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冬天，延安大學的一間病房里。

42歲的路遙靠在床頭，身體被病痛折磨得浮腫不堪，臨終前，他嘶啞著重復喊著一個字：

“媽……媽……”

這個曾被稱作“人民作家”的人，這個寫出影響幾代人的《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在生命最后的幾天，不是在修改文稿，就是在叫喚母親的名字。

他走得很安靜，但他留下的，卻是一摞欠條，一本寫了七年、改變無數人命運的書，還有一群，永遠記得他的讀者。

時間往回撥一點。

在浙江金華的一個書攤上，年輕的馬云正騎著三輪車給出版社送雜志，彼時他已經高考落榜兩次，前路渺茫，家人也一籌莫展。

某天，他無意間翻到一本書，一看就放不下，那本書叫《平凡的世界》。

“那本書給了我極大震動。”多年后，他在演講中提到，“讓我意識到一個普通人，也能靠奮斗改變命運。”

他的人生，從那以后不一樣了。

潘石屹也是這本書的“死忠粉”，他在節目中坦言，《平凡的世界》他讀了七遍，每次低谷期，就靠它重整精神。“我就是孫少安。”他說。

那時的孫少安，在陜北黃土地上種地、挑擔子、修水渠；而他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從甘肅走進海南，再從海南走向北京。

他們是不同的人，卻過著同一種“向上走”的生活，他們都是被路遙點燃的“普通人”。

路遙本名王衛國，1949年出生在陜北清澗縣一個極度貧寒的家庭。

他不是家里的長子，但卻被“過繼”給了叔叔嬸嬸，也就是后來他的養母李桂英。

李桂英是那個時代最典型的農村婦女，不識字，沒文化，但有一股“死也要把娃供出來”的勁兒。

她靠種田、揀煤、打短工度日，農閑時更是靠“打狗棍”走村串巷去討飯，只為了換點小錢，供養路遙念書。

她怕兒子丟人，乞討都跑到隔壁縣，把討來的吃食賣掉，換成零錢，一毛兩毛地湊。

寒冬臘月，扛著幾斤糧，送到路遙念書的學校去。

她的一生，只干了兩件事：養大路遙，讓他有書讀。

而她自己，一輩子沒穿過一件像樣的棉衣，沒睡過一張不漏風的炕。

大學畢業后，路遙進了《陜西文藝》雜志社，每天工作之余，就寫作，寫《人生》，寫《平凡的世界》。

那時沒人拿寫小說當職業，稿費低到離譜，他曾說，“一部小說寫下來，稿費不夠在西安住一個月。”

可他寫得很拼命，寫《平凡的世界》的那幾年，他幾乎每天都通宵。白天在編輯部上班，晚上寫作，抽煙、濃茶、胃病、肝硬化接踵而至。

他躺在床上都在修改文稿，醫生來查房時，他強撐著說：“等我把這本書改完再死。”

朋友勸他休息，他說：“我現在不寫，將來就寫不動了。”

這種強度持續了七年，直到他把所有力氣都耗在了這本書里。

1988年，《平凡的世界》出版，一炮而紅，1989年，拿下茅盾文學獎。

這本小說，成了那個時代“奮斗者”的圣經，孫少平、孫少安，一個走出農村做教師、進礦山打工，一個修渠、開磚廠、創業。

多少人從這本書里找到鏡子，看見自己、父親、哥哥、同桌、老師。

這本書的意義太大，以至于直到今天，它仍高居大學圖書館借閱榜榜首，影響深遠。

可路遙呢？他幾乎沒從這本暢銷書里賺到多少錢。

當年他連去北京領獎的火車票都拿不出，只好找朋友湊錢。

版權不歸他，稿費少得可憐，還要被層層剝削，他得過的“稿費頂峰”，是一字幾分。

有人后來算過，這本書光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經典版本，十年銷量就超1900萬冊，而盜版保守估計也在千萬冊以上。

可他死的時候，口袋里沒有一張百元鈔票。

1992年，路遙肝硬化病重，住進醫院，病情惡化，治療無望。那一年，他才42歲。

臨終前三個月，他在病床上簽下離婚協議，把妻女“推開”，怕她們將來背負太多。

他留下的遺產，不是房產、不是存折，而是賬本。

上面一筆一筆寫著自己欠別人的錢，有人借給他住院費，有人借給他印書費，還有人借給他旅費、生活費……這些加起來，總共超過一萬元。

1992年的一萬元，是個什么概念？當年工人平均月工資不過300元。對一個13歲的女兒來說，是一座山。

他這一生，真如他自己所說：“像一匹餓得發瘋的狼一樣活著。”

死后，母校為他立了個簡陋的墓碑，沒人修，沒人管。幾年后，墓碑歪了，草長得沒過人的腰。

直到有一天，潘石屹路過，看到那片草地，站了很久。然后回頭對校方說：“他不該是這樣。”隨即捐出10萬元，把墓碑修好。

《平凡的世界》30多年仍在熱銷，不斷再版，2015年被改編為電視劇，點擊破億，在豆瓣、小紅書、知乎、抖音，它被一代代年輕人喜愛。

每個被現實錘過的人，都會在這本書里找到一點慰藉。

它沒有花哨的技巧，沒有文藝腔，沒有高深學問，只剩下最樸素的真誠。

它寫的是一個個為了生活苦熬的人，那些在早晨五點下地干活、在夜里十點還在燈下學習、在無數失敗后仍不放棄的“平凡人”。

在這個節奏越來越快、耐心越來越少的時代，還有什么比這種“踏實地寫人話”的作品，更值得被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