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個叫王定保的人。他是南昌人，在公元900年，即唐朝滅亡的倒數第七個年頭，考中了進士，隨后到南方去做官。

時值唐朝末世，王定保一路碰到數起農民起義，只好跑到廣州避難，在節度使劉隱門下做幕客。

劉隱死后，他的弟弟稱帝，建立南漢國，成為五代十國中“十國”之一。

王定保時來運轉，一路高升，做到宰相（同平章事），可謂位極人臣。

晚年，王定保潛心寫作，寫下了著名的《唐摭言》。其中關于唐代科舉情況的記載尤其詳細，是后世研究科舉的必讀書目。

在書中，這名唐代進士出身的南漢國宰相，美美地感慨一句：

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

此后，帝國的高官們，如果不是進士出身，不僅自己覺得人生有缺憾，別人也會看他少了點什么。

就像現在的官員，做到了一定級別，也想拿個博士文憑。這種社會心理，原來是有歷史傳統的。

已故史學大家何炳棣稱，科舉是帝國成功的階梯，是階層流動的通道。

當做官越來越注重出身的時候，考中進士，逐漸成為當上高官的必要條件。

這個時候，“你是哪里人”這件先天注定的事，就變得很重要了。

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斗，但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你要在對的時候，生在對的地方，人生的路，必定越走越寬。

▲科舉改變命運。圖源：網絡

1

科舉制度開始于隋朝，被唐朝繼承并發揚光大。不像宋代以后有“科舉名錄”一樣的檔案簿，唐代沒有科舉及第的完整名單。

在目前已知的極不完整的數據中，唐代籍貫可知的科舉及第者，是648人。

其中，關內道159人，河南道151人，河北道132人，進士人數位居前三。

▲唐代能考的地方都在黃河流域。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看到沒，唐代考科舉最牛的地方，都是典型的北方中原地區，主要包括現在的陜西、河南、河北、山東這幾個省份。

這幾個地方，產生了接近全國70%的進士。

你要是穿越過去，千萬別傻盯著東南沿海或長江流域一帶。記住那時候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在北方，黃河流域一帶。

唐朝很長一段時間內，實行雙首都制：西京長安和神都洛陽。

這兩個地方，正是最出科舉人才的關內道和河南道的核心。

原因無他，舉國科舉的政策照顧和教育資源，都集中在那里。

長安所在的京兆府選送的舉子，前十名被稱為“等第”，坐等及第。據王定保說，十人中最后被安排中科舉的，至少七八人。

如果哪一年禮部不給面子，多讓其中幾個落榜，京兆尹（首都市長）就要發飆，給禮部寫文書抗議，讓考官好好解釋為什么要讓首都的考生落榜，這到底是幾個意思！

這種權力優勢，是外地州府不可能有的。

洛陽則主要得益于武則天統治時期。當時，武則天將洛陽當作實際首都，在洛陽、長安分別開考，錄取進士，而洛陽的錄取名額竟是長安的三倍。

一直到安史之亂后十余年，776年，洛陽的科舉才被停掉。但已為洛陽乃至河南道的舉子，提供了諸多便利。

唐代的科舉公平性差強人意，基本是政治本位決定錄取名額。

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禮部侍郎崔郾被任命為科舉主考官。

一堆官員跑到崔郾家，向他推薦自己的門生。大名士吳武陵拿著《阿房宮賦》，向崔郾力薦杜牧：“此人不當狀元，誰能當？”

崔郾面露難色，說今年的狀元名額早被預定了，只能給杜牧安排個第五名。

有背景，最重要。

▲陜西在千年科舉史上最早拔得頭籌。圖源：攝圖網

2

到了晚唐，王定保出生的江南道（包括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以及江蘇、安徽、湖北之長江以南、四川東南部等地）在科舉上開始冒頭。

原因是，安史之亂后，北方中原地區戰亂頻繁，傳統的經濟發達地區飽受摧殘，人口日益向南方遷徙。這樣此消彼長，南方就開始崛起，無論經濟還是教育，水平都上了一個臺階。

韓愈曾說，大唐的財賦來源，十分之九來自江南。

如果王定保早生個一兩百年，估計進士的頭銜就一輩子跟他無緣了，只能感嘆自己，官做得再大，“終不為美”。

所以說，人生的成功，時間和區域，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跟唐朝科舉愛開后門、政策照顧明顯等做法不同，宋朝科舉一開始就講究公平，考卷不僅要糊名，還要專人謄錄，避免考官認字跡打分。

