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30日下午，委員長侍從室下達手諭：“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職，永不錄用”！而且命令毫無回旋余地，次日上午9時即行完成交接，中統局主持工作的海歸副局長徐恩曾，就這樣一夜之間被踢出體制內，其速度之快令人咋舌，這背后當然有戴笠的小黑手。

（中統副局長徐恩曾）

徐恩曾和戴笠職級相仿，1937年“老軍統”初建時，徐恩曾任第一處（黨政處）處長、戴笠任第二處（軍警處）處長；1938年老軍統分家，又分別擔任中統局副局長、軍統局副局長，成為兩大特務組織的實控人，權勢滔天。

跟明朝的東廠西廠情況類似，兩大特務組織為了爭寵奪權，內斗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而只要”狗咬狗“的局面不出格，也是委員長喜聞樂見的，符合權力制衡之術，然而戴笠越搞越大，最終居然把徐恩曾搞下了臺！

老對手狼狽出局，軍統內部一片歡騰，紛紛稱贊”戴老板“手段了得，卻不知已經犯了“委座”之大忌：東西兩廠應該是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的，如今西廠后來居上，漸有把東廠徹底打垮之勢，一家獨大又怎么得了？

因此戴笠搞掉徐恩曾，貌似取得了勝利，實為極度愚蠢之舉，打破了兩大特務機構之間，微妙而脆弱的平衡狀態，不僅讓CC系對其恨之入骨，同時也引起“委座”的嚴重不安，弊遠遠大于利也。

（軍統副局長戴笠）

一、戴笠徹底惹毛了“土木系”

抗戰爆發后，軍統憑借較強的行動力，以及委員長的信任，勢力迅速反超中統，戴笠也跟黃埔系的兩大軍頭胡宗南、湯恩伯，結成私誼和政治同盟，一時權傾朝野，可唯獨搞不定的一位，乃是“土木系”的老大陳誠。

陳誠看不慣戴笠，一方面是個人操守，對特務政治確實反感；另一方面，是本能的派系傾軋，因為胡宗南和湯恩伯的背后，都有何應欽的影子，而陳、何之間斗法多年，已是公開的秘密，都想成為黃埔系第二人。

也就是說，戴笠不知不覺中，站隊在何婆婆一邊，“小委員長”當然看他不爽，如此擁兵幾十萬的土木系，向來是不給軍統面子，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情報單位，這讓戴笠非常惱火，火著火著，就干了一件蠢事：

1943年秋，軍統以企圖謀反的罪名，抓了第六戰區“青年軍人將校團”的一批人，案卷足足搞了一籮筐。

（陳誠人稱小委員長）

戴笠覺得只要相關口供呈上去，陳誠不死也得脫層皮，至少會失寵幾分，坊間傳聞，這也是陳誠請辭遠征軍司令長官的原因之一，“干翁婿”確實鬧不愉快了，畢竟六戰區是陳誠的后花園，御下不嚴的責任是有的。

戴笠洋洋得意，以為重挫了土木系的銳氣，可惜他低估了委員長對陳誠的信任程度，或者說，并沒有真正明白，軍隊才是委座的命根子，而不是作為鷹犬的特務組織，沒過多久，陳誠即告復出，派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這事把胡宗南氣得夠嗆，埋怨戴笠打不著狐貍還惹一身騷，騷味甚至傳到了西北，胡副司令長官無奈，干脆躲上華山告病，戴笠這才知道“干翁婿”有多鐵，再想拉關系已經來不及了，軍統已經把土木系徹底惹毛了！

（何應欽）

1944年底，陳誠調升軍事委員會軍政部長，而何應欽被攆出重慶赴滇任職，意味著陳誠在斗法中徹底勝出，而大權在握的軍政部長，那可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的頂頭上司，戴笠的日子明顯不好過了。

據說某次，陳部長把戴副局長召到辦公室，找個由頭足足訓了一個小時，而黃埔六期的陸軍上校，只能乖乖站著聽訓，因為面前坐著哇哇噴他的，是黃埔炮兵教官、軍政部長、陸軍二級上將，軍階和地位差距實在太大。

抗戰勝利后，陳誠終于上位黃埔系第一紅人（后改任最高軍令長官“參謀總長”），土木系將領也掌握眾多要職，而何應欽卻被打發到美國賦閑，作為軍事單位，戴笠和軍統局在這段時期，必然遭到打壓。

盡管軍統局屬于垂直單位，可以直接向最高層匯報工作，然而在具體事務和流程中，想完全繞開軍政部長，那是不可能的，這是職場常識！得罪陳誠的后果非常嚴重，戴雨農的腸子確實有點青。

（1945年春晉陸軍少將）

二、戴笠遭到“三陳”的全面攻擊

到了抗戰后期，軍統或者說戴笠的勢力，已經膨脹到驚人的程度，因為先后掛名的幾任局長，都無權真正當軍統的家，對于公開和秘密的軍統人員究竟有多少，沒一個心中有數，包括主任秘書鄭介民也賴在二廳不到崗。

軍統的權力，此時完全掌握在副局長戴笠、代理主任秘書毛人鳳手中，而中統又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失去了互相制約的能力，委員長當然不放心了，特別把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派任為軍統局幫辦，用以制衡戴笠同時摸清軍統的實力。

唐縱的報告讓委員長的光頭嗖嗖發涼：內外勤特務5萬多人、別動軍2萬多人、控制的游擊武裝和偽軍更是高達幾十萬，而且軍統掌握的稽察機關多如牛毛，甚至連侍從室特別警衛組，也落在了戴笠手中。

