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京師沿長城“五口”的戰略布局與邊疆治理

——以歸化城為樞紐的交通、軍事與經濟網絡

作者/孫樹恒

一、“五口”定位：長城沿線的軍政交通樞紐

清朝康熙三十年年末（1691年），為應對準噶爾部威脅及鞏固北疆統治，清廷在京師周邊長城沿線自東向西確立五處關鍵通道（“口”），形成“北控草原、南屏京師”的戰略布局。這五處“口”均選址于長城險要關隘，兼具軍事防御與交通樞紐功能，具體為：

1、喜峰口（河北遷西）：控守灤河河谷，連接華北與東北、蒙古東部，為清代前期抵御察哈爾部的前沿據點。喜峰口路線走向：北經科爾沁、昭烏達盟（今赤峰），達呼倫貝爾扎賚特旗，全程2000余里，設18站（16處蒙古站）。是清初用于震懾喀爾喀部東進，后成為科爾沁等部朝貢通道，沿途驛站由蒙古兵戍守為主，體現“以蒙治蒙”策略。

2、古北口（北京密云）：扼守潮河峽谷，直通熱河與錫林郭勒，是康熙北巡、承德避暑山莊的必經之路。古北口路線走向：經熱河（承德）、昭烏達盟，至錫林郭勒烏珠穆沁旗，全程1600余里，設16站（10處蒙古站）。是皇家北巡專線，康熙、乾隆經此往返京師與承德，沿途驛站規格較高，兼具政治象征與軍事用途。

3、獨石口（河北赤城）：位于白河上游，連接察哈爾與錫林郭勒，明代曾設衛所屯兵，清代為蒙漢互市節點。獨石口路線走向：經察哈爾左翼、多倫諾爾，至浩齊特部，全程1800里，設15站（6處蒙古站）。是連接察哈爾牧場與京師，主要用于軍馬運輸及監視喀爾喀部動態，驛站間距因水草豐美而延長。

4、張家口（河北張家口）：“京師鎖鑰”，北出大境門直通庫倫（今烏蘭巴托），西連歸化城，是官方軍政主干道。張家口路線走向：西線經10站直達歸化城，東北線至庫倫（今烏蘭巴托），全程1500里，設18站。唯一兼具“官道”與“商道”雙重屬性的路線。官道專供軍事傳遞，限制商隊通行；商道（張庫大道）分駝道、馬道等，由晉商勘測開辟，穿越渾善達克沙漠與噶爾拜瀚海戈壁。

5、殺虎口（山西右玉）：俗稱“西口”，銜接晉北與內蒙古，因“走西口”移民潮及晉商貿易聞名，兼具民間與軍事功能。殺虎口路線走向：北經歸化城，分抵伊克昭盟（鄂爾多斯）、烏蘭察布，至伊克昭盟全程2200里，設12站（11處蒙古站）。與張家口的官方屬性不同，殺虎口是“走西口”的民間通道，210里直達歸化城，商隊無需繞行，成為中小商戶首選。

五口的設立標志著清朝突破明代“長城防御”的保守策略，以交通線為紐帶構建邊疆治理體系。其選址邏輯基于三點：

一是軍事控扼要沖。如喜峰口、古北口均位于燕山山脈孔道，可快速調兵至蒙古東部。二是經濟輻射需求。張家口、殺虎口連通晉商與草原，獨石口銜接多倫諾爾商貿中心。三是政治象征意義。古北口為清帝北巡通道，凸顯“天子戍邊”的統治理念。

二、張家口與殺虎口，歸化城崛起的雙引擎。

歸化城（今呼和浩特）作為清朝在內蒙古西部的核心據點，其繁榮直接依賴張家口、殺虎口兩條通道的驅動，形成“軍政-民用”雙軌發展模式。

（一）張家口：官道帶動的邊疆樞紐

1、軍事補給與城市奠基

張家口至歸化城的驛道是清軍西征的“生命線”。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之戰中，費揚古率軍從歸化城出擊噶爾丹，其糧草、兵器均通過張家口—歸化城路線運輸。為保障補給，清廷在沿途驛站升級為“軍臺”，如賽漢塔拉軍臺駐兵300人，備馬千匹，兼具屯糧與防御功能。歸化城因此成為“塞外糧倉”，城內設立八旗兵站與草料場，奠定城市軍事基調。

2、張庫大道的商業延伸與萬里茶道的中樞

張家口的官道向北延伸為“張庫大道”，使歸化城成為中原與漠北貿易的中轉節點，是萬里茶道的中樞。晉商從張家口運輸茶葉、絲綢至歸化城，再換乘駱駝運往庫倫、恰克圖。據《歸化城廳志》記載，乾隆年間歸化城年中轉茶葉超50萬斤，其中70%經張家口輸入。同時，蒙古皮毛、俄國呢絨經此道南下，形成“旱碼頭”效應，城內出現專營絨毛的“皮莊”、加工磚茶的“茶莊”等專業商號。

3、官商協同的制度創新

清廷在張家口設理藩院分署，為商隊發放“龍票”（跨境貿易許可證），歸化城則設稅關，對張家口運來的貨物減免重復征稅。這種“前店后廠”模式刺激晉商擴大規模，如大盛魁在張家口設分號“裕盛公”，專門收購江南綢緞，經歸化城轉銷蒙古貴族。

