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集《苦盡柑來遇見你》

最近，在令無數人抹眼淚的華語新劇《忘了我記得》中，謝盈萱飾演的女主角有一句臺詞：“我爸說這個世代，大家不會修東西，只會直接丟掉，在他們那個世代，東西壞了就要修好。” 盡管家庭時有裂痕，女主仍嘗試理解父母的選擇，努力修復和家人的關系。家庭關系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簡單數學題，正是其中的復雜性，讓家庭關系成為永恒的主題，女性主義的思潮、社會現實的變化，都成了文藝作品一次次探討家庭關系的新前提。

在小說《黑屋子，冷板凳》中， 作者王一彤從青少年教育的角度 切入對家庭關系和個人成長的書寫。 小 說主人公是 一名出身于“山溝溝”里的初中老師，他謹記父親的話，用心留意每位學生，但由于家庭環境使然，“盯著孩子們的眼睛講話”成為他的挑戰項。而在努力適應教師工作的過程中，他發現了一位特別的留級生，在作文里，他把自己的家描寫成一個“黑色城堡”……

作者王一彤去年曾以非虛構作品《長明的燈》入選，在這篇新作中，他將以小說的形式來探索中國式家庭關系。今天單讀分享《黑屋子，冷板凳》的前半部分，明天將繼續分享后半部分，敬請關注。

黑屋子，冷板凳

作者：王一彤

二〇〇八年一月一日，《瀾城晚報》頭版登出一個小豆腐塊，標題是：《新年前夜碧海豪庭小區失火，暫無人員傷亡》。配圖顯示，火光映亮了一小段黃河。傳說大火照出幾具浮尸，事后查實，是幾個常年冬泳、夜泳的退休人員，善于隨浪擊水，下水不久，正在興頭。

這類無死無傷的意外事故原則上不上頭版。此次例外，李記者對我講，原因有二，一是碧海豪庭是瀾城數一數二的豪宅，濱河而建，交房不到三年，管理森嚴；二是總編近期關注青少年教育問題。

“兄弟，我就不繞彎子了。”李記者剝了兩牙蒜推給我，“總編這次非要出一篇探討青少年教育問題的深度，要有采訪、見觀點。我也是沒辦法。你多少說上兩句，陳曉峰的性格，平時的表現，和同學的關系，撒都行呢。”

直到和李記者在校門口臊子面館坐定，我仍然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他問的問題，我一句也不想說。但二十六歲的我面情很軟，說不出不。恰好服務員上菜，一碗臊子干拌，一碗油潑扯面，半斤鹵肉，虎皮辣子拼菠菜面筋。我趕緊岔開話頭，招呼他吃面。他吸了兩筷子，鼓著腮幫子說：“你們這面美啊，怪不得名氣大，不喝兩口可惜了。”他不問我意見，直接要了瓶半斤裝肖爾布拉克酒。

兩天后，我在辦公室讀到這條題為《豪宅火災折射青少年教育之憂》的報道。最后一段，李記者寫道：

從“碧海豪庭”這個名字，不難看出深處西北內陸的瀾城人對大海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火災中失靈的煙霧報警器，不禁令人對“豪宅”高昂的物業費用產生質疑。而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一位十五歲的少年偷偷溜去樓道抽煙。我們需要追問，他如何沾染上吸煙惡習，最終引燃一場全市矚目的火災？“孩子本性挺好，就是平時比較孤僻，總是獨來獨往。可能在孩子的心理這一塊，我們關注不夠，才出了問題。”陳華的班主任趙老師告訴本報。煙蒂引燃樓道垃圾或許是種偶然，但引燃全社會對青少年教育問題，以及對隱秘心理問題的關注與重視，應當成為一種必然。（為保護未成年人隱私，陳華為化名。）

我努力回憶肖爾布拉克上桌以后的情形。我說我不會喝酒，李記者拍著我說：“?吃面不喝酒，人生路白走。”我又推擋幾番。總之，油潑面吃完時，我已經下了三盅，覺得暈，開始轉。李記者說多吃菜，下得快，他好像加了一碟花生、一個臘汁肉夾饃，說今晚就是和我交個朋友，就把酒喝好，采訪的事不提了。后來怎么又說到陳曉峰，我記不真切了。但我確信我只說過陳曉峰平時獨來獨往，孩子本性很好。其余一概沒有。

