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的新獨裁者

當今世界，關于“獨裁”的討論再度甚囂塵上，尤其當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執政風格屢遭詬病，被批評者指責為“懷有獨裁野心”。記者與學者頻頻將他與海外的那些“強人”領袖相提并論，一些民主黨人甚至警示，美國正滑向一個領導人權力不受制約的體制。然而，也有觀點認為，將特朗普簡單冠以“獨裁者”之名，無異于危言聳聽。畢竟，他并未像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或薩達姆·侯賽因那樣的傳統獨裁者一般，中止憲法、強制全民背誦其言論，抑或直接處決政敵。但事實是，現代獨裁者的行事邏輯已然發生了顯著轉變，他們不再沿襲20世紀前輩的舊路。這些新式獨裁者們往往展現出一種“優雅”的形象，極力避免公開的暴力鎮壓，并熟練運用民主話語。他們西裝革履，按期舉行選舉，口中時常提及“民意”。許多人不再訴諸恐嚇與高壓，而是轉而利用對媒體的精密控制和信息的巧妙傳遞來塑造公眾輿論，并竭力宣揚民族主義敘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中不乏通過投票箱而非軍事政變上臺的案例。作者：丹尼爾·特雷斯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教授

編輯：阿K

21世紀獨裁者的“軟實力”策略

進入21世紀初，政治學家安德烈亞斯·謝德勒創造了“選舉威權主義”一詞，用以描述那些形式上舉行選舉，實則缺乏真正競爭的政體。學者史蒂文·列維茨基和盧肯·韋則提出了“競爭性威權主義”的概念，意指那些雖存在反對黨，但執政者通過審查、選舉舞弊或法律操弄等手段來持續削弱乃至摧毀反對派的體制。

在我與經濟學家謝爾蓋·古里耶夫的合作研究中，我們深入探討了現代獨裁者獲取并維系權力的更為廣泛的策略。我們將其命名為“信息獨裁”或“輿論獨裁”。

這些領導人不再單純依賴暴力鎮壓。相反，他們精心營造出一種假象，把自己包裝成國家稱職的“民主捍衛者”，宣稱要保護國家免受外部威脅（如試圖破壞文化或竊取財富的勢力）或內部敵人（如“顛覆分子”）的侵害。

匈牙利的“民主”外衣與內里乾坤

匈牙利總理維克托·歐爾班無疑是這種實踐的典型代表。他于1998年至2002年首次擔任總理，2010年再次執政，此后又在2014年、2018年和2022年連續三次贏得選舉。盡管國際觀察人士曾批評其競選活動“充滿恐嚇和仇外心理”，但歐爾班依舊穩坐權力寶座。

歐爾班巧妙地保留了民主的“形式”結構——法院、議會和定期選舉——但卻以系統性的方式，掏空了這些機構的實質內涵。

在他執政的最初兩年，他通過大幅降低法官退休年齡，迫使法官提前離職，并安插了大量忠誠的支持者進入負責審查法律是否違憲的匈牙利憲法法院。他還修改了憲法，以限制對政府行為的司法審查。與此同時，他對獨立媒體的控制也日益收緊。

為了有效提升自身形象，歐爾班將國家廣告資金大量投入到那些與政府友好的新聞媒體。2016年，他的一位盟友直接收購了匈牙利最大的反對派報紙，隨后將其徹底關閉，扼殺了異見傳播的重要渠道。

歐爾班的“清理”目標還延伸至倡導團體和大學。中歐大學，一所同時在布達佩斯和美國注冊的學府，曾是新民主匈牙利的象征。然而，一項懲罰外國認證機構的法律最終迫使該大學于2020年遷至維也納。

盡管如此，歐爾班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直接的暴力。記者可能遭到騷擾，但鮮有被監禁或殺害的案例；批評者會因其信仰受到抹黑，卻未曾被綁架。歐爾班的吸引力根植于一種敘事：匈牙利正遭受“圍攻”——來自移民、自由派精英和外國勢力——而唯有他，才能捍衛匈牙利的主權和基督教身份。這一信息在年長、農村和保守派選民中引發了強烈共鳴，盡管它疏遠了年輕的城市人口。

