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克·特拉克滕伯格

譯者/ 石斌 王守都 徐菲

1958年11月，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宣布他的政府將與東德簽訂和平協議。赫魯曉夫說，當合約簽訂之時，西方在柏林的權利也隨之終結。他將會給西方列強六個月的時間商議如何將西柏林轉變為一個“自由市”。但是，如果西方諸國拒絕在此基礎之上的協商，并尋求通過軍事力量維持現狀，蘇聯將會“奮起防御”，保衛它的東德盟友。由此，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蘇聯就會以戰爭相威脅。這導致了一直持續到1962年底的、不同程度的大危機。這場危機究竟是關于什么的？蘇聯人一直在威脅，但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能和平地達成目標，蘇聯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西方相對峙？面對蘇聯的施壓，西方將如何應對？北約各國政府希望如何化解這場危機？尤其是它們愿意接受哪些有關德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安排？在什么情況下，它們愿意訴諸武力，而不是在危機中屈服？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僅決定著該事件的意義，也決定著柏林危機期間大國政治的基本結構。

蘇聯的政策以及德國核問題

蘇聯選擇在柏林施壓是出于對德國作為一個整體的關切，尤其是西德的動向。柏林本身并不是問題。蘇聯的目標并不是把西方各國趕出去并最終占領柏林。如果這一直是蘇聯的目的，那么顯而易見的策略應該風險小得多，即通過阻斷柏林與西德的民用地面交通來破壞柏林的經濟生活。顯然，在這種情形下不需要使用武力。

這場危機本質上也不是關于東德的——穩定那里的局勢，或是讓西方接受中歐的現狀。所有純粹的東德內部問題都可以通過以蘇聯軍事力量為支撐的政策措施來解決。如果從東德流出經過西柏林的移民人群是個問題，那么蘇聯可以通過封鎖邊界加以解決。諸如此類，只要是在他們自己的范圍內行動，其風險都要比嘗試單邊“清除”西方諸國在西柏林的權利小得多。事實上，民主德國的領導人在1961年初就曾請求蘇聯封鎖邊境，但是被蘇聯人回絕了。他們清楚地表示真正擔心的事情在別處——他們想釣一條更大的魚，并且想繼續用柏林問題作誘餌。

確實是因為蘇聯人真正擔心的是作為整體的德國問題，而不僅僅是柏林或是民主德國的內部問題，所以才會以西方的權利以及西方諸國為攻擊目標。蘇聯想從它的前盟友那里獲取一些東西：它希望它們能夠阻止西德變得過于強大。西方諸國顯然想要保持中歐的現狀，并且只要蘇聯人乖乖待在軍事分界線的另一邊，就不會訴諸武力。一個依賴盟友保護、相對孱弱的聯邦德國將不得不采取完全的防御政策。如果西德強大且獨立，正如一位蘇聯領導人對杜勒斯所說，它就會“用不同的口吻說話了”。如果西德發展出自己的力量，一旦東部有暴動，他們就可以進行干預。如果東德人意識到他們在西邊的兄弟不會棄他于不顧，反倒更有可能會首先反叛。而且聯邦德國的干預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后果：社會主義政權在民主德國的崩潰甚至可能導致全面戰爭。

一個強大的西德國家首先是一個在自己控制下擁有可觀的核力量的國家。這支核力量并不需要非常龐大就能令蘇聯人感到威脅。熱核武器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到了某一界線之后武器的數量都不再重要。假以時日，像聯邦德國這樣的有工業和科技基礎的國家當然有能力建立起一支足以毀滅蘇聯的力量，甚至是在蘇聯率先發起進攻的時候。如果德國意欲發展這樣一支力量，它就可以玩一種有控制的（或實際上是半控制的）升級游戲。如果真的發生軍事對抗，誰也不知道會怎樣發展，但是在蘇聯看來，風險是真實存在的：一個強大的德國—也就意味著擁核的德國—是個威脅；目前形勢下，聯邦德國相對較弱并且依靠著它更注重現狀的伙伴國，這顯然是蘇聯更樂見的。既然西德是否可以擁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西方諸國的態度，那么針對它們的政策就很必要了。有必要讓西方政府感到來自蘇聯的壓力。所以蘇聯領導層決定于其薄弱處施壓，即在對蘇聯來說最易于控制緊張程度的地方施壓—那里，當然就是柏林了。