于是我迅速敲了條短信：

李記者，你的報道文筆很好，但不夠負責任。我從來沒有說過曉峰孤僻、心理有問題。你這樣寫，不合事實不說，關鍵是對曉峰可能有很壞的影響。

我幾次修改措辭，激烈一些，委婉一些；幾次要發，又放下，最終沒發。因為我想起陳曉峰對我說過的話，來過的信。我猜，他不會在意這篇報道，不介意成為這樣一個映亮黃河、驚動全城的縱火者。

劇集《暗黑4》

眼睛

二〇〇五年，我從師范大學出來，瀾城正鬧師資荒，我便比較順利地留在省城，進了十三中，編制、戶口一并解決。十三中是市重點初中，領導敢用年輕人，我直接上馬班主任，外帶兩班數學。

從鎮上考進師大，四年時間，我基本扎在校園念書、球場奔跑，出入社會不多，是個標準的青瓜蛋子。女朋友，也不知道算不算談過。大一時，我跟一個女同學走得較近，朦朦朧朧，釀出些好感。維持半年，她說我不夠關心、太粗線條，我嫌她太作、事情太多。我們不了了之。這勉強可算我的初戀。我記得結束那天，我們坐在學校食堂一角，很不激烈地吵了一小會兒。無言之時，她說：“你怎么都不看著我？”我繼續無言，她一笑，說：“不對，你好像一直都不怎么看我。”言罷，她背包離開。

她當時說得很輕、很淡，不帶太濃的情緒，但我記憶猶新。從小到大，與人來往時，我一直隱約感到，我很難注視對方的眼睛。要么看向四周，要么眼神打轉，要么做一些含義不明的肢體動作。反正，我很難和別人保持穩定、持久的眼神交流。是不愿意，還是不敢，我不確定，我只是一直有這種感受，并且難以理解。直到分手那天，當她輕輕說出那番話，我最終確認了這一點。同樣從那一刻起，我大學生活的目標變成了克服這一點。因為念師大之前，我就已經確定要以教師為志業。而我很清楚，這是一份需要時刻注視著他人的眼睛，深切注視著他人的眼睛，并且注定要注視成千上萬雙眼睛、從一而終的職業。

這并非我對教師的自定義和想象。是我父親這樣描述這份職業，他也是我念師范、立志當老師的最初原因。我父親是個老師，是個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老師，是我們生活范圍里最有聲望的老師。一九六八年，他十八歲，開始在鎮上初中教書，時斷時續十年，一九七八年高考，進師范大學。畢業，他分回縣一中，教語文，同年我出生。又十年，鎮中學嚴重缺人，他主動申請調回，或先后，或同時，帶過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做過教導主任。至我讀師大，他教齡超三十年，可內退。他選擇退任教導主任，與校長約定繼續從初一教起，再教兩輪，六年，退休。

我們縣是省里前幾名的窮縣，也是前幾名的教育大縣。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紀初的幾年，每年考進“二加七”（注：中國的九所著名高校）的人數一度和瀾城難分上下。提到我縣，流傳最廣的一句話是：“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又有段子，說每年六、七月份，我縣熟人碰面，多問“你家娃娃考到哪里了”，隔壁縣則是“你家那個放出來沒”“打算去哪里打工”。其中當然多是極為常見的地域相輕，但也說明一些歷史情況。

在全縣孤注一擲搞教育的氣氛里，教師成為最受尊重、最理所應當的職業。我父親這樣的人成為頌揚的中心。當他放棄縣城的一切回到鎮上時，這種頌揚達到高峰。“咱們這山溝溝里能考出去這么多娃娃，就是因為有你爸這樣的老師”，類似評價，從小到大，我聽過無數。當我進入鎮中學、在父親眼皮子底下念書時，我更被這種評價包圍。

初一時，我第一次聽父親描述教師這份職業。一位年輕老師拎著兩瓶散酒來家里拜訪。我記得他們先關起上房的門聊事情，父親打發我去灶房給母親幫忙。灶房在陰面，冷颼颼的。母親坐在灶臺旁的一條板凳，我過去，挨著她坐下。我說：“凳子冰。” “他們一會兒應該要喝酒，我炒上兩個菜。”母親找出稻草、干苞谷棒子，塞進灶臺。升起火，灶房才慢慢暖和，發毛的玻璃上疊了層霧。透過細木條隔出來的小玻璃方塊，我看著模糊不清的外邊，院子里的蘋果樹影子慢慢拉長，分不清天上是新月還是落日。過了挺久，上房門開，父親站在門檻后對著灶房喊：“菜端來，吃飯。”我上菜，在炕上架起矮腳桌子，父親招呼我盤腿上炕。我喊母親一起吃，她說她拾掇拾掇，讓我們先吃。那天晚上，母親很晚的時候來了，端著碗，坐在炕沿吃。父親和年輕老師已經喝完了一瓶散酒，臉發紅，話變得又多又密。年輕老師問父親：

