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捷爾任斯基在發言中突發心臟病，當場去世，年僅49歲。

他是列寧口中“必須選出的那個人”，也是普京至今仍愿為他“復活”師號的名字。

他是克格勃之父、契卡的締造者、布爾什維克最可靠的執行者。

為何這樣一位鐵血肅反者，卻能贏得“正直”“仁慈”的口碑？

信仰覺醒

1877年，沙俄西部維爾諾省的莊園里傳來一聲啼哭，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呱呱墜地。

他的父親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數學教師，家中藏書滿架，母親操持家務之余，常引導子女讀詩、讀拉丁文圣經。

在他四歲那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奪走了父親的生命。

從此，曾經平穩的家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頓，失去經濟支柱后，母親獨自承擔起撫養九個孩子的重擔，依靠勉強維持的土地租金艱難度日。

家中時常斷糧，但母親并未讓孩子們放棄教育。

正是在這樣的歲月里，捷爾任斯基看到了生活的不公。

他注意到村莊里地主的兒子依舊騎著馬、穿著呢料大衣，而貧苦農戶的孩子甚至沒有一雙完整的鞋。

為什么有人注定要富裕，而另一些人只能忍饑挨餓？

中學時代的捷爾任斯基性格沉穩，少言寡語。

一次課堂上，老師講到帝國的偉大，他突然舉手反駁，質問為何秩序只能以壓迫者的利益為準。

他的同學驚訝不已，卻也開始疏遠他。

在那個年代，一個少年公開質疑沙皇政權，無疑是極其危險的舉動。

隨著閱讀的深入，他逐漸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核心，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解放。

他看見母親在夜里縫補衣服時眼角悄然滑落的淚水，看見弟弟妹妹們為了分一口熱湯而爭執，他清楚地知道，改變必須從根源做起。

于是，他開始在校園中小心地傳播馬克思的思想，與志同道合的同學秘密討論革命的可能性。

終于，他的行為引起了校方的注意。

那天校長將他叫到辦公室，語氣冷硬地告知他因“破壞秩序、煽動思想”被勒令停學。

那一刻，捷爾任斯基的世界發生了劇烈的轉變，從一位接受正統教育的青年，轉變為一位理想主義者，一個即將走上火獄道路的革命者。

他加入了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從街頭的傳單、地下的聚會到工廠里的煽動演說，他愈發堅定地相信，這個腐朽的社會終將被推翻。

年僅18歲，他已開始組織罷工，辦起工人報刊，還頻繁地往返于工廠和底層街區之間，與工人們同吃同住。

“土地應歸耕種者，工廠應歸工人，世界應歸人民。”

“戰地將軍”

類似這樣高調的行動，很快引來沙俄警察的注意，他被捕了。

第一次流放，發生在冰封的西伯利亞。

那是一個極寒的地方，空氣像刀子般割人，監獄則如同一座被冰雪包裹的墳墓。

獄卒們對犯人不聞不問，每日只有一頓摻雜麥糠的面包和一點熱水，腳下的在雪地中一步一漏。

破鞋

他與一群盜匪、農民、老工人被關在一起，擠在一間陰暗的牢房里，沒有床，只有滿地稻草。

他與獄友建立了小組，組織秘密讀書會，傳授革命知識，他向他們講述《共產黨宣言》，用極簡的語言解釋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

有人譏笑他瘋了，有人卻悄悄將他的講義藏在草堆里反復默讀。

他曾被調往華沙要塞，那是臭名昭著的高戒備監獄，審訊時，官員用細針扎指甲、用冷水澆頭，用各種酷刑試圖逼他屈服。

他咬緊牙關，從未發出一聲呻吟。

有人問他為何不妥協，他只淡淡說：“我在為一群沒得選的人選擇抗爭。”

從1897年到1917年，整整二十年，他六次被捕，三次流放，被關押的時間累計達十一年半。

這段時光足以磨掉一個人對信仰的所有幻想，足以摧毀一個人對未來的所有期望，但對捷爾任斯基而言，監獄卻成了他最堅固的堡壘。

那些灰暗的牢獄生活反而為他積蓄了沉穩、冷靜、精密的思維習慣。

他開始系統性地整理敵人訊問方式的邏輯，繪制監獄結構圖，記住各類獄卒的特點。

他甚至設計了幾種越獄路線——其中有一次，成功逃脫。

他穿著改成農夫模樣的衣服，從廁所后窗爬出，順著溝渠一路趁夜逃出，看守追出數公里也未能抓回。

出獄后的捷爾任斯基更為老練，他不再是那個熱血莽撞的少年，而是一位真正的“戰地將軍”。

他常常用換名、喬裝、信鴿聯絡等方式維系龐大的地下網絡，他的信徒遍布波蘭、立陶宛乃至俄羅斯本土。

也許世人難以想象，一個人如何在絕望與孤獨的獄墻中，成長為蘇維埃政權最有力的利劍，但捷爾任斯基做到了。

“監獄的盡頭是墻，但信仰可以翻越。”

