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方歌

編輯 | 李小天

單依純瘋了。

《歌手2025》最新一期，單依純演唱新版《李白》拿下第二名。一句魔性的“如何呢又能怎”和破音式嘶吼，讓這首《李白》被調侃為新晉高考禁曲。

圖源：微博@湖南衛視歌手

在所謂的全民狂歡中，數據卻悄悄地揭露了殘酷真實。

據酷云數據，《奔跑吧》第九季以峰值0.87，平均值0.74穩居衛視綜藝收視榜首位，勝過《歌手2025》。

這個六月，四檔音綜同時競技，卻似乎沒有贏家。

圖源：微博@傳媒挑戰者

音綜的出現往往有著時代因素。之前是青年文化風潮的覺醒，是流媒、盜版打擊市場后迫切的復蘇欲望，是對偶像、人設、cp的情緒滿足。當下，是演唱會假唱事件頻出、抖音神曲占據流量高地、音樂行業難出佳作等等困境。

《歌手2024》的突圍，某種程度上是大眾對專業度不夠的歌手以及所謂的行業門檻的反撲與抵抗——直播和現場才意味著“專業歌手”的含金量。因此它成為了大眾情緒和行動的粘合劑，呈現出了罕見的全民性。

但這樣的成功難以復刻。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在無意識地將大眾以音樂審美為參考因素分割甚至對立之后，音綜又在被審美和流量馴化。

音綜的“自我”，正在消亡

音綜曾經是國產綜藝的里程碑。

或許沒人記得04年的夏天有多熱，但總能脫口而出那句“酸酸甜甜就是我”。

二十年前，《超級女聲》和《快樂男聲》點燃了多元審美的覺醒和青年文化的風潮。建立在音樂之上的偶像熱，猛烈地為樂壇引入活水，張靚穎、尚雯婕、華晨宇等一眾年輕音樂人走進大眾視線，獨立音樂、電子音樂、民謠越發豐富了流行樂的形式。

熱烈的夏天沒能成為常態。2007年起，未成年人禁賽、取消短信投票機制、限制黃金檔播出等多項規定相繼推出，2011年《快樂女生》總決賽更是因多次超時被通報，湖南衛視也被禁止舉辦同類選秀活動。

誰來承接大眾的音樂訴求和情緒訴求？

答案是《中國好聲音》。

2005年至2016年間的綜藝節目收視統計中，《中國好聲音》一至四季全部位列前十，直接引領了綜藝行業黃金十年。2015年至2017年，《中國好聲音》為其制作公司燦星文化，創造了28個億的財富。第一季，冠名費用就達到了6000萬，此后連年攀升，到了第六季已經是5億元天價。

音綜的走紅離不開時代因素。

2010年前后，流媒、盜版沉重地打擊了音樂市場，音綜成為了培養觀眾進而促進樂壇復蘇的契機。觀眾成長的盡頭，是行業為了“瓜分”市場不得不開始“圍剿”樂壇扛把子周杰倫，輸出神專神曲，進而建構乃至重塑音樂審美，形成正向回流。

《中國好聲音》的參賽陣容，也透露出華語樂壇蓬勃發展的態勢。僅第一季，就有梁博、吳莫愁、袁婭維等數位優秀音樂人的加入。

大眾天然地愛著草根翻盤的熱血傳奇，喜歡天才出世的爽文模板。中國人的慕強心理只靠三分鐘的現場演唱就能滿足，不需要真人秀的加成、人設的包裝、活人感的營業形成替代滿足。

圖源：豆瓣

直到2018年，參考韓國選秀《PRODUCE》系列的《偶像練習生》橫空出世。音綜的對內思考和對外形象，迎來了核心的轉變。

對于音綜來說，重要的是音樂還是綜藝？

2018年之前，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是音樂，但這之后，答案變成了綜藝。

“選秀的核心是真人秀。”超過十位綜藝編劇對價值星球如此肯定道。節目設計的“鏡頭外的鏡頭”，成為了大眾窺探藝人的窗口，有意無意的CP互動和粉絲營業滿足了觀眾的情緒訴求，以至于粉絲對藝人人格和形象的喜愛，遠大于對其音樂性和專業能力的認可。