“趙老師，老實說，我到現在也沒挖清楚老師怎么當，你給指教指教嘛。”

“當老師，其實簡單得很。你要盯著娃娃們的眼睛看呢。要認認真真，盯著每個娃娃的眼睛看呢。”

我還小，但也疑心這句話可能不大一樣。父親說話時，我一直盯著他看，他盯著年輕老師的眼睛說出這句話，同時他張手向母親。母親從桌上拿了煙和紙巾給他。他抹抹嘴，點上煙，也給年輕老師點上一支。

在濃煙繚繞中，我記住了父親對老師的描述。初高中六年，我以父親的描述作為標準，同時作為他的兒子和學生，近觀他六年。他確實認認真真注視著每個學生的眼睛，對坐在第一排的學生，對坐在最后一排的學生；對家里種地的學生，對家里干公事、坐小車的學生；對一眼就能認出來的學生，對沒人能記得住的學生；對一點就亮的學生，對怎么也點不亮的學生；對教室正中的學生，對教室邊邊上的學生；對一看就有用的學生，對大抵是完貨（西北方言，指糟糕到無可救藥的人）的學生......要說差別，也是有的，那也是在認真注視每個學生之余，把更多用心微微地、偶爾多多地傾向后者。有一類學生，在我們縣還挺多見，父母不在家沒人管的，窮得兩個人分一條褲子的，先天缺陷的，父親稱之為“孽障娃娃”，他隔三差五領回家來，給吃喝，單獨教。對這種差別，我聽過他的解釋，還是和那位年輕老師喝酒時，他說：

“咱們能干的不多，最多就是，在老天爺沒觀點著的地方盡上些力。”

父親當然不總是春風一樣。他有火的時候，有躁的時候，甚至有氣急出言譏諷的時候。但他的注視從不是俯視，不偏不斜，不是潦草一瞥。父親在我們班上課時，我不止一次看到，嚴厲批評之后，他走近犯錯學生，帶他到無人處坐定，盯著他的眼睛，溫聲細語，花大把時間；當他覺得對哪個學生失態了，他會花更多時間，最后，常常是他和學生眼眶都紅了。鎮上沒什么夜生活，多數人家黑得早，我家有兩盞燈長年亮到很晚。一盞是下房的燈，父親把下房用作辦公室，常改作業到深夜。燈不夠亮，凳子又硬，他弓著背，湊近，盯著作業本上的字，和盯著學生的眼睛一樣，長久地，用力地。

另一盞是灶房的燈，同樣昏黃。母親忙碗筷、米面、肉菜，有時就睡在那里。相當一段時間，睡前我透過上房窗戶，看這兩盞燈遙遙相望，燈影在院子中間朦朧交錯，心底都有一種暖和與篤定。我確信母親是選擇了一個位置陪著父親，我也確信父親就是他描述的那種老師。人們無數次的頌揚是真心實意，講臺上的他，作業本前的他，與學生對坐的他，當得起那些頌揚。

數不清多少個夜晚，我看著那兩盞燈入睡。直到我離開家前，教室里、下房燈下父親的形象，在我心里愈發扎實、清晰。我下決心要當個老師，當個父親一樣的老師。但也是在這樣的日日夜夜里，我慢慢看不清灶房燈下的母親。遠行瀾城之前，我最終的感受是，她不是選擇了一個位置陪著父親。她就是在那樣一個位置呆著，和我對灶房不多的印象一樣，那樣一個空氣陰冷、板凳冷硬、光線昏沉的位置。

我花了很長時間，大概同樣是初高中六年，近觀和母親在一起的父親六年，才有這樣的感受。我感受的起點是父親的眼睛。在學校里，我日復一日注視著他對學生的注視，被那種深長感染。而回到家，我漸漸注意到，他很少注視我的母親。多數時候，他不怎么看母親的眼睛，也照常和她說話。后來，我常回憶起年輕老師來家里那晚，他和他喝酒，張手向母親要煙，那個時刻在我心中反復浮現——我意識到，他不需要語言，更不需要眼神相對，就可以指示她。而我的母親，她顯然早已非常適應這樣的交流，熟練地接收、落實這樣的指示。少數時候，當他看向母親的眼睛，也常是稍縱即逝的一瞥，像是途經，像是掠過。