鐵血建“契卡”

1917年，布爾什維克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起蘇維埃政權，紅旗第一次在克里姆林宮的塔樓上高高飄揚。

在革命帶來的激動過后，列寧和他的戰友們很快意識到，真正的戰爭才剛剛開始。

新生的政權搖搖欲墜，舊官僚體系陽奉陰違，市場上投機倒把之風猖獗，叛軍、白衛軍、外國干涉勢力四處活動。

在克里姆林宮的一間會議室里，列寧眉頭緊鎖地向眾人宣布：“我們需要自己的‘秘密警察’，一把能砍斷反動勢力脖子的刀。”

捷爾任斯基，當場被提名為這個機構的領導人。

無人反對——他太純粹，太冷靜，也太適合。

就這樣，1917年12月7日，肅清反革命與怠工非常委員會——契卡，正式誕生。

捷爾任斯基坐在臨時辦公室里，一張舊木桌、幾盞油燈，十幾張折椅，這就是契卡的最初雛形。

他冷靜地拿出筆，寫下第一條行動守則：“我們代表的，是自我組織的恐怖主義。”

蘇維埃的敵人太多太強，僅靠輿論與希望，無法穩住政權。

捷爾任斯基絕不是嗜血之人，作為組織者，他卻始終保持理性。

他深知權力的腐化力，因此從第一天起便要求契卡必須鐵紀治軍，抓人要有線索，審訊要有流程，處決要有根據。

他親自制定了契卡內部的紀律制度，甚至規定：任何成員若因個人恩怨動用權力，一律革職甚至處刑。

他始終堅持“恐怖不等于殘暴”的底線，而這一點，也使契卡迅速獲得民眾的信任。

他親自培訓干員，從偵查、滲透、偽裝到心理戰術，每一個細節都親自示范。

在訓練課上，他經常掏出自己的越獄地圖，講述如何利用管道逃脫、如何偽裝成工人隱藏身份、如何在街頭追蹤目標不被發現。

契卡的第一批成員，幾乎都是他一手帶出來的。

契卡最初只有幾十人，短短一年便發展至數萬，到了1921年，全蘇聯的契卡系統已有近二十萬人。

他們身著黑皮大衣、頭戴藍帽，在城市與鄉村間穿梭，被稱為“黑衣人”。

但民眾并不恐懼他們，甚至常常主動為他們提供線索。

契卡的行動往往快如閃電，許多反革命分子在天還未亮之前就被緝拿歸案。

捷爾任斯基甚至設立了“改造機制”，對罪行較輕的投機犯、小偷小摸者，嘗試通過勞動教育改造，而非一味處決。

他相信，人可以變壞，也可以變好，制度與引導是關鍵，他將部分罪犯送往工廠，用勞動感化，用人民的生活教會他們“幸福是什么”。

盡管如此，對于真正的反革命、內奸、間諜，他絕不手軟。

契卡曾破獲一個名為“保皇聯盟”的組織，該組織在國內外設有多個秘密據點，準備通過暴動推翻蘇維埃。

捷爾任斯基設計了一出“釣魚計劃”，假扮聯盟骨干向全球保皇黨發布密信，稱“莫斯科行動計劃已經啟動”，結果短短數月便誘捕回萬余名潛伏的白軍殘余。

捷爾任斯基對此并無狂喜，只說：“他們用陰謀對抗正義，那就該在正義之手下清算。”

在整個契卡運行的初期，捷爾任斯基幾乎未曾休息過，他親自審閱各地行動報告，逐一審問重要嫌犯。

“恐怖不是目的，而是維護人民信仰的手段，我們不應成為殺戮者，而要成為守護者。”

正是這種嚴謹又冷峻的氣質，使他成為蘇維埃最有力的鐵拳。

契卡在他的帶領下，不僅保衛了剛成立的政權，還樹立了新政府強硬、不妥協的形象。

敵人懼怕他，人民信賴他，革命同志尊敬他，甚至列寧都曾坦言：“只有捷爾任斯基，才配持這把劍。”

