽”—“離石”—“樓煩”—“武泉”,不難看出,其所經之地有“硰石”“離石”之分歧。顧祖禹認為“硰石城”在明靜樂縣東北,即汾河沿岸的漢汾陽縣附近,今人張大可亦從顧說,“離石”位于呂梁山中段西側,今呂梁市離石區附近。晉陽大敗后,韓王信和匈奴聯軍的首要任務應為向北撤退,保全力量,而不會向西深入漢朝統治區域“離石”附近,且“晉陽”至“離石”需要翻越呂梁山,山路崎嶇不利于匈奴騎兵的快速奔走。匈奴前往“離石”的記載存疑,周勃沿汾水北上在“硰石”附近追擊匈奴的記載更為可信。晉陽之戰后,周勃率領漢軍沿汾河繼續北進,在硰石“破”韓王信與匈奴聯軍,攻至樓煩,行軍路線應為“銅鞮”—“晉陽”—“硰石”—“樓煩”。樓煩之戰后,隨周勃作戰的灌嬰攻“至馬邑”,并“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沿桑干河(治水)東北行至平城,而周勃則率漢軍,前至“武泉”。
二、周勃未至“云中郡武泉縣”
關于周勃所至“武泉”,學界一般認為是“云中郡武泉縣”,遺址位于“今呼和浩特東北30里塔利村北面的漢代古城”。但是,此“武泉”遠離中心戰場平城,結合漢初漢匈雙方實際控制區域和武泉的交通、軍事地位,以及周勃前往武泉道路狀況、所需時間來看,我們認為周勃難以到達“云中郡武泉縣”。
首先,平城之戰前后“云中郡武泉縣”始終處于匈奴的有效控制之下,周勃率領漢軍進入“云中郡武泉縣”的可能性較小。平城之戰之前,劉邦“以云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但是“劉喜雖封代王,僅是遙領而不能之國。那是因為高帝初年,代地,即云中、代郡、雁門三郡之地,大部為匈奴所侵”。平城之戰之前,漢朝雖然名義上擁有云中、代、雁門三郡五十三縣的土地,并封給劉喜,但漢朝對此三郡的大部分地區尤其是陰山南麓防線前沿的“云中郡武泉縣”難以形成有效控制。平城之戰后,“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云中。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云中郡縣”,“此時漢朝應當恢復了云中、代、雁門三郡的南部”,但“尚不能恢復三郡在秦時的規模”。故朱鄭勇認為:“高帝初年,秦時的雁門、代、云中三郡之地大部為匈奴所侵。直至高帝七年,才恢復了上述三郡的南部地區,只得秦郡之半,且仍處于很不穩定狀態。大約在惠帝、高后初年時,云中郡邊界北推至趙武靈王長城下。”可見,平城之戰前后,處于云中郡偏北的“武泉縣”始終處于匈奴的有效控制下,是匈奴南下入寇漢帝國的基地,周勃率領大軍遠離中心戰場前至匈奴控制區域“云中郡武泉縣”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武泉是平城之戰中關乎匈奴勝敗的交通和軍事要地,匈奴勢必牢牢控制,周勃率軍前至此地之說或不成立。從交通戰略地位看,云中郡是中原政權北伐中道的必經之地,在秦漢陰山邊防線中處于“橋頭堡”的地位,交通地位突出,而位于陰山防線前沿的武泉縣交通地位不言自明。從軍事地位看,西漢在陰山構筑了三道防線,其中“第二道防線所在武泉地區是陰山以南的主戰場的戰場指揮部、大本營所在地······其北面的蟠龍山,是一道天然障壁,擋住了匈奴騎兵從陰山背后前來偷襲之路,是指揮陰山各峪口軍事行動最好據點”。若周勃率領漢軍到達陰山南麓防線“橋頭堡”和“指揮陰山各峪口軍事行動最好據點”“武泉”“武泉北”,不但會切斷匈奴北撤的交通大道,將匈奴牢牢地困在漢帝國的北方地區,而且可以“武泉”為“據點”與劉邦所率漢軍相互配合、南北對進消滅匈奴。但從戰爭結果看,冒頓將劉邦困于平城,并最終順利撤到漠北。可見,整個平城之戰期間,“中道”“平城—武泉”段始終處于匈奴的有效控制下,周勃率軍至云中郡“武泉”“武泉北”之說值得懷疑。