當我意識到那就是他們的交流方式，更多場景在我記憶深處蘇醒、起立。父親每天六點起床，熬罐罐茶，吃油餅、花卷，六點半出門，到校監早自習，雷打不動。他起時，母親一般還在睡。他像座山一樣在炕上隆起，抽煙，咳嗽，披上衣服，制造一些動靜。下炕后，他用鐵簽子掀開爐蓋，鉗起炭疙瘩，籠火。金屬撞擊的聲音喚醒母親，她默默起來，父親則安靜地坐在爐邊，排出鐵架子，放茶葉進燒得發黑的罐罐。母親往壺里接滿水，走到父親身邊，放在爐心燒，他盯著罐罐，點上第二根煙。母親掀開門簾出去，過一會兒端來饃饃，一盤棗、桂圓、枸杞、冰糖。她烘熱饃饃，有時，她也打算把棗和桂圓放在爐沿子上烤酥。這個時候，父親常扭頭一瞥，擺擺手。她便不再動作，把盤子交給父親，由他以自己雷打不動的方式，招呼他清晨的朋友們。

父親一般在學校待足足一天，早六點半到晚七點半。放學后的一個半小時，他用來找學生談心、開小灶。回家后，他對付一口晚飯，就投入下房，改作業到深夜。只有一種例外，我的叔伯們來家里吃飯喝酒。約半個月一次，他們從四面八方聚向我家。父親會五點多到家，打發我妹去灶房，兄弟四人盤腿上炕，抽煙，討論家族大事、鎮上和縣上要事。不出意外，母親和妹妹能準時張羅飯菜上桌，父親便也叫我上炕，母親回到灶房。“灶上還要弄啥？趕緊來一塊吃吧。”這樣問的有時是我，有時是我尕爸（注：父親的弟弟）。“么事，你們先吃。”母親永遠這樣說，她從不回答第一個問題。這樣問的次數多了，慢慢我也不再問。這個時候，父親吃菜、喝酒，和我老大（注：父親的哥哥）說話。當十五或二十分鐘后母親端著飯碗進來，坐在炕沿子上扒飯時，父親背對著她，吃菜、喝酒，和我老大、三爸或者尕爸說話。偶爾，母親和妹妹沒能準時上菜，父親就派我去催。有一兩次，他自己下炕去催。透過上房窗戶，我看見他走到灶房門口，他不進去，敲敲窗玻璃，然后回來。

家和學校，父親基本生活在這兩方天地。只有鎮上逢大集時，他會去轉轉，有時和母親一起，有時帶上我。他好書，好沒用的小玩意兒，去是閑逛，淘淘舊書和雜貨。母親去是采購，米面糧油，目標明確。他背著手在前面逛，母親提著袋子在后面挑。淘到驚喜，或者一無所獲時，父親總是率先逛完，甩開步子回家。母親沒采購完，或者也想閑逛時，就在后邊喊父親，不是叫他幫忙提東西，可能是想讓他陪著逛逛。大概是走出去已遠，多數時候，父親沒有回頭，沒有停下等待，越走越遠。當母親到家，他已在炕上抽煙，或者罐罐茶已經滾開一遍。

后來，次數多了，我發現，無論距離遠近，父親都不聽清母親的呼喚，不會停下腳步。我漸漸也聽不清母親的呼喚，也總是率先逛完。

那些場景如此生動鮮活，隨著我年歲增長，它們像寒風掠過的汗毛，兀立在我心中。每天我往返于學校和家，這些粗硬的汗毛也隨之劇烈搖擺，刺撓著我。在學校里，父親觀點著每個學生的每根頭發、每雙眼睛，觀點著老天爺觀點著和沒觀點著的每個角落；在家，他觀點著院子里的蘋果樹、地里的苦苦菜、桶里的炭、罐罐茶把手上半化掉的膠布、淘回來的方志、縣一中校史、中醫詞典、他的兄弟......除了母親的眼睛。學校里的父親，家里的父親，他和他若隱若現的微妙差別，成為貫穿我整個青少年時期的困惑。直到大一，當初戀淡淡地說出那番話，我終于明白，為何我很難注視別人的眼睛。

電影《走走停停》

來信

時至今日，我仍然弄不清對初戀的感受，只有一點很確定，我感激她最后的那番話，感激她說得很準，感激在大一就聽到。即便如此，花了整整四年，我也沒能完全學會注視別人的眼睛。在十三中試講，校長的評價是：課講得不錯，和學生互動還要加強。我清楚講臺上的自己，更多時候，我習慣背對學生，沖著黑板，或盯著課本、教室最后的白墻。

