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卓英，1896—1961，字尤青，今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人，陸軍上將，一生受陳誠提攜，抗日戰爭中表現卓著。參加上海“八一三”抗戰、南昌抗戰、第一次及第三次長沙會戰，官居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司令等職。解放戰爭中曾任東北行轅副主席等職，1948年協助陳誠經營臺灣,1961年病逝于臺北。

羅卓英是國民黨將領中的一員儒將。他常對各部隊長說：“你們身為部隊長，應該以作之君，作之親之態度，來領導部下。如發現某人有過失時，更應該效法古人‘揚善公庭，規勸私室’之待人方法，使其知恥改過，徒以高壓作風，以力服人，乃不智之舉”。“成功兩句話，打仗不怕死，做事不貪財”“軍人事業在戰場，軍人功罪亦在戰場”。羅卓英生平愛讀書和作詩文，即使在戎馬空惚的年月，也不廢吟作，曾出版過《抗戰言論集》《從政言論集》《贛行吟草》《呼江吸海樓詩集》等。羅卓英受到蔣介石的賞識，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反共,二是抗日。

1931年5月，第十一師師長羅卓英與第十四師作為“圍剿”紅軍的主力，從撫州、南城進犯中央蘇區，企圖找紅軍主力決戰，卻被紅軍聲東擊西的戰術，弄得在黎川、南豐、廣昌、寧都一帶疲于奔命，士氣低落。8月13、14兩日，在空坑受到農民自衛隊和項英一部的猛烈襲擊，損失不少。羅卓英惱羞成怒，于18日在寒下一帶包圍了幾個小山頭，乘東南風起縱火燒山，把從山上逃出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槍殺。

1933年2月，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羅卓英部作為第一縱隊出宜黃，擬先攻樂安再進攻廣昌，但該部在行進中多次遭到紅軍的圍殲。羅率殘部倉皇逃遁。第四次“圍剿”失敗后，羅卓英所部于7月在黎川、宜黃、樂安一帶修筑碉堡，繼續圍攻中央蘇區。紅軍長征后，羅卓英任駐贛綏靖預備軍代總指揮，代陳誠率領預備團、第三路軍總指揮部第十八軍，對蘇區人民進行屠殺。1935年，浙西南山岳地帶紅軍活躍，他又率部入浙，駐金華，對這一帶的紅軍進行“圍剿”。這一年，他晉銜陸軍中將。在抗日戰爭時期，羅卓英多次參加對日作戰，每“給敵人以重擊”，其中以鄱陽湖掃蕩戰最為著名。

1939年日軍進攻長沙受挫后，深感必須首先消滅或趕走贛江、撫河流域一帶的國民黨野戰軍，掃清障礙，才能直搗長沙右側，打通粵漢鐵路，便于1941年3月發動了鄱陽湖掃蕩戰。由日寇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師團、池田混成旅團及遠藤少將指揮的第三區飛行團組成的掃蕩部隊，共出動4萬余人，飛機百余架，坦克40余輛，分三路合擊第十九集團軍的指揮中心上高。羅卓英指揮劉多荃的第四十九軍、李覺的第七十九軍、王耀武的第七十四軍和趕來增援的七十二軍李良基師，共六萬余人，采取兩翼牽制敵軍，使其不能形成合圍之勢，并大膽集中重兵，轉移外線，誘敵從中路深入，在上高一帶殲滅敵人的戰略。3月5日，北路敵第三十三師團首先發動攻勢，南下攻陷奉新，入伍橋河。李良基軍的一部節節抗擊，將其引至下觀童，并與之糾纏。至19日，日軍發覺中計，方倉促回師奉新，蟄伏不動。南路之池田混成旅團于15日渡錦河，與劉多荃軍的一部在清高路、豬頭山一帶激戰，遭重創，僅部分拼命突進，與第三十四師團會合。

中路大賀茂的三十四師團于16日在飛機、坦克的配合下，猛攻祥符觀。17日，羅軍主動放棄上高，且北路軍停止了進攻，但三十四師團求勝心切，麻痹輕敵，依舊輕裝急攻。20日，采取錐形突擊的方法，向官橋、泗溪猛撲。21日，羅卓英命令北翼部隊以楊公圩、官橋、泗溪為目標兼程南下，南面錦河之部出擊敵左側，又抽調贛江東岸數團兵力急速參戰，而王耀武軍則全速趕到上高一帶阻敵并設伏。22日，羅軍搶占華陽成功，確保了各部聯系，逐漸形成對三十四師團的包圍。23日深夜，羅卓英下令對敵展開全面圍殲，把日軍三十四師團包圍在長三十里，寬五里的地帶，予以痛擊。24日，第三十八師團殘部與馳援的三十三師團合流逃出。但日軍突圍后，又暫住崗橋、南茶羅一帶搶運尸體，被羅軍趕上，形成第二次、第三次的包圍。到4月2日，羅集團收復原有陣地，占領萬壽宮、長埠、安埠等戰略要地。此役，日軍斃傷2400余人，被俘72人，羅卓英因此役而獲青天白日勛章。

1961年11月6日，羅卓英因糖尿病在臺北去世。蔣介石授予他“忠貞為國，殊堪旌揚”的“旌忠狀”，以褒慰這位追隨自己的驍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