最后,從現實行軍難度和時間來看,周勃也難以到達“云中郡武泉縣”。周勃從句注山南麓“霍人”至“武泉”“武泉北”,需要翻越“天下九塞”之一的句注山,其谷道“細小狹窄,雖還不至于僅容一車一騎,然大隊人馬奔馳確也并非容易”,這就極大地延緩了周勃的行軍速度,而且從句注山至“云中郡武泉縣”來回兩千余里,其道路多山地、河流,山長水遠,周勃的車騎兵需攜帶輜重并在“卒之墮指者十二三”的“大寒雨雪”天氣里前行,行軍異常艱難,依《孫子兵法》所說每天行軍50里,在比較順利的情形下,周勃僅進軍來回奔馳句注山與“云中郡武泉縣”之間至少需要40天的時間,而整個平城之戰歷時也不過月余,從行軍的難度和時間看,周勃難以到達“云中郡武泉縣”。
綜上,從平城之戰前后漢匈實際控制區域、“云中郡武泉縣”的交通和軍事戰略地位以及周勃行軍難度、行軍時間等角度看,周勃難以前至“云中郡武泉縣”。
三、周勃所至“武泉”或為“崞縣揚武溝”
上文已述,周勃所至“武泉”應不是遺址位于今呼和浩特東北30里塔利村北面漢代古城的“云中郡武泉縣”。縷析文獻發現,周勃所至“武泉”之地望有位于句注山南麓的可能性,史載:
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
景帝中六年(前144),匈奴入侵漢帝國,從文獻的敘事邏輯和匈奴進軍路線的角度看,匈奴應首先入雁門,然后到達武泉,最后南下渡過黃河進入上郡(包括西河郡),此“武泉”應位于雁門郡以南和上郡以東地區,地理上靠近句注山以南,否則,匈奴入雁門后又折返至“云中郡武泉縣”,再南下至偏東的上郡,是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進軍的常規,此“武泉”并不是“云中郡武泉縣”。“武泉”之地望有靠近句注山的可能性,周勃率領漢車騎兵經過句注山附近的“武泉”是完全有可能的。后世文獻繼續推進對此“武泉”地望的考證,認為周勃所至“武泉”或為“五泉”之訛,當指句注山南之“崞縣揚武溝”。
《冀州圖》認為,周勃“以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前至武泉當是五泉······《圖經》之五泉當指沙河抑或統揚武溝而言”。據《史記》記載,“崞縣之揚武溝亦名武泉”,周勃“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皆當在陘南”,隋《圖經》:“滹沱水西與五泉合是也。顧氏并舉以證此城似未核,然《漢書》已武泉、五泉互書矣。”《歸綏道志》認為,“雁門郡南別有武泉”,灌嬰“破胡騎于武泉北”、周勃“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以及景帝中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其地(均)當在(雁門)關南,為崞縣之揚武寨”。《綏遠通志稿》認為:“《一統志》《方輿紀要》均引周勃、灌嬰等擊破胡騎于武泉,斷為即是此地(筆者按:云中郡武泉縣),不知嬰、勃等破胡騎之武泉,在雁門以南。景帝中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可證其謬。且周勃擊韓王信,其兵乃自南而北,彼于至代以前。即先至武泉破胡騎,則彼之武泉明在代南,又安得以塞北隸云中之武泉指為一地乎。蓋雁南武泉,今名揚武塞,屬崞縣,與此別是一地。”。諸志首先認為,周勃實際所至“武泉”,因“武”“五”互書或互訛,“武泉”即“五泉”,并認為顧祖禹考證周勃所至“武泉”在云中郡之說不妥,其二,“五泉”亦稱揚武溝,又作羊虎溝、陽武河等,在今原平市西北揚武峪堡一帶,舊屬崞縣,向東注入滹沱河。
除諸志考證“崞縣揚武溝”為周勃所至“武泉”外,從交通的視角看,“崞縣揚武溝”是周勃實際所至“武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揚武溝”發源于崞縣西部的管涔山,是滹沱河支流,全長74公里,河水劈山越谷,形勢險要,掌控著汾河流域通往滹沱河流域的東西交通要道。“揚武溝”所在的原平市(崞縣)的興起與交通更是密切相關,自先秦時期始該地便是中原政權北伐中道的必經之路,今太原至雁門關之間的交通就是沿忻州至代縣之間的長廊地帶行進,而忻代之間的原平市(崞縣)正是“長廊”的中間路段,是南北向交通大道的必經之地。歷代統治者為掌控經原平市(崞縣)的這條南北交通大道紛紛置州縣加以控馭,兩漢、西晉時置原平縣、大業年間設崞縣、武周時期建武延縣、元代稱崞州,故評論曰:該地“當山河之沖,扼南北之要,昔之置縣于此,意深矣”。自原平市(崞縣),東北行50公里抵達今代縣,轉而西北行18公里,即到達扼塞重險雁門關(句注山),故“崞在雁門之南,雖稱腹里,而臨邊止一帶”。