新老師入校，學校搞師徒帶教。我師傅叫李復旦，本名李春，復旦數學系畢業，志愿回鄉，在校十五年，是當時校內最高學歷，由此得名。很多老師說名師出高徒，校長器重我。十三中的辦公室按年級組分，不按學科。李復旦是〇五級初一三班班主任，外帶四班數學；我是五班班主任，外帶六班數學。正式開學前，學校先開了教工大會。散會回到辦公室，我問李復旦：“怎么理解校長對我的評價？”他說：“我不敢說校長是啥意思。我自己理解，咱們教的是人，不是課，人永遠比課大。課堂是人的課堂，作業是人寫的作業。你就記著，你是給每一個人上課，不是給五十多號人上課。”

和我搭班的語文老師林根生坐我隔壁，老教師，和李復旦前后腳進校。他說：“李老師的話沒錯，高度夠高。不過小趙，你見的學生還少。你是不知道，現在有的娃娃，根本沒法教。李老師說的那是正常人的情況。有些學生就難說是個正常的人，你咋教？”

“哦？不都才初一的尕娃娃么？有這樣的？”我問。

“說你見得少吧。你班上就有呢，陳曉峰，去年我教過，留了一級，著名關系戶。”

“最多成績差么，怎么個不正常么？”

“學習差的，壞的頑的，咱們都見得多了，其實都好辦。就害怕怪的。陳曉峰這樣的，我都是頭一次見。不知道是家里沒教合適，還是天生的，說話做事都古怪得很，干脆沒法交流。”

“這個娃娃確實怪，難打交道，我也從來沒見過。據說家里關系大呢，教育局領導直接壓進來的。”五班的英語老師插話。

“咋么個怪么？初一的個娃娃，我想不來。”我繼續問。

“很難形容，一半句說不清楚。”林根生走過來，遞給我一個本子，“你自己看吧，去年人家給咱寫的作文。我真是永生難忘。”

我翻開陳曉峰的作文本，字出乎我意料的不難看，頗為老成，只是連筆太多，很草很亂。林根生叫我看的那篇作文，叫《黑色城堡》。

城堡非常非常大，房頂特別特別高。外面還有一條護城河，要走過吊橋，守衛放行，才能進去。墻刷得雪白，每個房間都有巨大的水晶燈，旋轉樓梯鋪著地毯，扶手是金黃色的。城堡有很多房間，有一個房間專門放吃的，牛肉，羊肉，魚蝦，牛奶，可樂，雪碧，應有盡有。還有一個房間，放的應該都是很貴的東西，平時都是鎖起來的，偶爾會打開，很快又關上。玩的東西也很多，電腦是現在最快的奔四，PS2，很大的背頭（投）電視，還有很多輛奧迪雙鉆。

除了這些，城堡里還有很多空房間，待在哪個房間隨我的便，沒有人管我。其實，城堡里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沒有人。每個星期，有時是十天，夜里會有一輛直升機從天上來，在空中把吃的和用的扔進城堡，然后開走，有幾次，還扔過錢。我沒見直升機上的人下來過，只感覺直升機每次都刮起很大的風，從城堡的窗戶吹進來，吹得我很冷，有時候，還會把城堡角落里的蠟燭吹滅。直升機每次都把東西扔在大廳，堆成小山。我才不想管，繼續玩我的。奇怪的是，每到第二天，這些東西都被放好在不同的房間和地方。我不知道是誰收拾的，可能是用人吧。這樣想也有可能。因為，我雖然從來沒在城堡里見過用人，但夜里我經常能感覺到，有黑影子飄來飄去。有幾次，我想去抓住黑影看看，每當我沖過去，黑影子立馬就不見了。而當我回到房間，黑影子就又飄來飄去。我想，那可能就是用人，正在收拾東西。為什么他們不愿意讓我看見？有兩種可能，一種，他們故意在跟我玩捉迷藏。另一種，他們就是很忙，沒時間跟我玩。最開始，我還有點害怕。不過現在，時間長了，習關（慣）了，也不怕了。

哦對了，進（盡）管城堡墻是白色的，但我覺得城堡是黑色城堡。因為城堡從來不開燈，一直黑著。最多在角落點個蠟燭，可能是用人點的。我不開燈也行，反正電腦平木（屏幕）是亮的。

除了紅筆改出的錯別字，林根生的評語是：注意審題，不要跑題！寫作文要扣題，結合題目把事情寫清楚！我笑著說：

“我覺得好像還能行？沒啥病句，字也還可以。初一娃娃么，錯別字，的地得不分，也說得過去。”

“你知道我布置的啥題目么？《我心目中的家人》。人家就給咱們寫的這，你能看懂嗎？”