（二）殺虎口：民間力量塑造的塞上重鎮

1、走西口移民與城市人口結構

殺虎口作為“西口”，是山西移民的主要通道。康熙至乾隆年間，每年經殺虎口進入歸化城的移民達數萬人，至清末，歸化城漢族中60%為山西后裔。這些移民帶來農耕技術，將大青山南麓變為“塞上糧倉”，同時引入晉劇、面塑等文化，與蒙古族長調融合形成“二人臺”藝術。城內街巷如“大南街”“通順街”均由晉商出資修建，民居采用“四合院+蒙古包”混合形制，體現文化交融。

2、軍需經濟與商業網絡

殺虎口—歸化城路線的早期繁榮依賴清軍后勤需求。費揚古西征時，晉商王相卿在殺虎口創立“吉盛堂”，為清軍提供馬掌、炒米，后遷至歸化城更名“大盛魁”，壟斷漠北貿易。此類“趕大營”商號形成獨特的“軍商一體”模式：戰時隨軍供貨，平時經營民貿。至乾隆中期，歸化城有軍需商號200余家，涵蓋鐵器、藥材、被服等領域，如范家號從打馬掌起家，最終成為漠北最大的鐵器供應商。

3、邊疆治理的民間樣本

清廷對殺虎口—歸化城的民間活動采取“默許開放”策略。例如，歸化城附近的八旗莊地名義上屬皇家牧場，實則招納山西農民耕種，形成“皇莊經濟”。這種靈活政策催生了“雁行客”（季節性移民）群體，他們春種秋歸，既規避“禁墾令”，又促進農業開發。至嘉慶年間，歸化城周邊耕地達百萬畝，糧食除供應駐軍外，還通過殺虎口返銷山西，緩解內地糧荒。

三、驛臺體系，軍事控制與經濟滲透的雙重邏輯。

清朝在“五口”官道上構建的“驛站-軍臺”體系，本質是將軍事控制與經濟開發相結合的邊疆治理模式。

（一）驛站的彈性布局與民族分治

一是間距調整。水草豐美處驛站間距可達120里（如古北口至烏珠穆沁旗），荒漠地帶縮短至50里（如張家口西北段），體現“生存優先”原則。

二是管理分野。長城以北200里內由八旗/綠營駐守（漢站），以外則由蒙古兵戍守（蒙古站），既防范漢民深入，又利用蒙古部落維持邊疆穩定。

（二）軍臺，從防御工事到商業據點

隨著清軍深入漠北，張家口、殺虎口沿線27處驛站升級為軍臺，如伊林（今二連浩特）軍臺駐兵千人，兼具倉儲、 telegraph（后期）功能。這些軍臺逐漸形成聚落，如賽漢塔拉軍臺周邊出現“買賣城”，晉商設貨棧、駝隊休整點，使軍事要塞轉化為商業節點。大盛魁甚至在部分軍臺設立“票號分莊”，為商隊提供信貸服務，實現“軍事堡壘-經濟據點”的功能轉換。

（三）晉商的“站”“臺”生存智慧

旅蒙晉商根據驛站等級調整貿易策略。

走站（驛站區）：在內蒙古各旗盟從事短途貿易，以日用品換取皮毛，使用暗語如“后包腦子”（包頭以西）規避競爭；

走臺（軍臺區）：深入外蒙古，需持有理藩院“烏拉票”（官方運輸許可），商隊規模需百人以上，配備護衛。

這種“官商默契”使晉商既能依托清軍保障安全，又能借軍臺網絡拓展市場，形成“以戰養商、以商固邊”的獨特生態。

四、“五口”體系的邊疆治理的有效機制

清朝五口官道的設立，打破了明代“長城即邊界”的封閉思維，通過交通線將軍事控制、經濟滲透、文化融合相結合：

軍事上，以軍臺為支點構建“流動防線”，取代明代靜態長城防御；經濟上，通過張家口（官商）與殺虎口（民商）雙軌并行，激活邊疆市場；文化上，晉商移民帶來的中原文化與蒙古傳統交融，塑造了歸化城“半城煙火半城牧”的獨特氣質。

直至今日，張家口—歸化城（京藏高速）、殺虎口—呼和浩特（G59呼北高速）仍是連接華北與西北的主干道，見證著清代邊疆治理智慧的歷史延續。“五口”體系不僅是軍事交通網絡，更是多民族國家整合的催化劑，其“官道為綱、商道為脈、移民為血”的邊疆開發模式，為近代中國北疆格局奠定了基礎。

參考資料：

鄧九剛《茶葉之路》

《歸化城廳志》

博樂人探索 《清朝康熙帝為何要廢除長城》

《外蒙古大駝道：張家口、歸化城——庫倫——恰克圖》

海子散文網《鄧濤：長城是清代民族融合的紐帶》

鳳凰國學《清朝修長城嗎：清前期的北疆局勢與長城建設》

（作者檔案：孫樹恒，筆名恒心永在，內蒙古奈曼旗人。蒙域經濟30人專家組成員，呼和浩特市政協智庫專家。中國金融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 內蒙古作家協會會員、內蒙古茶葉之路研究會副會長，內蒙古詩書畫研究會高級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大盛魁公司文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