而真人秀也成為了此后音綜的重中之重——玩梗和CP，幾乎是每一檔節目的標配。

于是音綜不僅是偶像的上升渠道了。近五年來綜藝對于小眾音樂的開發越發頻繁，連帶著說唱、樂隊、音樂劇等類型和其從業者快速獲得大量關注。甚至，綜藝的視線也放在了網絡神曲中，成為了連接下沉音樂市場的橋梁。

2024年，共有25部音綜問世，其中有24部音綜里有偶像、rapper或網紅出身的選手。當前在播的音綜里，偶像出身的馬嘉祺，就登上了專業歌手競演舞臺《我是歌手》，并幸存了三期。

圖源：微博@湖南衛視歌手

粉絲在質問“為什么要圍剿馬嘉祺”的背后，是歌手們害怕直播暴露自己的真實水平，害怕暴露后商業價值下降和商業活動的受阻，但流量明星似乎很少擔心“能力差就賣不出去票”，而是將登上專業舞臺一事作為資質認證和實績，無論外界評價和事實與否，用行動進一步驗證了當下樂壇的畸形。

當然，回顧歷史，這樣的畸形或許成型于更早之前。

或許是TFBOYS的成立，或許是對韓流的過度追捧和驅逐，也或許是經紀公司對年輕音樂人的壓迫和埋沒。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音綜在被審美和流量馴化。正在失去“自我”。

是誰殺死了音綜？

音綜的困境是誰造成的？

一個現實是，國內的音樂有效露出渠道極為有限，幾乎只有抖音和音綜兩種。音綜的制作思路，也極其同質化。雖然在舉辦場地、規則設置或舞臺風格上有所創新，但大部分節目仍然逃不出采用對抗競演模式、通過現場投票決定晉級名額、標榜尋找新聲代和唱作人的制作邏輯。

隱性且極端的分割和對立因此形成。

以小眾音樂為體裁的《樂隊的夏天》《中國有嘻哈》《聲入人心》等節目走紅，網絡歌曲在抖音和下沉市場大肆傳播，其中暗含的階級鄙視和吹捧，都無意識地將大眾以音樂審美為參考因素分割甚至對立。

圖片來源：微博@橘子娛樂

事實上，偶像和網紅中也有不少專業能力過關的人。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劉宇寧。雖然其演員身份備受爭議，但其影視劇ost四大天王的身份已經毋庸置疑。除此之外，尤長靖、徐子未、劉雨昕等多位練習生都有過出圈的舞臺，lil ghost小鬼王琳凱創作并演唱的《別叫我達芬奇》，在社交平臺也多次走紅。

但質疑已經被制造成了第一思維。多元化的認可難以實現，對音樂能力的認識也難以達成一致。

《歌手2025》播出后，社交平臺曾隱秘掀起一陣有關“可以不喜歡單依純嗎”的討論。在這里，所有翻唱《珠玉》的歌手都被點名，其中幾人直接成為拉踩工具，只為來證實匿名者口中的事實——“單依純唱功不行”。

反觀日韓，由于對內或對外的文化輸出需求、大眾情緒的捕捉和行業發展需求，音綜呈現出了專人干專事的多維賽道。

以日本為例。市場上，既有《Music Station》這類老牌直播打歌節目，還有主打音樂科普的《関JAM 完全燃SHOW》 、音樂家訪談類節目《SONGS》以及非直播舞臺展示的《Music Fair》等多種類音綜。

多元化的音樂露出渠道，也帶來多元化的音樂創作氛圍與良性包容的創作環境。對日韓音樂創作者而言，情緒敘事、美學實驗、視角解構、角色重塑、氛圍營造等純粹的創作動機，都能找到對應的生長土壤。當內容分發擺脫“全民公約數”的桎梏，音樂便回歸到更本真的表達維度：無論是先鋒實驗的聲響探索，還是私密視角的情緒絮語，都能在不同的傳播節點中找到共振的耳朵。

巨大差距的背后，是當下音綜制作中因果邏輯的錯誤。

時至今日，流媒時代已經開始十余年，音樂榜單已經成為必不可少的一個工具，在日本有oricon，韓國有melon，歐美地區有billboard 。似乎只有中國，還沒有一個被大眾公認的平臺榜單。因此，國內音綜大多對自己的功能性認知產生了錯位，認為音綜的意義是，成為一個能夠代表大眾的評判機制。