我沒說話，翻回去，從第一個字重看。

“主要不光是作文的問題。這娃平時說話就這樣，神神叨叨，不著邊際，怪不拉嘰的，無法交流。你看他寫的啥黑影，組的將（注：西北方言，意為“弄得像是”）寫恐怖小說呢，弄得恐怖球子。平時他也一個人坐在角角上，不跟同學來往，不知道搗鼓啥呢。不過倒是不搗亂。”林根生拍拍我，“你多接觸上幾次，就知道了。”

第二天開學，我踏進五班教室，五十七雙未來三年都將盯著我的眼睛，瞪圓向我。我緊張得要命，但還是努力回看每雙眼睛，至少快速掃過一遍。雖然素未謀面，雖然匆匆一瞥，但我想我認出了陳曉峰。墻角一個男生，頭發比其他人長些，微微遮住眉毛；打扮比其他人明顯成熟，白色襯衣，白色褲子，白色皮鞋。他上唇有兩撇醒目的胡須，還是小男生軟軟長長的絨毛，但比同齡人更黑更密，胡須四周冒出不少紅疙瘩，延伸到兩頰。他拄著腮幫子，皺著眉頭，透過無框眼鏡盯著墻，沒有看我。

我在他身上多停了兩眼，隨后面向全班，開始自我介紹：“我叫趙玉衡，教數學，是你們五十七個人接下來三年的班主任。我第一次當老師，希望和你們每個人成為朋友。”我頓了頓，很不確定地虛掃了他們一眼，大多數仍瞪圓眼睛看著我，眼神充滿光彩。“咱們要抓緊認識和熟悉起來。最近，我會挨個找你們聊聊。”

電影《孩子王》

之后，我度過了忐忑而充實的一段時間。課堂上，我戰戰兢兢，用力地講，想把所學全倒出來，時常忘記李復旦說的“人大于課”。只有想起他說的“你是給每一個人上課”時，我才從教案、板書和題目里跳出來，放慢語速，看每個學生的表情，觀察他們的反應，向他們提問，聽他們對或錯的回答。陳曉峰在我意料之內，他要么盯著墻，要么看向窗外，注意力從不在我和黑板上。但他總是流露出一種同齡人臉上很難見到的嚴肅神態。這使我確信他沒有神游，他在想什么事情。

陳曉峰的表現激起了我的斗志，一種想要了解他而不是收拾他、深入他而不是矯正他的斗志。但我沒有急于求成，貿然撲上去，也沒有刻意對他傾注更多精力。“抓緊挨個找你們聊聊”的豪言本身就讓我疲于奔命，工作量遠比我想象中大。這些半大娃娃站在我面前時，我更多想起父親說的“要認認真真盯著每個娃娃的眼睛看呢”，我被他們眼睛里豐富又單純的光吸住。于是，每當和下一個學生單獨談話，我都得花更長時間，戰線越拉越長。

何況，盡管我不愿承認，心底深處，我有一點點害怕接觸陳曉峰。尤其讀了那篇作文之后，夜深無事時我經常琢磨那座黑色城堡，那些若隱若現的黑影。即便知道了題目，我也看不懂陳曉峰想說什么。但我不認同林根生說的“神神叨叨，不著邊際”，就像我不覺得陳曉峰在課堂上是神游，我也不覺得他的作文是離題瞎寫，只是我還摸不透罷了。這讓我有一種熟悉的困惑，和淡淡的挫敗。

于是，與陳曉峰的會面被我有意無意地放在了最后，那時已過了〇五年立冬。但那并非我們初次單獨接觸。國慶前開運動會，學生們求天告地，沒有下雨，放了羊，樂瘋了。我沒限制他們坐在劃定區域，男生們大多涌到籃球場。我們班打球人多，足足分出四撥，占一個半場。我也手癢，倚著籃架看，等學生叫我上場。我看見陳曉峰站在球場另一端的角落，抱著膀子，盯著這邊。他還是一身白衣，白色皮鞋在塑膠球場上很扎眼。我走過去，問他怎么不打。“大概是一堆球鞋聚在一起，總覺得一雙皮鞋不合時宜吧。”陳曉峰說。

“他們不加你？那你喜歡打嗎？想打嗎？”

“加不加，是他們的權利。我談不上喜不喜歡。只不過是看見熱鬧，有時候，還是忍不住想湊一下，慚愧，不能免俗。”陳曉峰把目光從球場移開，看著遠處另一個半場邊的沙棗樹。

“那就是想打。”我忍住笑，拽著他走向籃下。

他沒掙，由著我拽，也不顯得很積極。我和場上學生談妥，加一隊，我，陳曉峰，隨機再補一個換下場的。上場前，他第一次直視我，面無表情地說：“我知道你的意思，謝了。”

