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正月,宋仁宗任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為權知貢舉,翰林學士王珪、龍圖閣直學士梅摯、知制誥韓絳、集賢殿修撰范鎮為權同知貢舉,館閣校勘梅堯臣為點檢試卷官。上述諸人,共同主持當年的科舉禮部試(省試)。
這是值得寫入中國千年科舉歷史的一屆考試,從這屆考試開始,流行于仁宗朝歷年科場的“太學體”文風終于被歐陽修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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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榜諸生中,有一個名叫劉幾的太學生,深得學者石介“太學體”之真傳,寫文章好為“怪崄之語”,平日測試都能得第一名,眾太學生“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修聽說過劉幾的名字,但對其故作艱深的文風很不以為然。
不過,劉幾確實是個才子,自嘉祐二年落榜后,更名劉輝,改攻古文,自是文風大變。嘉祐四年(1059),劉輝參加禮部試,順利中榜,進入殿試,殿試考官還是歐陽修。歐陽修閱卷時,看到一名考生寫的《堯舜性仁賦》,義理、辭章俱佳,不由擊節嘆賞,擢其為第一名,及至唱名,才知道這名進士叫劉輝。有知情者告訴歐陽修:“此劉幾也,易名矣。”歐陽修“愕然久之”。
在嘉祐二年禮部試的策論答卷中,有一篇文風與“太學體”大異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引起了梅堯臣的注意。梅堯臣負責第一輪閱卷,對考生的答卷進行初步篩選,然后將入圍的答卷交給其他考官審閱。梅堯臣十分欣賞《刑賞忠厚之至論》,將其推薦給主考官歐陽修。
《刑賞忠厚之至論》的主要論點,如果翻譯成現代話,大約就是“疑罪從無”。文章的立意、措辭都讓歐陽修拍案叫絕,只是歐陽修不知文中“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何處,就問梅堯臣,梅堯臣說:“何須出處。”
歐陽修以為自己只是一時想不起典故的出處而已,有意將此文評為第一等。不過,歐陽修有點懷疑此文可能出自其門人曾鞏之手,若將此文評為第一等,難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因此,歐陽修考慮再三,將此文評為第二等。
待到拆封放榜,歐陽修才知道《刑賞忠厚之至論》的作者并不是曾鞏,而是一名來自四川眉州的年輕考生,名叫蘇軾,虛齡二十二歲。歐陽修對梅堯臣說:“此郎必有所據,更恨吾輩不能記耳。”
放榜之后,高中的考生照例需要入謝主考官。入謝時,歐陽修問蘇軾:“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蘇軾說:“事在《三國志》和《后漢書·孔融傳》。”歐陽修回去翻閱這兩部書,卻一無所得。他日,又問蘇軾。蘇軾說:“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蘇軾敢于杜撰典故,而且解釋得合情合理,歐陽修不由嘆服:“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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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參加的嘉祐二年的禮部試,一共考了四場:第一場試詩賦,第二場試論,第三場試策,第四場試經義。試詩賦即考生按照給定的題目和韻腳,現場創作若干篇詩賦;試論類似如今的命題作文,考生按照題目寫一篇短論;試策即命題者根據時務提出若干具體的問題,讓考生發表見解;試經義即命題者從儒家經典中截取一句話,讓考生闡述其蘊含的義理。
蘇軾在第一場考試中,所作詩賦被評為不合格;在第二場考試中得了第二名, 《刑賞忠厚之至論》即應試的短論;在第三場考試中成績未詳;在第四場考試中得了第一名。綜合四場考試的成績,蘇軾順利登科,獲得進入殿試的資格。如果不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得到歐陽修和梅堯臣的賞識,蘇軾很可能會在嘉祐二年落第。那么,他的人生或許就會改寫。
當年,和蘇軾一起中榜的進士科考生共有三百七十三人,他們隨后參加了殿試。殿試在名義上由宋仁宗主持,但其實只是象征性的,具體負責評卷的還是充任考官的士大夫。
嘉祐二年三月十一日,殿試唱名放榜,共有三百八十八名考生及第,比禮部試中榜的考生多了十五個人,這十五個人是特奏名進士。特奏名,指對屢次參加禮部試而不中的考生另外造冊上奏,特許附試,具有照顧性質。也是從這一屆科考開始,宋朝確立了“殿試不落黜”的原則,即凡是獲得殿試資格的進士,在原則上都不予落黜,殿試只是為他們評定名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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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的進士科狀元叫章衡,名氣不大,但同榜進士中日后卻涌現出了多位政治、文化精英:蘇軾、蘇轍兄弟,與蘇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鞏,文武雙全的王韶,理學家張載、呂大鈞,熙豐變法的骨干呂惠卿、鄧綰、張璪、林希、曾布、蔣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燾……熙豐變法的另一員骨干章惇,是這屆狀元章衡的叔叔,也參加了這屆科考,但因名次在侄子之下,深以為恥,索性放棄殿試成績,“委敕而出”,于兩年后再次參加禮部試,高中甲科。
可以說,嘉祐二年的科考榜上群星閃耀,照亮了北宋半個世紀的星空。
中國自隋唐起實行科舉取士,至清末廢除科舉制,歷時一千余年,論取士之盛,沒有哪屆科考可與嘉祐二年的科考相比。
嘉祐二年的科考之所以能遴選出這么多杰出的才俊,除了歐陽修、梅堯臣等考官有伯樂之識,也應歸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慶歷新政。新政中的一項舉措即為“精貢舉”,包含教育振興、科考改革兩個部分,其中科考改革在慶歷五年(1045)叫停,“禮部貢院進士所試詩賦,諸科所對經義,并如舊制考校”,但教育振興得以持續,朝廷在國子監設太學,又在地方州縣遍設官學,史稱“慶歷興學”。從慶歷興學至嘉祐二年,有十余年的時間,蘇軾、蘇轍、曾鞏、張載等“明星考生”,正是在這十余年間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由此可見,教育興國實非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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