科舉真正成為平民階層上升的通道，始于宋朝。

宋太宗在位期間，宰相李昉的兒子李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的堂弟呂蒙亨、鹽鐵使王明的兒子王扶均，這三個人在同一屆科舉中，都考中了進士。

殿試時，宋太宗發現了他們的名字，直接拍板說：“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

意思是，你們這些官二代，就別跟寒門子弟搶了。

于是，這三個人的名次全讓給了寒門子弟。

沒背景，比有背景還重要。

統計顯示，整個宋代，布衣出身的進士占了一半以上。

但是，宋朝科舉有新的問題：南方人太能考了，導致北方人心里很不平衡，雙方為此吵鬧不休。

最著名的一次，是山西人司馬光和江西人歐陽修，為科舉錄取方法是否公平，大吵了一架。

▲歐陽修（左）與司馬光。圖源：網絡

司馬光說，北方有的路（相當于現在的省），幾十年來竟然連一個考上進士的人都沒有，可見全國一張卷統一錄取，這種做法看似公平，實則太不公平，應該按照人口比例，給各路分配名額，逐路錄取。

歐陽修很不認同司馬光的說法，他爭論說，科舉都是匿名考試，中榜后才知道籍貫，這么公平的制度去哪里找？北方進士少，只能說明北方人書沒讀好，說明不了其他問題。國家考試選進士，一定要在全國范圍內把最好的人才選出來，而不要搞成地區間的分豬肉。

雙方的理論，各有道理。

但最終決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爭的勝利者。

在同為江西人的王安石主持變法期間，科舉沿襲了全國統一錄取的做法；到王安石變法失敗后，司馬光上位，就開始試行“分省錄取”。

即便如此，整個北宋期間，南方人將九成進士收入囊中，北方進士僅占10%左右。南宋時期，因為北方基本淪陷，95%以上的進士都來自南方地區。

從具體省份來看，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進士人數高居全國前三。

根據《福建通志》記載，宋代福建進士共7043名，排名全國第一。

這個數字是什么概念？

兩宋共有進士約28933名（有籍貫者），算下來，福建一省就占了全國的四分之一左右。而且，比位居第二的浙江，整整多了2000多名進士，形勢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

當時人不無夸張地說：“龍門一半在閩川。”福建人絕對是當時全國最能考的。

何炳棣分析說，兩宋時期，尤其是南宋，比較南面的省份受益于遠離宋金邊界，免受戰爭侵擾，經濟與文化也更加穩定發展。浙江、江西和福建，因此崛起。

福建在十二、十三世紀，由于早熟稻的推廣，海上貿易的繁榮，以及如朱熹那樣的大學者的移入，一下子成為文化先進的省份。

▲福州閩江兩岸。圖源：攝圖網

3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誰家祖上沒闊過？但北方人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史實：唐代以后，在科舉之路上，最闊的永遠是南方省份。

風水輪流轉，只是轉到南方哪個省的問題。

元代常被稱為文化的荒漠，不過，史學家發現，江西當時是全國書院最多的省份。這些書院為江西保留了無數的讀書種子。

江西在宋代，其實文化已很昌盛，人才輩出。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六位，其中三位是江西人：歐陽修、王安石和曾鞏。

換句話說，十一世紀的中國，執文壇牛耳的有兩個：一個是蘇軾他們家，另一個就是江西人。

在科舉上，宋代的江西，排名僅次于福建和浙江，穩居前三。

明朝開國后的前100年，江西憑借這些文化積累迅速崛起，并超越閩浙兩省，成為全國最能考的省份。

尤其是贛江中流的吉安府，在明初100年間，產生了426個進士，以及33個巍科人物（巍科人物，特指會試第一名和殿試前四名）。這兩個數據，分別占全國同一時期的1/12和1/4。