陳曉峰籃球打得和我想的不太一樣，不能說更好或者更差。可能是因為穿著皮鞋，他跑起來不協調，投籃姿勢也很怪，所謂“三八式”，出手總引起其他男生哄笑。但他又不是純粹瞎打，時不時能把球用一種極不標準、非常奇特的方式弄進去。那些只有他才會做出來的動作，讓我們也沒輸得太慘，在場上頗玩了幾十分鐘。

到立冬，我花兩個月時間，單獨見過了全班除陳曉峰以外的每個人。眼神靈光的、木愣的、發飄的，都有，但有雜質的，我覺著沒有。我認為基本摸清了這一班的情況。“都是些好娃娃。”我對其他老師感嘆。“但愿吧，不過小趙，你也別太樂觀。現在初一，還看不出來，尤其那一兩個和陳曉峰一樣留級下來的，之后麻煩著呢。”林根生說。

立冬那天放學，我叫陳曉峰到辦公室。那時，我和辦公室其他老師已經比較熟。比如，每個周一，林根生都走得較早，其他幾個老師也是。我拖林根生的椅子過來，讓陳曉峰坐。我想好了開場白，打算從那天打籃球當隊友聊起。我清楚這刻意來自緊張，也對這緊張感到啞然和一絲羞愧。但陳曉峰率先開口：“我知道你為什么找我。你們都會說，想了解我，要和我當朋友。然后馬上就是一連串問題：你為什么一個人坐在角角里？為什么不聽講？為什么不和同學說話？”

他的話消滅了我的話，但也消滅了我的緊張。我說：

“林老師給我看了你的作文，《黑色城堡》。”

“哦？你看了？”

“看了兩遍。沒看懂，但我覺著寫得挺好。”

“沒看懂還能看兩遍？”

“沒看懂才想多看兩遍嘛。主要是，我感覺你不是瞎寫。”

“林老師說我跑題。”

“每個人看法不一樣嘛。但林老師是語文老師，他說得有道理。考試你這樣寫，很容易被判跑題。我不是語文老師，我只是覺得你把事情和所思所想，還是寫得挺清楚的。”

“我就是把我心里想的寫出來。所以考試，我也會這么寫。”

“所以你是想什么，就會說什么？”

“嗯。這樣是不是不好？”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我答不上來。”

“那你和我一樣，想什么就說什么。”

“你咋感覺到的？”

“因為你說，你答不上來啊。”

“那你愿意給我講講這篇作文是啥意思嗎？”

“倒也不是不愿意講，但最好還是不講。”

“為啥？”

“講了，就沒意思了，有些事情還是得親眼看。”

“咋親眼看么？”

“有機會親眼看，自然就看了，看了就懂了。如果一直沒機會看，也別故意找機會看，就說明不需要明白是啥意思。不明白，也就不明白了。”

一點惱火躥上來，我想起林根生說的“神神叨叨，不著邊際，怪不拉嘰”。但我也想起《黑色城堡》，想起那天的球場，這點惱火漸漸又下去。我們結束了作文話題，開始聊學校，課堂，同學，數學，籃球......基本上是我問我的，他說他的，偶爾答有所問。比如，我問他喜不喜歡數學。他說不敢喜歡，因為他感覺數學很美，但知道自己很懶、學不進去，所以不敢喜歡，怕侮辱了數學。李復旦還沒走，聽見聊數學，也加入進來：“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喜歡，就試著多聽一點點，聽不進去也沒關系。不用害怕侮辱數學，數學不會被人侮辱。”

我最后問他在學校是什么感覺。他說：“目前覺得，和在家差不多。但在家的感覺，我想永遠都不會變。學校不好說，雖然很可能也不會變，但將來也可能會變。”

那次聊天以后，陳曉峰回到學生當中，我回到講臺。期中考試成績出來，他不是倒數第一，倒數五名的分數毫厘之間，他勝在數學稍高。這個成績在我意料內。雖然只考了一次試，但我已經明白，成績無法讓我認識陳曉峰更多。我花了大量時間，在我認為成績有提升空間的學生身上。對陳曉峰，我就像是對那篇作文，讀過幾遍，稍懂了一點，但懂的還不多，時常想起。初一上快結束時，林根生甩給我一本作業：

“看看咱們的陳曉峰，又出名人名言了。”