因此柏林危機時期，德國核問題是蘇聯政策的核心。蘇聯經常強調此事的重要性。蘇聯高層領導人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在和西方領導人的會晤中不止一次提及此問題——1958年4月和阿登納、1959年1月和艾森豪威爾及杜勒斯，以及1963年1月和英國外交大臣霍姆勛爵。蘇聯對此事的關切實際上已積累了一段時間。例如，當蘇聯大使在1957年4月25日提及此事時，德國領導人甚至都沒想掩蓋自己的核野心。阿登納“并不否認聯邦德國可能成為一個有核國家”，而且德國外交部長布倫塔諾補充道：“如果英國和其他國家都可以擁有核武器，為什么聯邦德國不可以？”德國總理實際上剛剛在新聞發布會上公開發表了類似的觀點。1958年，蘇聯人愈發擔心此問題。蘇聯人就在要跨過一個關鍵門檻時挑起了危機，這當然不僅僅是巧合——正好在德國空軍即將獲取某種核能力的時候。“載貨火車”項目——訓練一支德國戰斗轟炸機部隊以便使“它可能擁有核能力”，并且建立核儲備設施供其使用——在1958年末“成功完成”。

康拉德·阿登納（1876—1967），戰后首位西德總理，致力于市場經濟，重建德國軍事力量。

事實上，德國核問題自始至終在危機的外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蘇聯人早在1958年11月就提出此事，并且在肯尼迪時期不斷重復此事的重要性。例如，在1961年7月，蘇聯駐美大使宣稱，和平協議——德國問題的解決方案—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必須停止德國境內正在發生的事。德國境內的恢復失地運動者正在武裝德國并且尋求熱核武器”。同年10月，蘇聯外長葛羅米柯與肯尼迪總統會晤并討論柏林相關事宜。蘇聯政府所想的就是使現存的德國邊界合法化，并且宣布東西德擁有核武器都是非法的；他說道，蘇聯“最強調的是”后一個問題。這些并非是孤立的例子。自1950年代中期之后，“歐洲安全”問題——指德國及其周邊地區應該有特殊的軍事地位，尤其是在核領域——是蘇聯外交議程上的重要議題。

西方領導人此時理所當然地認為，蘇聯是“真的害怕”德國，而且非常擔心如果聯邦德國變得強大而獨立，將會發生什么。他們通常認為，德國核問題是蘇聯最為關切的事，并且有時——盡管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推測，至少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柏林危機的根源在于蘇聯擔心德國擁核。比如，赫脫在蘇聯引發危機不久后就與幾位法國外交部的高級常任官員舉行了會晤。這位代理國務卿“認為，目前蘇聯態度的關鍵在于阻止德國擁核這一問題”。法國官員“認同這樣的觀點，認為這是解釋目前蘇聯行動的最重要的唯一原因”。湯普森大使在危機開始之時認為赫魯曉夫的觀點是“西德將在幾年后完成重新武裝（包括核武器的儲備），東德政權將會愈發搖搖欲墜”。他推測，蘇聯領導人擔心“在這種情形下，西德對東德暴亂反抗活動的干預會使得赫魯曉夫面臨這樣的抉擇：要么就是一場世界大戰，要么就是失去東德，繼而失去其絕大部分或者全部的衛星國”。英國人也擔心會有戰爭的風險，“如果東德出現暴亂且西德還有核武器，那么他們必定出手相助”。美國國務卿臘斯克在1962年7月的觀點反映了那時人們的普遍看法。他說：“我們必須提醒自己，蘇聯人是真正痛恨并且害怕德國人的。他們擔心聯邦德國的復興及其對核武器的覬覦。”