全球獨裁模式的變遷與代價

近幾十年來，新加坡、馬來西亞、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都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政治威權主義。像烏戈·查韋斯和早期弗拉基米爾·普京這樣的領導人，在鞏固權力的同時，以最低限度的暴力手段壓制了反對派。

數據有力地證實了這一趨勢。我與同事謝爾蓋·古里耶夫根據人權報告、歷史記錄和當地媒體的數據分析發現，從20世紀80年代到2010年代，全球范圍內獨裁者政治謀殺和監禁的發生率顯著下降。

究其原因，在一個高度互聯互通的世界里，公開的鎮壓行徑代價高昂。攻擊記者和異見人士，很可能招致外國政府的經濟制裁，并阻礙跨國公司投資。而限制言論自由，則可能扼殺科技創新——即便對于獨裁者而言，在現代知識型經濟中，科技創新也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當危機真正爆發時，即使是那些擅長利用輿論的獨裁者，也常常會回歸到更為傳統的強硬策略。例如，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某些時刻，便對示威者采取了暴力鎮壓，并將反對派領導人投入監獄。與此同時，像朝鮮和其他大國這樣更為嚴酷的政權，則依然通過散布恐懼、結合大規模監禁和先進的監控技術來維系統治。

但總體而言，“宣傳”正在逐步取代“恐怖”成為獨裁者的新工具。

美國，會走向何方？

盡管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多數專家都認為，美國目前仍然是一個民主國家，但特朗普的一些策略確實與信息獨裁者的手法如出一轍。他曾屢次攻擊媒體，無視法院裁決，并向大學施壓，要求其限制學術獨立性并限制國際學生招生。他對普京、薩爾瓦多總統納伊布·布克爾等“強人”的公開崇拜，令不少觀察人士深感憂慮。與此同時，特朗普還頻繁詆毀民主盟友以及聯合國、北約等國際機構。

有專家指出，民主的存續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政客的自我約束。然而，一個只有領導人選擇尊重其權力邊界才能生存的體制，根本不能算作一個真正的體制。更為關鍵的是，媒體、司法機構、非營利組織、專業協會、教會、工會、大學和公民社會等機構，是否擁有并愿意行使制衡權力、追究領導人責任的能力和意愿。

維護美國民主的基石

像美國、加拿大以及許多西歐國家這樣的富裕民主國家，受益于其強有力的制度根基，如報紙、大學、法院和倡導團體等機構，它們對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制約。

這些機構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意大利的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和以色列的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等民粹主義領導人，盡管曾被指控違反選舉規則和威脅司法獨立，卻未能徹底摧毀其國家的民主體制。

在美國，憲法提供了另一層重要的保護。修改憲法需要國會兩院三分之二多數票，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批準——這遠比匈牙利修改憲法的門檻高得多，在匈牙利，歐爾班只需議會三分之二多數票即可修改憲法。

當然，即使是美國憲法，如果總統公然藐視最高法院的裁決，也可能受到損害。然而，這樣做極有可能引發一場憲法危機，并疏遠其核心支持者。

這并非意味著美國民主不會受到侵蝕。但與許多新興民主國家相比，美國的制度基礎更為古老、深厚，權力結構也更為分散。其聯邦制架構，管轄權相互重疊，且擁有多重否決權，使得任何一位領導人都難以獨攬大權，實現絕對控制。

盡管如此，全球范圍內政治威權政權的崛起，依然應讓人們對美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保持高度警惕。在世界各地，獨裁者已經學會了通過偽裝的民主來巧妙控制公民。深入了解他們的“伎倆”，或許有助于美國民眾維護真正的民主。

作者

丹尼爾·特雷斯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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