我翻開，是一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的讀后感。

教材全解上說，這篇文章通過對比，表現了魯迅對封建教育壓制兒童天性的反感。我覺得是胡說八道。魯迅咋就不能啥也不想地回憶百草園和學校呢？為啥魯迅寫文章就非要達到一個偉大的目的呢？

我如果是魯迅，看見教材全解總結的中心思想，我就氣活了。他就是寫了寫園子有多好玩，玩慣了，不想上學。他哪想了那么多啊。教材全解的課后題，非說鮮明的對比是本文特色，要讓我們分析百草園和三味書屋兩種生活的對比，還要讓我們指出這種對比發揮了什么作用。這能發揮什么作用呀！別說魯迅了，哪個小學生在外面玩完了喜歡回教室呀！這不是天生的嗎？還非要想到封建教育對兒童的束縛，才能討厭回教室上課嗎？魯迅氣死了，他就在園子里玩一會兒，還必須要思考封建教育問題。做這些課后題可笑死了，我本來挺喜歡讀文章，做了這些題，也不愛讀了。

非要我寫讀后感的話，我覺得：魯迅說百草園真是個無限趣味的樂園，雖然現在只有一些野草，說明他小時候不喜歡上學，害怕老師。還有他寫：我疑心這是極好的文章。我很喜歡這句話。

讀完，我一時無言。林根生說：“這娃不知道從哪亂七八糟看了些啥，完全拐得偏偏的了。而且，這個年齡的男娃娃，喜歡故作深沉，沒學會走呢，就想著飛。”

“比如呢？”我問。

“咱們上課講《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人家就坐在下面笑。我問他不好好聽課笑什么。人家站起來，說覺得課本上教魯迅都是胡教，沒啥可學的。他給咱們舉的例子是《祝福》。”

“《祝福》不是高中才學么？”

“是啊。所以說是沒學會走，就想著飛。陳曉峰說他看了高中教材，里頭分析祥林嫂雖然有一定反抗精神，但還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悲劇來自封建禮教和迷信。她對封建禮教和迷信沒有清醒的認識，不懂得推翻封建禮教和迷信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甚至她的反抗本身就帶著濃厚的封建禮教和迷信色彩。”

“這娃看得還挺多。然后呢？”

“你猜他說啥？人家說：這種分析太殘忍了，先畫了個反對封建禮教迷信的籠子，裝了一把給學生的藥，然后把祥林嫂當成一把打開這個籠子的鑰匙，讓學生拿著祥林嫂開籠子拿藥吃。”

我無言。遠處的李復旦聽到，說：“這娃雖然有些怪，但也算是有自己的想法吧。語文又不像數學，只有一個標準答案。還是可以多引導引導。”

“咋沒引導？我跟他說，看問題不能偏激，不能揪著一個點鉆牛角尖。祥林嫂的悲劇定性，那是多少名家總結出來的共識。學生讀書，還是要循序漸進，不要超過自己的理解能力，先讀《朝花夕拾》，慢慢年齡大些了，再讀《吶喊》《彷徨》。而且學生學課文，那是要考試的，就是有標準答案。不像看課外書，想怎么理解都行。”

李復旦和我無言。“結果人家剁給我一句：我不在乎考試，我爸早把我安排好了，我就跟著走唄，反抗是沒有意義的。”林根生說。

“安排好了是啥意思？”我問。

“哦對，忘跟你說了。這娃家里唏不（注：西北方言，意為“特別”）有錢，他爸好像是搞建材和陶瓷衛浴的，南方幾個大牌子西北五省的總代理，生意很大，說是準備把陳曉峰轉到南方去上什么國際學校，以后估計出國吧。所以啊小趙，我建議你對他也不用太費心，這種娃本來也沒法教，咱們盡到義務就行了。”

上課間隙，備課之余，吃飯時，睡覺前，我常常咂摸林根生描述的陳曉峰。我重看了那篇讀后感，重讀了《祝福》。慢慢地我組織起一些語言，我又選了一個周一放學，叫陳曉峰到辦公室。我問他是什么時候開始讀魯迅？為什么覺得課本對《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和《祝福》的分析不對？對爸爸的安排心里咋想？為啥說反抗是沒有意義的？

不出意料，陳曉峰答得天上地下，敷敷衍衍。我出乎意料地感到失望，一種重拳捶打棉花的失望。我打發他回去。之后，我對著五十七分之一的陳曉峰講課，想著他將有一天飛向南方，飛躍大洋，我快速掠過他的眼睛，盡我的義務。

（未完）

編輯：菜市場、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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