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直以來面對的各種技術限制與封鎖從來沒有斷過，華為也是在這種情況下砥礪前行的。人民日報近日走進華為深圳總部，專訪任正非。在這場對話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企業家的沉穩心態，也聽到了一個時代的回答：

國家越開放，我們越進步。

這句話是任正非幾十年拼殺后的體會，也是中國科技和產業不斷突圍背后的底層邏輯。

面對記者問：“遭遇打壓，心里怎么想？”任正非的回答是：“沒想過，想也沒用，不去想困難，干就完了。”

這話聽著相當樸素，但其中的含義卻不簡單，任正非很清楚，華為能有今天，不只是靠埋頭苦干，更是因為國家提供了一個能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土壤。

他說，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偉大的壯舉”。因為很多不賺錢、但對社會有基礎意義的事，只有這種制度能扛起來，比如高鐵、電網、水壩，甚至芯片和人工智能。

美國也想修高鐵，但幾十年還沒修成。而中國不到二十年就鋪了一張全球最密的高鐵網，靠的不是市場效率，而是國家意志。

這背后體現的就是制度的開放，不僅給資本空間，也給長期主義留余地；不僅讓企業逐利，也支持技術攻堅；不僅搞競爭，還讓基礎設施共享共建。

這種“有方向的開放”，才是真正能托舉起未來的制度力量。

任正非在采訪中反復提到一點：我們不是被迫“搞一套”，而是主動開辟“多套方案”。

比如芯片，美國卡我們？我們用“群體計算”繞過去；單芯片落后一代？那就集群補物理，非摩爾補摩爾。簡單理解就是用多芯片集群和新技術繞開限制，彌補差距。

再比如操作系統，任正非預判未來中國可能會有“上百種、上千種操作系統”，分布在工業、醫療、農業等各個場景，不是一個系統打天下，而是千軍萬馬并肩走。

這說明，華為不是在搞封閉國產替代，而是在推動一個更靈活、更開放的技術生態。

開放，不是意味著放棄底線，而是放棄對“唯一答案”的執念。

它鼓勵試錯、并行、異步突破，允許不同路徑共存，允許各種模型互通，這才是一個真正強大生態該有的樣子。

任正非說得非常動情的一段，是講基礎理論研究。

他說，社會總愛追捧那些眼前見效的實用成果，但真正決定未來方向的，是那些“孤獨的理論科學家”。他們幾十年也未必能出成果，但如果不去支持他們，我們連做夢的權利都沒有。

這句話，其實是在揭示一個更深的“開放維度”：能不能容納那些一時看不到效益的探索？

任正非拿出600億投入基礎研究，不考核、不給KPI、只要他們自由研究。甚至專門做了個“黃大年茶思屋”，作為科學信息平臺，完全公益開放。這已經不單單是技術行為了，而是一種戰略信仰。

中國想成為科技強國，不可能靠幾個爆款項目；一定要有足夠的科研耐心、理論耐心、制度耐心。

支持“看不懂”的人，才能創造“別人看不懂”的技術。這，才是最深層的開放。

當然，開放不是“撒手不管”，任正非強調：民營企業要發展，國家必須提供“法治化、市場化”的環境；而企業要做的，是守規則、創價值、依法納稅。

這話聽起來像官話，但恰恰是當下經濟最需要的。

我們常說要“穩預期”，靠的不是嘴巴，而是讓所有企業都相信：只要合法合規，就能在這個市場里活得踏實。

任正非能走到今天，是因為他堅信“只要國家講規則，就有生路”。

采訪最后，任正非講到《紐約時報》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故事。

這位全球知名專欄作家來華為采訪后，自己買了一張二等座高鐵票，沿途考察中國制造業，回去寫下一篇名為《我看到了未來，它不在美國》的文章。

這篇文章我之前看過，也是他真實的感受：“中國制造業像今天這樣強大的原因，不僅在于它的高質量，能更便宜地生產東西，也在于它能更快、更好、更智能地生產東西，而且正在越來越多地將人工智能融入產品中。”

任正非的解讀也很有意思：人工智能的未來，不在IT專家手里，而在電力、煤炭、交通、農業這些實操行業專家手里。

什么意思？

中國的優勢，不在某一個技術點上，而在整個系統的開放和聯通能力上。在別的國家還在爭“標準”的時候，中國已經在爭“誰能最快落地、最早規模化”。

這是一種新型能力：用全國協同的方式，把每一項技術迅速變成產品，把每一個人都變成未來的一部分。

我們看完這場對話，都會發現一個共通的邏輯：

無論是做技術、搞企業、建基礎設施、養科研隊伍，任正非說到底都在強調同一件事。

我們要一直保持開放的姿態，不怕慢，不怕錯，不怕別人超前。

中國的優勢，不在封閉防守，而在持續對內突破、對外聯通的能力。

開放，是我們對過去的回應，也是對未來的布局。

只要我們還在堅持法治、守住規則、鼓勵探索、支持長期主義，那扇通往未來的門，就一直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