落幕

1921年，內戰余火未盡，工廠停擺，鐵路癱瘓，市場混亂，整個國家如同剛剛蘇醒的病人，虛弱得連翻個身都顯得吃力。

捷爾任斯基臨危受命，調任為蘇聯交通人民委員。

外界一片嘩然，許多人難以理解，為什么讓一個“抓特務的”去管鐵路？

但列寧卻拍板定案，理由簡單明了：“他干別的比肅反更行。”

在列寧眼里，捷爾任斯基是少數既有決斷力，又肯撲下身子干事的人，而捷爾任斯基也沒有辜負這個期望。

就任不久，他拒絕了所有迎接儀式，拎起一個帆布包，登上從莫斯科發往鄂木斯克的舊列車。

他不是視察，而是“上崗”，真正作為一名調度員參與火車運行的全過程。

在攝氏零下二十度的車廂里，他裹著一件舊棉襖，連續工作了整整48小時，觀察調度、記錄用煤量、整理運力分配。

他甚至自己鉆進機車爐膛，計算燃煤與蒸汽轉化比，在煤灰中一待就是半天。

回到辦公室，他交出一份詳盡的報告。

按照他的方案，廢棄的鐵軌重新整修，部分未通車的路線被改為應急運輸線。

他主張取消不必要的文書審批程序，實行簡明扼要的“戰時運行機制”——一輛車走哪、拉什么貨，由前線需求決定，不再層層上報。

他提出要訓練“政治司機”，不僅能開車，還要懂政策、講紀律、能應急。

這一整套制度，幾個月內讓蘇聯鐵路系統從混亂中恢復過來，甚至超出了戰前水平。

捷爾任斯基不坐專車，不住賓館，經常和工人同宿一間棚屋，吃著最粗的黑麥面包，鐵路工人見他像兄弟一樣干活，不少人私下喊他“老鐵頭”。

這位“肅反鐵人”很快被再次提拔為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全權負責戰后蘇聯的工業重建工作。

在一次煤礦事故后，他親自趕赴礦區勘察，穿上礦工的衣服，戴著破舊的頭燈，鉆進礦井深處了解開采情況。

工人們見他來都震驚了，一個政府高官居然自己下井？

更意外的是，他坐在礦井口，一邊咳嗽一邊問工人：“你們一天產多少？能再提高點效率不？我這里有份新圖紙，要不要試試？”

他不僅改進了礦產調配方式，還強調設備維護與職工培訓的重要性，推行機械化改革，鼓勵技術工人研究新方案。

“機器是工人的手臂，工業是共和國的骨架。”

在會議上，他反復強調：“我們不能只談鋼鐵產量，也要談工人的飯碗、孩子的學堂、住的屋子。”

他要求各地建立工人食堂、修繕員工宿舍，提倡“人性化管理”，這種理念在當時的蘇聯尚屬罕見。

1924年，列寧去世，蘇聯進入新一輪的政治變局。

黨內派系林立，權力斗爭暗流涌動，捷爾任斯基表面低調，實則忙于調和各方，為經濟穩定保駕護航。

斯大林曾勸他加入某個派系，他婉拒說：“我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為任何人站隊的。”

但他也不是毫無政治立場，對于農業改革，他明確提出“農村不富，工業必衰”，主張國家應加大農業投入，提升農機水平，以促城鄉協調發展。

他反對“大躍進式”的生產口號，強調腳踏實地的建設節奏，這種思想在當時顯得頗為超前，也逐漸讓他與部分極左派產生了隔閡。

可惜，這一切都戛然而止。

1926年7月20日，聯共中央全會上，捷爾任斯基登臺講話。

他講完最后一句：“我們必須持續清理經濟中的雜質，就像當年清理反革命一樣……”便重重倒在講臺上。

眾人蜂擁而上，他卻再也沒睜開眼睛，死因被確認為心臟驟停，年僅49歲。

整個蘇聯為之震動，街頭工人自發停工吊唁，契卡的老兵集體致哀。

孩子們在學校畫下他的畫像，婦女們戴上黑紗，鐵路工人將他的名字刻在鐵軌側邊：“費利克斯，這條路你走過，我們繼續走。”

人們紛紛議論：如果他能多活幾年，是否可以壓住極端派的野心？是否可以避免后來那場血雨腥風的“大清洗”？是否蘇聯的命運，能因這個鐵漢的堅守而改寫？

這一切無從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捷爾任斯基留下的，不只是肅反者的冷峻印象，還有一位布爾什維克改革者的智慧與溫度。

他用短短數年，向世人證明，哪怕一雙沾滿塵灰的手，也能托起一個國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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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如下：
【1】《捷爾任斯基》第五章 戰斗在交通戰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