鑒于該地位于南北交通大道上,扼守滹沱河谷,并靠近句注塞,戰略價值甚為重要,平城之戰爆發后匈奴便“引兵南逾句注”,迅速占據了“崞縣揚武溝”。匈奴占據此地不僅可以掌控南北交通大道,打開通往太原、晉陽、銅鞮的北大門,使其南下采掠無所顧忌,更能極大地震撼漢帝國,使其倉促應戰,故曰該地“首所恃有雁門一障耳,脫失守,崞即其沖,崞虞,兵可深入無忌”。進一步而言,在平城之戰中,匈奴占據該地會直接切斷漢軍北上平城營救劉邦的必經之路,并為“聚于代谷”的冒頓提供戰略掩護,平城之戰中匈奴在與漢軍作戰雖多次敗北,但仍能集結于平城圍困劉邦,與其掌控“崞縣揚武溝”這一交通便利之地,方便其快速進軍存在密切關聯。
從周勃行軍難度、行軍時間的對比來看“崞縣揚武溝”是“武泉”的可能性亦較大。晉陽之戰后,周勃沿汾河流域追擊韓王信與匈奴聯軍至硰石、樓煩,折向東前至“崞縣揚武溝”,相比前往“云中郡武泉縣”的道路,周勃前往“崞縣揚武溝”所經地區多為河谷平原地帶,地形較為平坦,依據“步兵利險”“車騎利平地”的作戰與行軍原則,“晉陽”至“崞縣揚武溝”的道路更便于周勃車騎兵快速奔走和作戰。此間路程大約600里,相比“云中郡武泉縣”極大地減少了交通里程和行軍壓力,僅需12天周勃便可到達“崞縣揚武溝”,使其有足夠的時間消滅附近之敵人,并北上平城。故而為爭奪此地,周勃率領漢軍與匈奴進行了殊死搏斗,先戰“武泉”又戰“武泉北”,《史記》記錄了同一空間下的這兩場戰斗,這在《史記》的書寫過程中是不常見的,足以說明該地的重要。故,以諸志所論,結合“崞縣揚武溝”的交通戰略地位,對比周勃前往兩地的行軍難度、行軍時間,“崞縣揚武溝”或應是周勃實際所至“武泉”。周勃在“崞縣揚武溝”擊敗韓王信與匈奴聯軍后,沿著滹沱河繼續北上并“降下霍人”,然后翻越句注山到達平城,參與營救劉邦的戰斗。
四、匈奴“解圍之一角”新說
劉邦被困白登山“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劉邦如何從匈奴的圍困中掙脫出來,一般認為是“美人計”或訂立“城下之盟”,但此說忽略了匈奴“解圍之一角”的前提,即漢匈雙方經過激烈交戰,在平城南線形成僵持態勢,劉邦方能以此為契機通過談判而達成妥協。
平城,“平”《爾雅·釋地》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又《詩經·小雅·黍廟》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可見“平”有地形平坦之意,“平城”也即地形平坦之城。平城所在的大同盆地為河流沖積平原,盆地內部地形平坦,平均海拔在1200—1300米之間,起伏較小。“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梁商認為“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匈奴之眾易橈亂也”,即平坦的地勢更有助于漢車騎兵發揮優勢擊敗匈奴,史載:
(周勃)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后擊韓信軍與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
匈奴復聚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