1957年，阿登納在一次采訪中宣稱，戰術核武器“不過是火炮的進一步發展”，當然，聯邦德國“也必須接受常規武器的最新發展”。

蘇聯人認為，如果西德獲得獨立的核能力就會有更大的戰爭風險，這種想法是否合理？像湯普森一樣的近距離的觀察者理所當然地認為，“像德國這么強大且有男子氣概的民族”不會長久地接受國家的分裂，“尤其是當他們裝備精良的時候”，并且考慮到蘇聯的政策，很難想象“除了訴諸武力，還能如何統一德國”。實際上有跡象表明，德國人對強迫自己在東德發生暴亂時保持消極的政策十分不滿。例如，施特勞斯甚至在1956年就認為，阻止“西德人民嘗試幫助他們邊界那邊的兄弟”幾乎是不可能的。1961年7月，施特勞斯告知美國國防部長，如果蘇聯鎮壓了德國東部的暴亂，德國部隊不會采取任何行動，因為“西方還沒準備好和蘇聯一較高下”，但是西方各國應該準備采取更為積極的政策。此外，施特勞斯被認為是阿登納的可能的繼任者。在1950年代中葉，阿登納本人明顯感覺到這種壓力。此外，1961年8月，德國外長馮·布倫塔諾向西方的外長們提議，一旦東德發生動亂，必須要采取一些實際行動。正式的抗議遠遠不夠；他說，如果東德的暴動被鎮壓，西德的輿論不會默許德國部隊以及邊境的警察“在營地里默然不動”。這些都強調了德國核問題的重要意義：當德國孱弱時可能僅僅是這么說而已，但是當它強大之后，它可能想做什么呢？

所以，如果蘇聯人謹慎對待德國問題，并不是他們太多疑了。在他們看來，這個問題是真實存在的。蘇聯在歐洲最基本的利益正受到威脅。從長遠來看，如果什么都不做，德國勢力的復蘇可能會威脅蘇聯在歐洲的整個地位，甚至引發戰爭。在為時過晚之前，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動了。蘇聯人想要知道是否可以和西方諸國達成某種一致，這樣可以穩定中歐的局勢，尤其是阻止聯邦德國取得獨立的核能力。但是首先蘇聯人必須使西方諸國認真考慮他們的關切，而柏林顯然就是施壓的杠桿。

柏林危機期間的美國政策

蘇聯人威脅著西方在柏林的權利。為了捍衛這些權利，西方諸國將會采取多大程度的行動？為了平息這場危機，他們愿意做出多大的讓步？他們愿意接受的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他們對德國整體問題的態度——建立一個限制德國力量并穩定現狀的體系的基本理念。

美國目前是最重要的西方國家，并且在危機當中美國政策需要注意的基本要點是，它最終比其他任何西方國家都更愿意和蘇聯打一場全面核戰，而不是在柏林問題上向蘇聯屈服。此事非常之難，而且我們也不應驚訝于艾森豪威爾在此事上采取的基本態度具有一定程度的含糊性。在此問題上他經常采取強硬立場。危機開始前幾個月，杜勒斯說他不太相信美國在必要時會出兵柏林的承諾，總統“表示驚訝”。當然如果蘇聯人進攻這座城市，美國必須參戰。如果美國不那么做的話，歐洲很快將會淪陷，美國將會冒著被蘇聯擊敗的風險。在危機期間，總統經常自然而然地認為，如果美國過于受迫，一場全面核戰爭在所難免。他知道，美國比蘇聯強大，而且蘇聯人很可能不會把事情推向戰爭邊緣。但是如果他們真的這么去做，那么美國政府將別無選擇，只得進行全面的核打擊。正如他在1959年3月向國會領導人所解釋的那樣，“真正決定全面戰爭的時刻不會到來，但是如果它真的到來了，我們必須要有堅持到底的勇氣”。艾森豪威爾說，當“嚴重危機階段”到來，美國將會“參與全面戰爭來保護我們的權利”。他的“基本思想體系”就是，美國必須做好準備，如果有必要的話，需要“孤注一擲”。另一方面，他又似乎經常回避這一戰略，以至于他有時似乎看起來贊同在歐洲進行大規模地面戰爭的方案；有一次，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不得不鄭重提醒他美國的戰略究竟是什么。