在1400年和1404年連續兩次科舉殿試中，共有一甲進士6名，吉安人包辦了5名。真的是全國科舉看江西，江西科舉看吉安。

▲明代江西地圖。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整個明代的科舉，可以分三段看：

前面100年，最能考的是江西人；
中間100多年，浙江人發力，比江西人還能考；
最后四五十年，江蘇逐漸取代浙江。

綜合下來，明代全部24800多名進士中，產生進士最多的三個省份是：浙江3697人，江西3114人，江蘇2977人。

有來自福建的朋友問了：兩宋最能考的福建人，這時去哪了？

明代福建以2374名進士，排全國第四。總數是比前三名省份弱一些，但不是弱在考試能力，而是弱在人口總數。

明代福建的人口僅有170多萬，比起動輒五六百人口的浙江、江西、江蘇，顯然吃了大虧。

所以，如果按人均進士數計算，福建人依然是全國最牛的。

這個省每萬人平均擁有進士13.26人，是浙江的兩倍，江西的2.85倍，堪稱一騎絕塵，無人能敵。

對于整個帝國而言，老問題又來了：人才都出自東南，其他地方的人還有什么奔頭？

早在明初，朱元璋就意識到這個問題。這名開國皇帝是南方人，這逼迫他必須向北方士子釋放更大的誠意，從而凝聚整個帝國。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會試放榜，考上的51名進士全部是南方人，無一北方人。

北方士子群情激憤，高喊有黑幕，聯名向朝廷狀告主考官劉三吾，說劉三吾是南方人，所以偏心。

這件事驚動了皇帝。

為了有效收買北方人心，朱元璋誅殺了新科狀元，并親自出題閱卷，增補了61個進士。這61人，全部是北方人。

此后，明朝的科舉制度迎來重大改革。

大約從1425年起，明朝會試開始試行“南北卷”制度，針對南北方分別錄取進士，比例為“南六北四”，即南方占60%，北方占40%。

后來，又增加了中卷，把全國劃分為南、北、中三個區域，分別錄取進士。比例為南卷55%、北卷35%、中卷10%。

這項改革影響深遠，直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實行分省錄取制度，“南北卷”制度才最終被廢除。

▲明代浙江是全國最能考的省份。圖源：攝圖網

4

明代歷時兩百多年未能破解的南北人才失衡問題，到清代總算得到了較為妥善的解決。

1712年，已經做了50年皇帝的康熙，突然意識到“南北卷”制度雖然可以相對調和南北方的人才結構，但無法解決省份之間的人才比例問題。

他說，我觀察這些年來的進士錄取名單，有的省進士很多，有的省進士很少，這不科學，以后干脆“按省取中”好了。

所謂“按省取中”，原型來自于北宋司馬光的“逐路取士”，跟我們現在高考制度中的分省錄取基本一致。

簡單來說，就是按照每個省的大小、人口多寡，分配每個省的舉人名額。比如，浙江、江西都分到了94名，以后這兩個省每屆錄取舉人就都是94人，再由這94人去參加國考（會試），按一定的比例錄取進士。

