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1057）正月，宋仁宗任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為權知貢舉，翰林學士王珪、龍圖閣直學士梅摯、知制誥韓絳、集賢殿修撰范鎮為權同知貢舉，館閣校勘梅堯臣為點檢試卷官。上述諸人，共同主持當年的科舉禮部試（省試）。

這是值得寫入中國千年科舉歷史的一屆考試，從這屆考試開始，流行于仁宗朝歷年科場的“太學體”文風終于被歐陽修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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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榜諸生中，有一個名叫劉幾的太學生，深得學者石介“太學體”之真傳，寫文章好為“怪崄之語”，平日測試都能得第一名，眾太學生“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修聽說過劉幾的名字，但對其故作艱深的文風很不以為然。

不過，劉幾確實是個才子，自嘉祐二年落榜后，更名劉輝，改攻古文，自是文風大變。嘉祐四年（1059），劉輝參加禮部試，順利中榜，進入殿試，殿試考官還是歐陽修。歐陽修閱卷時，看到一名考生寫的《堯舜性仁賦》，義理、辭章俱佳，不由擊節嘆賞，擢其為第一名，及至唱名，才知道這名進士叫劉輝。有知情者告訴歐陽修：“此劉幾也，易名矣。”歐陽修“愕然久之”。

在嘉祐二年禮部試的策論答卷中，有一篇文風與“太學體”大異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引起了梅堯臣的注意。梅堯臣負責第一輪閱卷，對考生的答卷進行初步篩選，然后將入圍的答卷交給其他考官審閱。梅堯臣十分欣賞《刑賞忠厚之至論》，將其推薦給主考官歐陽修。

《刑賞忠厚之至論》的主要論點，如果翻譯成現代話，大約就是“疑罪從無”。文章的立意、措辭都讓歐陽修拍案叫絕，只是歐陽修不知文中“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何處，就問梅堯臣，梅堯臣說：“何須出處。”

歐陽修以為自己只是一時想不起典故的出處而已，有意將此文評為第一等。不過，歐陽修有點懷疑此文可能出自其門人曾鞏之手，若將此文評為第一等，難免有瓜田李下之嫌。因此，歐陽修考慮再三，將此文評為第二等。

待到拆封放榜，歐陽修才知道《刑賞忠厚之至論》的作者并不是曾鞏，而是一名來自四川眉州的年輕考生，名叫蘇軾，虛齡二十二歲。歐陽修對梅堯臣說：“此郎必有所據，更恨吾輩不能記耳。”

放榜之后，高中的考生照例需要入謝主考官。入謝時，歐陽修問蘇軾：“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蘇軾說：“事在《三國志》和《后漢書·孔融傳》。”歐陽修回去翻閱這兩部書，卻一無所得。他日，又問蘇軾。蘇軾說：“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蘇軾敢于杜撰典故，而且解釋得合情合理，歐陽修不由嘆服：“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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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參加的嘉祐二年的禮部試，一共考了四場：第一場試詩賦，第二場試論，第三場試策，第四場試經義。試詩賦即考生按照給定的題目和韻腳，現場創作若干篇詩賦；試論類似如今的命題作文，考生按照題目寫一篇短論；試策即命題者根據時務提出若干具體的問題，讓考生發表見解；試經義即命題者從儒家經典中截取一句話，讓考生闡述其蘊含的義理。

蘇軾在第一場考試中，所作詩賦被評為不合格；在第二場考試中得了第二名， 《刑賞忠厚之至論》即應試的短論；在第三場考試中成績未詳；在第四場考試中得了第一名。綜合四場考試的成績，蘇軾順利登科，獲得進入殿試的資格。如果不是《刑賞忠厚之至論》得到歐陽修和梅堯臣的賞識，蘇軾很可能會在嘉祐二年落第。那么，他的人生或許就會改寫。

當年，和蘇軾一起中榜的進士科考生共有三百七十三人，他們隨后參加了殿試。殿試在名義上由宋仁宗主持，但其實只是象征性的，具體負責評卷的還是充任考官的士大夫。

嘉祐二年三月十一日，殿試唱名放榜，共有三百八十八名考生及第，比禮部試中榜的考生多了十五個人，這十五個人是特奏名進士。特奏名，指對屢次參加禮部試而不中的考生另外造冊上奏，特許附試，具有照顧性質。也是從這一屆科考開始，宋朝確立了“殿試不落黜”的原則，即凡是獲得殿試資格的進士，在原則上都不予落黜，殿試只是為他們評定名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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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的進士科狀元叫章衡，名氣不大，但同榜進士中日后卻涌現出了多位政治、文化精英：蘇軾、蘇轍兄弟，與蘇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鞏，文武雙全的王韶，理學家張載、呂大鈞，熙豐變法的骨干呂惠卿、鄧綰、張璪、林希、曾布、蔣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燾……熙豐變法的另一員骨干章惇，是這屆狀元章衡的叔叔，也參加了這屆科考，但因名次在侄子之下，深以為恥，索性放棄殿試成績，“委敕而出”，于兩年后再次參加禮部試，高中甲科。

可以說，嘉祐二年的科考榜上群星閃耀，照亮了北宋半個世紀的星空。

中國自隋唐起實行科舉取士，至清末廢除科舉制，歷時一千余年，論取士之盛，沒有哪屆科考可與嘉祐二年的科考相比。

嘉祐二年的科考之所以能遴選出這么多杰出的才俊，除了歐陽修、梅堯臣等考官有伯樂之識，也應歸功于范仲淹昔日推行的慶歷新政。新政中的一項舉措即為“精貢舉”，包含教育振興、科考改革兩個部分，其中科考改革在慶歷五年（1045）叫停，“禮部貢院進士所試詩賦，諸科所對經義，并如舊制考校”，但教育振興得以持續，朝廷在國子監設太學，又在地方州縣遍設官學，史稱“慶歷興學”。從慶歷興學至嘉祐二年，有十余年的時間，蘇軾、蘇轍、曾鞏、張載等“明星考生”，正是在這十余年間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由此可見，教育興國實非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