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1890—1969），曾在1953年至1961年間任美國第34任總統，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盟軍在歐洲最高指揮官。

但是不管艾森豪威爾有什么顧慮，他還是贊成現在普遍的觀點：可能不得不訴諸武力，并且由此美國在最后的考量中不得不接受某種全面戰爭的風險。這種觀點認為，西柏林無法通過任何正常的方式進行軍事防御，所以柏林的自由取決于美國最終是否愿意將事態升級為全面核戰。并不是第一批前往柏林的車隊被攔截之后美國就意欲進行全面的核打擊。美國的計劃是先通過有限的軍事力量來試探蘇聯的意圖。如果該方案失敗，下一步可能是涉及一個師的主要軍事行動。如果蘇聯決定進攻這樣規模的軍隊，那么即是在跨入警戒線的門檻：這就是在“火上澆油”了。美國不會在柏林的軍事行動中投入任何更多的部隊，但是，如重要政策文件里所說的，“美國最終將選擇訴諸全面戰爭”。

自杜魯門政府下臺之后，這就一直是美國對于柏林的基本防御政策。盡管面對即將到來的危機，該政策也幾乎沒有改變。尤其是軍方仍然強烈支持這種策略。實際上，諾斯塔德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贊成比杜勒斯認為的謹慎方式更迅速地使用武力。美國軍方領導人——如英國人總結的那樣——認為，“與蘇聯決一雌雄的時刻即將到來，并且他們準備放開手腳、一展實力，甚至計劃‘損失一兩個師’，以示決心。他們幾乎沒有準備去討論他們的計劃在軍事上是否有意義，但是他們卻執著于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陸路暢通的權利”。特文寧將軍的觀點尤其極端。這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想要和蘇聯直接對抗。“我們必須在某處阻止這一切，”他在1958年12月說道，“我們必須忘卻對全面戰爭的恐懼。戰爭不可避免。因此我們必須在一個我們認為正確的點上強行解決問題，并且堅持到底。”但是，此刻在軍政領導人之間達成一致的觀點是，美國在歐洲的整個地位取決于它是否愿意捍衛自己的權利，因此，歸根結底，美國都必須準備好冒著在此問題上爆發全面核戰爭的風險。美國高級官員因此總結道：美國“應在必要時準備好訴諸武力，以維持進入柏林的通道—甚至是冒著全面戰爭的風險”。杜勒斯在這一點上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說道，蘇聯清算西方權利的要求在“語氣和內容上都令人發指”，一旦讓步就“意味著災難”。西方在柏林的地位“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不容置疑的”。此外，蘇聯在軍事上要弱于美國。如果西方立場堅定，他認為，蘇聯會“將戰爭推向邊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艾森豪威爾政府會寸步不讓，在危機中采取毫不妥協的立場。出于兩個理由，他傾向采取更為溫和的立場。首先，美國是聯盟的領袖，并且不可能在完全單邊的基礎上制定政策。西方聯盟必須保持團結，歐洲主要大國的意見還是要考慮，而且實際上他們對軍事行動都存有戒心。例如，1958年12月，美國政府試圖讓對柏林負有責任的另外兩個西方國家接受如下原則：如有必要，將使用武力維護通向柏林的陸路通道，并在此基礎之上推進應急計劃。但是英國人不愿做此承諾；法國人也十分謹慎。如果想要和盟友相處融洽，美國政府必須行事更加溫和。這樣聯盟就可以保持完整，歐洲人可能會在時機成熟之時接受強硬措施，盡管他們不愿提前承諾實施特定的軍事計劃。

美國在危機中采取溫和政策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并且這與美國政府處理德國問題的基本途徑有關。美國的政策本質上是防御性的。美國愿意維持現狀，并認為蘇聯亦然。對現狀的正式接受是不可能的：蘇聯對東歐的控制，尤其是對德國東部的控制都不能被視作合法。但是雙方都明白基本的政治現實是什么，而且如果想要避免沖突，必須在這些現實的基礎之上尋求一些方法來與對方打交道。