這種錄取方式，對文化欠發達省份是一個極大的利好。

舉個極端的例子，在實施分省錄取制度前，甘肅連一個進士都沒有，實施后，甘肅一共出了200多名進士。

但對科舉大省則不是好事。分省錄取最大限度地把考試競爭壓縮到了省內，你一個省中舉名額就那么多，考生都很強的話，競爭肯定就很激烈了。

不過，經過這輪制度調整，清代進士的南北分布，相比明代均衡多了。

在清代總計26800多名進士中，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中舉人數，分別如下：

江蘇2933人，浙江2803人，河北2707人，山東2249人。

兩個南方省，兩個北方省，是不是比明代前四都是南方省看起來舒服一點？

因為進士名額基本都是按省分配，這個時候單憑一個省的進士數來判定這個省的人能不能考，已經不太準確。

更為準確的數據，要看巍科人物（即會試第一名和殿試前四名）的分布。

從理論上講，殿試的名次是中舉者完全自由競爭后分出高下的，這才能代表全國的水平。

清代產生巍科人物539人，排名前四的省份及其人數，分別如下：

江蘇169人，浙江125人，安徽41人，河北38人。

可以看出，無論是進士人數，還是巍科人物，江蘇人都是當之無愧的全國考霸。

早在清初，翰林院里幾個文人閑聊，大家談起家鄉的土特產，說來說去無非山珍海味、象牙犀角。輪到蘇州人汪琬，他慢吞吞地說：“蘇州特產狀元。”舉座瞠目結舌。

后來的歷史證明，汪琬真沒吹牛，清代114個狀元中，有24個蘇州人，占比超過1/5。

江蘇和浙江，這兩個最典型的江南省份，清代一共出了69個狀元（江蘇49個，浙江20個），占了全國的一半多。這對于全國，尤其是北方，形成了降維打擊。

有時候連皇帝都看不下去，要出手干預，平衡一下。

1750年的殿試，內推第一名是江蘇人趙翼，第二名是浙江人胡高望，第三名是陜西人王杰。乾隆一看，問左右：國朝至今，陜西出過狀元嗎？大臣們說，還沒有。

乾隆說，從今天開始就有。

說完，把王杰從第三名調到第一名。在乾隆看來，江蘇、浙江的狀元已經夠多了。

蘇浙兩省為什么能在最后一個科舉朝代獨占鰲頭？

說起來，科舉在清代已經進入了拼資本的階段——拼經濟資本，拼文化資本。經濟發達的江南地區，有能力搞文化建設，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圍。

就單個家庭而言，也相對更有錢讓孩子多讀書，多買書，多請名師。再不濟也有家族互助組織幫忙，上義學，送路費。

歷史學者沈登苗說，“在科舉時代，有否真正的資格應試，主要取決于父、祖輩的經濟條件；能否在場屋中勝出，大多靠的是本人的稟賦與后天的努力。實力——經濟實力與自身智力決定人們在科舉道路上能走多遠”。

事實證明，階層流動的大門，越到帝國晚期，關得越緊。

宋代超過一半進士出身平民，明代這一數據減至47%，清代繼續下降至37%。到了晚清，進士基本被官宦子弟壟斷了。

▲科舉最后一個朝代，經濟最富裕的江蘇最厲害。圖源：攝圖網

5

帝制時代，科舉實行了大約1300年。每個時代，最能考的人都來自不同省份。

唐代：陜西人
宋代：福建人
明代：浙江人
清代：江蘇人

唐宋之際，進士人數有一個南北易位的過程，此后，北方人再也撼動不了南方人在科舉上的優勢。

歷史上考試最強的南方三省，恰好集中于東南沿海，且隨著時間推移，有一個由南往北越來越強的過程。

就歷史進程而言，除了個人努力，每個時代，科舉的終極決定力量也不一樣。

唐代：陜西人勝出，主要靠地理區位+政治優勢；
宋代：福建人勝出，主要是趕上北方普遍淪陷+科舉平民時代到來；
明清兩代：浙江人和江蘇人勝出，主要靠經濟資本+文化資本。

可見，影響科舉的主要因素中，政治因素有一個由強到弱的過程，與此相反，經濟因素則有一個由弱到強的過程。

最后再閑扯幾句。

江西科舉在宋明兩代，尤其是明初的100年，有過閃耀全國的表現。這得益于北方士人南遷，江西靠近水路和相對中央的位置，對他們形成了吸引力，成為其最早的落腳點。

江西由此成為南方最早跨入文化發達省份的一個。

文化南傳，由此興盛。

福建科舉在明清之際的相對沒落，跟鄭成功長期割據東南沿海，與清政府對抗，導致福建戰亂、人口內遷、貿易中斷有關。

等到清軍完成征服，東南的貿易中心已南移到了廣州。在拼資本的時代，經濟比不上江浙的福建，科舉能力自然也就退化了。

科舉時代最后的贏家——江蘇和浙江兩省，其在經濟與文化上的絕對優勢地位，延續至今。

長三角迄今仍是中國最有活力的經濟圈，而這個區域的城市化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經濟輻射能力，均為全國最強。

一項關于中國兩院院士籍貫分布的統計顯示，1955年至2017年間，江蘇籍院士共463人，浙江籍院士共395人，遠遠高出其他省份（第三名，山東籍院士157人）。

從某種程度上講，這是長三角地區自明代以來重視科舉、發展教育的當代福報。

為什么說“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這或許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參考文獻：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鄧小泉：《唐代科舉人才區域分布的教育因素》，《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04年第4期

劉海峰、莊明水：《福建教育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徐泓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

沈登苗：《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及其相互關系》，《中國文化研究》總第26期，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