這就讓音綜有了“以偏概全”的隱患。它總是將各種類型的歌手匯集在一個舞臺，以現場感染力作為統一標準。那些很難找到生存空間、不適應競演類型的歌手，也不得不登上音綜，接受“偽公平式”的審判。進而導致音綜的舞臺展示，在大眾看來目的更不單純——它或夾雜著對流量的偏愛，或強行推“皇族”，或過于拔高自己的功能性，或企圖馴化大眾的審美。

但音綜的邏輯，不能只是完成制造和發展新人的kpi，而是要為大眾提供更多的認知，實現音樂消費市場的審美提升和相對和諧。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改變需要一定的時間，而且已經有人開始進行嘗試。

據韓國金融監督院公示，騰訊音樂娛樂集團收購了HYBE手中的SM娛樂股份，憑借2433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2.9億元）成為了SM的第二大股東。

除了盤活KPOP在國內的市場，這或許也是TME為了增加自己公信力和影響力，進而讓QQ音樂成為中國的billboard的重要一步。

“中國好生意”還能繼續多久？

那么為什么行業還在執著做音綜？

一個最大的原因是，中國仍舊擁有龐大的音樂市場和消費能力。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演出市場總體收入達到796.29億元，其中票房收入579.54億元，其他收入達到216.75億元。

2025年的三個商業“神話”，音樂市場也占據一席。一是全球人都在搶Labubu，二是霸王茶姬在納斯達克敲鐘，三就是《跳樓機》拿到了4000萬左右版稅營收。

這意味著，一句“我的感情好像跳樓機”讓LBI利比賺到的錢，達到了2024年韓國娛樂公司SM總利潤的一半（財報顯示，SM2024年凈利潤16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8500萬元）。

巨大的吸金能力，讓海外市場格外眼紅。

從2025年年初起，KPOP想來國內分一杯羹的野心越發明顯。

一方面，簽售、粉絲見面會等傳統撈金形式的觸發地，從沿海延伸到了內陸。另一方面，除了抽象視頻闖中，KPOP活動形式和規模都在持續升級。譬如，SM旗下團體NCT WISH為宣傳新專輯，就在上海舉行了發布會，邀請約60家媒體參與。

這樣的定點爆破確實有了效果。今年第一季度，中國重新成為KPOP最大專輯出口市場，出口總額達到了1296萬美元（約合人民幣9300萬），占全球營收25%以上，直接扭轉KPOP的頹勢。

5月29日，HYBE娛樂宣布，分公司HYBE CHINA也已落地北京望京，再次證實了KPOP闖中的決心。

直線形的思維是，音樂有市場，音綜也會有市場。加上2024年《歌手》獨爆一檔，也就不難理解音綜再次扎堆出現的盛況。

二是音綜擁有著得天獨厚的商業化土壤。

在音綜里，植入的便利性和效果格外有保障。

相較于演員，主要通過版權、演出盈利的歌手大多并沒有被商業價值框定，在植入上自由性更高，能多次和產品進行互動。

有趣的是，音綜大多都是快消尤其是飲品類的贊助，加劇了植入的戲劇性。

《歌手2025》公布陣容后，單依純的粉絲扒遍節目，發現在《歌手2024》里，每個歌手上臺前喝口簡醇牛奶，因此不少歌手都在臺上卡痰。

在評論區，其他音綜的植入笑料也被大肆傳播。

譬如《聲入人心》在登臺前喝牛奶的鏡頭中，“彈幕說老油條都在假喝，年輕人哐哐灌”。《新說唱2024》只提供冰紅茶，“選手喝了黏嘴不喝渴死”。

在《歌手2025》中，主持人吳澤林的“強行”植入，不僅成為了他的“互聯網黑料”，還成為了品牌方的靈光一現——在最新一期的節目中，他就復刻了自己的尷尬名場面，只為給品牌再打一廣。

甚至音綜也可以憑借線下見面會、演唱會、音樂節等一系列后期活動，持續深化和品牌的合作，提升IP影響力。

可這并不意味著音綜可以靠商業化高枕無憂。從數據來看，在上周五的同時段對決中，《奔跑吧》第九季以峰值0.87，平均值0.74穩居酷云衛視綜藝收視榜首位，完勝《歌手2025》。單依純守住了國門，《歌手2025》卻沒守住年度獨爆綜藝的位置。

音綜對品牌仍舊有吸引力，但這門“中國好生意”還能持續多久？比起無效內卷，這才是行業應該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