特別是關于柏林一事，艾森豪威爾認為有很實際的問題需要在實踐的基礎上加以解決。柏林在蘇聯控制線之后一百多英里。西方盟國之所以在一開始會去那里是因為，他們認為德國將會是統一的。但是隨著冷戰到來，東西德分立，柏林倒成了一個沉重的負擔。艾森豪威爾回憶到，在戰爭末期，他已經預見到“事情將會變得多么棘手”。但是羅斯福和丘吉爾不假思索地打消了這些顧慮：“哦，我們能和斯大林搞好關系的。”盡管“當時他更加清楚情況”，而現在“他所擔心的一切已經來了”。

但現在能做些什么呢？問題不僅源自軍事因素，從長遠來看，像柏林這樣的前哨可能守不住。即使有人認為，西方可憑借純粹的決心——也就是說，通過最終愿意冒著核升級的危險——無限期地維持自己的存在，但這并不足以拯救柏林人。正如艾森豪威爾反復指出的那樣，即使盟軍的車隊仍然可在走廊地區自由行動，蘇聯也可以通過有效地切斷柏林和西德之間的貿易來破壞柏林的經濟生活。進出柏林的貨物運輸實際上受蘇聯控制。他說：“東德人可以因此切斷與西柏林的所有經濟聯系，這樣就會使得西柏林成為我們的累贅。”實際上，他“并不認為像西柏林這樣一個隨時都會受到敵對分子的騷擾和束縛的城市能長久維持”。

美國當然不會向蘇聯人屈服并且放棄柏林，但是整個局勢非常混亂——艾森豪威爾稱其“一團糟”——他非常希望找到一個解決方法。戰爭末期的失誤導致美國陷入如今的局勢；艾森豪威爾認為，嘗試“從遠在蘇聯控制線后方的柏林控制德國”，這顯然是個“失誤”。由于政治因素，美國最終只能處于“完全有悖邏輯”的軍事地位。他說道，西方早在“1944年和1945年犯了錯誤，現在必須設法償還了”。在不犧牲柏林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必須制訂出一系列計劃來使得這種局勢正常化。艾森豪威爾說：“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責任和權利——除非我們有其他選擇。”也就是說，除非可以制訂出可以接受的替代安排后者可能包括給予西柏林一個特殊身份，使它“以某種方式成為西德的一部分”，或者讓聯合國幫忙保證城市的安全和自由。但是方案并不一定包括西方部隊的繼續存在。事實上，艾森豪威爾認為，“我們必須撤軍的時刻即將到來，也許很快就會到來”。

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會接受東德政權的合法性，或者放棄德國統一的長期目標。西德人可能會聲稱，和東德官員交涉，并且允許他們在進入路徑上為文件蓋章就意味著向對東德的外交承認以及接受一個分裂的德國邁進了一步，因此這絕不可能。但這僅僅是一種理論，人們也可以爭辯說，不管蘇聯人說過什么，把東德視為蘇聯的代理人是在強調西方的說法，即東德仍然在蘇聯的實際占領之下，并且它只是一個傀儡政權，并沒有自己的合法權威。

但是如果柏林危機并不真的是有關東德的地位問題，如果蘇聯真正關注的是西德，那么這種靈活性便不能直抵問題的核心。艾森豪威爾政府并不愿深入解決核心問題。總統自己不認為應該限制西德的權力，尤其是不應該阻止西德獲取自己獨立的核力量。如果歐洲防御的重擔要轉移給歐洲人，如果想要歐洲人斷絕對美國的過度依賴，如果核武器是北約地區防御的終極基礎，那么顯然歐洲人應該被配備核武器，并且有更多決定其使用的權利。他理解歐洲人為什么想要自己的核武器，并且認為美國應該在核領域對其盟友慷慨相待。當他秉持這種立場說話時，他不僅僅指英國和法國；他把德國歸為同類。事實上從一開始，艾森豪威爾就對德國實力增強的前景相對并不警覺。他認為在過去，這可能是個問題，但那僅僅是因為俄國曾經國力衰弱。但是如今蘇聯過于強大，他會“接受一個強大的德國”。言下之意是，德國的核能力不值得大驚小怪。