（主任秘書鄭介民）

這嚴重有違帝王之術，在委員長授意之下，在1945年秋天的會議上，借著各界要求取消“特務統治”的呼聲，代表黨部系統的陳果夫、陳立夫，代表軍界的陳誠，新仇舊恨一起算，集體對軍統發難。

包括一些被騷擾過的“黨國元老”，也是墻倒大家一起推，強烈要求裁撤至少要縮編軍統局，從而限制特務的權力，委員長則就坡下驢同意所請，戴笠這才發現麻煩大了：原來自己犯了眾怒，可能要淪為犧牲品。

根據“委座”示諭，由陳焯、宣鐵吾、戴笠、唐縱牽頭，組織一個負責縮編工作的“八人小組”，逼迫軍統局交出全部公開和秘密的檔案名單，然后酌請進行裁員和整編，這八個人中除了戴笠自己，其余全是政敵！

（陳立夫）

八人小組磨刀霍霍，軍統之前飛揚跋扈四處樹敵的惡果，終于顯現出來，“戴老板”有些驚慌失措，如果配合縮編，意味著滔天的權勢不在，關于這一點，可以從后來改制的“保密局”看出端倪：

全局被壓縮到只剩幾千人，外勤特務大部分整合到“國防部二廳”，特務武裝被改編成為交通部“交警總局”，軍統掌握的人員和權力規模，等于一夜回到抗戰前，這是“戴老板”難以接受的，怎么辦？

戴笠采取了兩個辦法，第一是“拖”，希望委員長能回心轉意，于是借故飛上海飛北平，就是不回重慶配合縮編工作，反正他不在場，許多事情無法進行；第二是“挪”，試圖尋一條新的出路，樹挪死人挪活嘛。

事實上，如果戴笠乖乖配合縮編，權勢雖有所減弱，卻能消除委員長的疑心，何況解放戰爭爆發在即，還有用武之地，依舊可受信任，更不致于兔死狗烹，然而戴笠的兩個辦法，一個比一個蠢！

（代理主任秘書毛人鳳）

三、戴笠企圖染指軍權等于作死

抗戰爆發后，民國海軍由于敵我力量懸殊，開戰不到一年近乎全軍覆滅，日本投降后，南京接收了部分俘獲之日艦，同時還有美英“援助”的部分艦只，遂有條件重建海軍，時任海軍總司令為海軍一級上將陳紹寬。

豈料陳紹寬不愿同胞相殘，多次抗命不肯北上參戰，委員長大怒，于1945年底下令裁撤海軍司令部，免去陳紹寬的海軍總司令一職，同時在軍政部下面成立海軍處，由陳誠暫時兼任處長，負責重建和擴編事務。

而在抗戰后期，軍統和美國海軍聯系緊密，包括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也是軍統跟美國海軍情報部門共同建立的，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成為戴笠的座上賓，有了這層關系，戴笠跟美國海軍高層之間頗多往來。

眼見海軍勢力有望重新崛起，戴笠突發奇想，既然軍統不受待見了，何不謀求“海軍總司令”一職？那可是跟陸軍、空軍總司令并列的軍種司令，位高權重，特務武裝也可改編為海軍陸戰隊，一舉數得么？

戴代局長多少有點昏了頭，陸軍前二任總司令何應欽和顧祝同，黃埔教官的階級；即便是黃埔一期生桂永清、王叔銘，最初也只夠擔任海、空軍的副總司令，畢竟資歷稍遜，而一個黃埔六期肄業生，怎么能跟這些“前輩”平起平坐？

何況戴笠當時的正式軍銜，剛剛晉升陸軍少將（職務軍銜是軍統局中將代理局長），就這樣的銜級和身份，還想出任海軍總司令，簡直異想天開！而且光頭委員長，最反感的就是將領們“挾洋自重”！

更要命的是，蔣政權的權力劃分非常清晰，比如掌握財權的孔宋、掌握軍權的“陳胡湯”、掌握政權的CC和政學系、掌握憲兵警權和特務權的一干人等，各有勢力范圍，同時對委員長負責，互相之間嚴禁“跨界” 。

當年宋子文擔任財政部長，曾自建稅警總團，甚至搞到了裝備精良的3萬多人規模，實力超過一個嫡系軍，這還不算，長城抗戰爆發后，宋子文居然想私自調動稅警總團，以鐵路運往華北參戰。

委員長接報大怒，立即命令稅警總團退回原防，如抗命即行繳械，并因此跟大舅哥直接翻臉，最終稅警總團改編為正規軍，軍事主官換成了黃埔生，掌握財權的“國舅”尚不可以染指軍權，況戴笠乎？

先是擺不正位置，企圖謀求不切實際的職務；然后是妄想借助洋人的勢力，來幫助自己上位；最后是特務頭子當夠了，居然還想染指軍權，每一條都觸碰了委員長的“紅線”，每一條都是可以殺頭的罪過。

戴笠還在軍統內部，秘密成立了一個組織“警壇社”，委員長接到唐縱報告后，仰天長嘆：“這個戴局長不是昏頭了，就是另有所謀“！該說不說，戴笠是有一定的特工能力，然就政治水平而言，在電視劇里活不過三集。

1946年3月大雨那天，戴笠的專機在岱山墜毀，關于死因至今眾所紛紜，然而出奇一致的是，戴笠的死讓各方都長舒了一口氣，注意是所有的各方！

（在中美合作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