在平城之戰進程中,漢軍的車騎兵分別在地勢較為平坦的汾水流域和桑干河流域與匈奴作戰,均取得“擊破”或“破之”的戰果。平城地形平坦,有助于漢車騎兵發揮優勢“橈亂”匈奴。史載:
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骍馬。
“匈奴騎”中“南方盡骍馬”,“赤黃曰骍”,“骍馬”即棕黃色的馬匹。從生物學角度來看,匈奴馬是由蒙古野馬馴化而來,蒙古野馬毛色較為單一,以黃色(棕褐色)為主,可見“骍馬”軍團應是匈奴的主力軍團。冒頓將“骍馬”軍團布置于平城南線,應是迎擊前來救援的周勃所率車騎兵,雙方在平城南展開激戰。史載:
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
深澤齊侯趙將夕,以趙將漢王三年降,屬淮陰侯,定趙、齊、楚,以擊平城功侯,七百戶。
共嚴侯旅罷師,以齊將漢王四年從淮陰侯起,擊項籍,又攻韓王信于平城,有功,侯,千二百戶。
周勃所率車騎兵與冒頓在平城南線展開激戰,僅從戰后封賞而言“勃遷為太尉”,其他將領有“侯,七百戶”或“侯,千二百戶”,表明周勃之“車騎兵”在和匈奴“骍馬”作戰中獲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牽制了匈奴的主要軍事力量,并在戰略上有力地配合了劉邦,使其憑借有限的軍事力量和白登山居高臨下之勢連續抵抗冒頓七天的圍攻。但漢軍“中外不得相救餉”也表明周勃率領的車騎兵在與冒頓的“骍馬”軍團作戰中雖占據了上風,仍無法逾越“骍馬”軍團所構建的平城南防線,雙方在平城南線形成戰略僵持的態勢。以往學界多認為劉邦通過“間厚閼氏”使其勸諫冒頓放棄對劉邦的圍困,然冒頓視閼氏如草芥,不會僅憑閼氏一言而放棄圍困劉邦。冒頓此時愿意“解圍之一角”,應由以下原因促成:
首先,漢匈于平城形成僵持,匈奴難以消滅漢軍,對于以游牧經濟為基礎的匈奴來說,冬季不利于持久作戰,匈奴此時愿“解圍之一角”,不僅可保存實力,亦符合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之作戰風格。
其次,冒頓的主要目的是“掠奪”漢朝物質資源,以補匈奴游牧經濟之需,而非俘獲漢朝皇帝。因此,當劉邦答應“厚遺”匈奴后,冒頓也便無須繼續圍困劉邦,“從長遠上看,(冒頓)于掠奪邊郡的同時,讓漢王朝保留下來,迫使它每年進貢,源源不斷地將各種農產品、手工業產品運到龍庭來,這種壓榨勒索的辦法應是最有利的”。
綜上,漢匈在平城南線激戰后形成僵持局面,并在劉邦答應“厚遺”匈奴的背景下,匈奴最終“解圍之一角”,劉邦也與平城南“大軍合”。平城之戰中劉邦能夠解圍,主要不是使用了“美人計”或簽訂了“城下之盟”,而應是雙方在平城激戰后形成的戰略僵持態勢,促使雙方相互妥協的結果。
五、結語
晉陽之戰后,漢軍開始兵分兩路,周勃于此時起開始率領漢軍一部沿汾河北上“武泉”追擊韓王信與匈奴聯軍。從諸志的考論,結合“崞縣揚武溝”的交通戰略地位,對比周勃前往“云中郡武泉縣”與“崞縣揚武溝”的行軍難度、行軍時間,周勃實際所至“武泉”應是“崞縣揚武溝”,而不是“云中郡武泉縣”。劉邦被冒頓圍困于平城,漢匈雙方在平城南線展開激戰,戰后雙方形成戰略僵持,劉邦或以此為契機與匈奴展開談判,冒頓在權衡利弊后“解圍之一角”,劉邦順利跳出匈奴的包圍圈。厘清周勃所至“武泉”之地望和劉邦跳出匈奴包圍圈的主要因素,是深化對平城之戰中相關史地問題認識的關鍵,對推動秦漢民族史、邊疆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作者:劉俊
來源:《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25年第5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王玉鳳
校對:歐陽莉艷
審訂:汪鴻琴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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