作者: 〔美〕馬克·特拉克滕伯格

譯者: 石斌 王守都 徐菲

出版年: 2025-5

從理論上說，杜勒斯的觀點多少有些不同。他，以及他在國務院中的高級副手們確實認為，德國的實力是個真實存在的問題。杜勒斯實際上認為，美蘇在使德國受限于“一些外部控制措施”方面有一些共同利益。但是他關注的焦點在于，如果強大而統一的德國與西方集團關系不密切，這是有風險的。他說，德國不能被允許“第三次重復他們在1914年和1939年的所作所為”。對一個統一的德國不能“放任自流”，亦不能允許其“在中歐發揮巨大的潛力”。他和他的主要顧問認為，蘇聯懼怕德國，這是很合理的，并且如果一個國家重新統一，對“德國施加軍事限制”將會是恰當的。蘇聯“有權獲得安全感”。而且作為總體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蘇聯也有權確保阻止“德國軍國主義的復蘇”。誠然，如果蘇聯同意德國的統一，那么這就是他們所認為的西方必須付出的代價。

但是，如果德國仍然保持分裂狀態，上述考慮就都不適用。杜勒斯可能不完全同意艾森豪威爾關于歐洲防務的基本思想。他當然想要更多的“靈活性”，希望減少對戰略核力量的依賴。他于美軍在歐洲軍事存在的規模和永久性問題上，也與艾森豪威爾意見不合。他比總統更加不傾向于認為歐洲人應該承擔起自己防御的主要責任。因此他也不那么傾向于認為歐洲需要能夠自己控制的核力量。但是他同意核共享戰略背后的基本理念，而且即使他確實對德國的核能力抱有顧慮，他也謹慎對待，不輕易表達——他并不直接反對建立西德的核力量。

所以，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都不準備給予蘇聯人他們想要的。如果德國仍然保持分裂，他們將不會同意西德保持無核狀態。因此，艾森豪威爾時期的美國政策并不接受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之上與蘇聯和解，即接受德國的分裂，以及使聯邦德國依賴盟友。（《構建和平》，商務印書館2025年版） /

圖書簡介：由美蘇主導的冷戰格局，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突然急速走到戰爭的邊緣。在兩個超級大國都已接受歐洲現狀的情況下，一場核大戰的陰霾是如何出現的？美國是否曾想要回歸孤立，將北約防務交給歐洲人自己負責？著名國際關系史學家特拉克滕伯格集20年之功，力求解答這一冷戰謎團，并著力討論其中的核心議題一一在冷戰格局中，如何構建一個穩定的國際新秩序。通過聚焦戰后歐洲解決方案的形成，他展開了這一圖景的多重維度：從美國與北約盟友的關系、柏林危機及古巴導彈危機，到美國的戰略轉變，再到美國不顧盟友異議，對蘇達成妥協并主導歐洲問題的解決。由此，冷戰在1963年進入新的篇章，相對穩定的和平局面成為歐洲形勢的根本基調。作者廣泛利用冷戰后解密的美國及歐洲多國檔案,重塑了學界對冷戰發展的認知維度。本書自問世以來備受贊譽，斬獲喬治·路易斯·皮爾獎和保羅·伯茲奧爾獎兩項美國歷史學會大獎，現已成為冷戰史和國際戰略研究的經典之作。

作者簡介：馬克·特拉克滕伯格（Marc Trachtenberg），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系榮休教授，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橫跨歷史和國際關系領域的重要學者。著有《國際史的技藝》《歷史與戰略》《構建和平》等。其中最后一本代表了他在冷戰史和國際戰略研究領域做出的重大突破。

譯者簡介：石斌，南京大學-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王守都，南京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現為南京理工大學講師。徐菲，南京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現為南京審計大學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