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明朝那些事兒》完結時,當年明月(石悅)在天涯論壇敲下最后一行字,轉身走進順德海關的辦公室繼續審核報關單;同年,外企職員馬伯庸在完成一天工作后,于北京出租屋里開始創作《風起隴西》。
兩位日后定義中國歷史敘事新美學的作家,此刻尚不知曉命運即將給予的巨大饋贈與抉擇。
一、岔路口:當版稅浪潮撞上體制大門
馬伯庸的選擇軌跡清晰如商業教科書:
2015年《長安十二時辰》影視版權以240萬元成交,成為其“棄職從文”的關鍵轉折點。此后十年間,他以年均一部暢銷書的速度構建IP帝國:
《長安的荔枝》版稅據傳超3000萬,《兩京十五日》《大醫》等13部作品影視化改編率超90%,形成獨特的“馬伯庸宇宙”。2024年新作《食南之徒》上市24小時即加印10萬冊,其商業邏輯始終如一:將歷史縫隙中的小人物故事轉化為可復制的文化商品。
當年明月的路徑則充滿矛盾張力:
《明朝那些事兒》系列銷量突破千萬冊,版稅收入逾4100萬,卻選擇堅守公務員體系。從順德海關科員到山東省政府辦公廳綜合處處長,他在仕途上穩步晉升,卻為此付出巨大代價:
2013年因新書內容敏感被迫中止出版,長期熬夜寫作導致健康嚴重受損,近年頻傳精神壓力過大入院治療,父親“寫小說非正經工作”的訓誡,成為他自我約束的隱形枷鎖。
二、通透的本質:兩種價值坐標的對抗與自洽
(1)財富觀:資本邏輯 vs 體制安全
馬伯庸深諳知識暴富時代的生存法則。當《長安十二時辰》單本書收益超過其十年外企工資總和時,他果斷將創作職業化。其團隊運作模式高度專業化:
- 影視改編前置:新書《食南之徒》未上市已啟動劇本開發
- 跨媒介敘事:音頻課搭配插畫、配樂打造三維體驗
- 縫隙創作法:從博物館竹簡“壺棗一木”的細節延展出《食南之徒》的南越史詩
當年明月卻將4100萬版稅視為“意外之財”,**仕途才是安身立命之本**。他在《面對面》訪談中坦言:“公務員身份是父親要求的底線”。這種選擇折射出中國式精英的深層焦慮:**版稅會枯竭,而處級職務提供終身保障與社會地位**。
(2)創作驅動力:產品思維 vs 精神自救
馬伯庸的創作呈現工業化特征:
- 歷史顯微鏡理論:從《顯微鏡下的大明》到《長安的荔枝》,專注基層政治與物質文化史
- 現代性轉譯:李善德運荔枝的艱辛直指當代職場困境,引發跨時代共鳴
- 美食敘事學:《食南之徒》以“枸醬”為線索,在味覺體驗中埋設政治博弈
當年明月的寫作則是對抗庸常的精神突圍。在海關值班室逼仄空間里,他通過書寫明史獲得“深夜聽到自己腳步聲”的狂喜。這種創作本質是存在主義式的自救——當現實無法承載靈魂重量時,歷史成為逃逸出口。
三、代價啟示錄:名利的暗面與體制的圍城
馬伯庸式“自由”的代價:
- 健康透支:為寫《食南之徒》暴飲暴食,“工傷性肥胖”摧毀多年減肥成果
- 藝術性爭議:《大醫》被指“用紅十字雞湯沖淡歷史復雜性”
- IP依賴風險:影視資本裹挾下,《兩京十五日》劇本遭魔改引發書粉抗議
當年明月式“穩定”的困境:
- 創作生命夭折:掛職隆化副縣長期間,構思多年的新書因行政壓力永久擱置
- 精神桎梏加劇:友人透露其“常因公文用語侵蝕文學語言而焦慮”
- 錯失歷史機遇:2018年知識付費風口期,他拒絕開發《明朝那些事兒》音頻課,僅馬伯庸課程就吸引140家書店聯動
四、通透的悖論:在時代齒輪間尋找支點
兩人的選擇映射出知識生產者面對現代性時的分裂:
- 馬伯庸代表市場型通透:將文化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用《長安的荔枝》中“一騎紅塵”的古典意象,精準刺中當代社畜的職場痛點
- 當年明月延續士大夫傳統:以《明朝那些事兒》中楊繼盛“鐵肩擔道義”的精神自況,在官僚系統中踐行經世理想
更深層的差異在于對自由的認知:
馬伯庸在《太白金星有點煩》中借神仙職場諷刺體制:真正的自由不是逃離系統,而是掌握系統規則并為之所用。
當年明月卻用海瑞的案例詮釋自由——在體制框架內堅守原則,才是更高階的精神自由。
五、殊途同歸:塵埃落定時的生命質感
2025年的今天回望,兩種路徑終在精神層面交匯:
- 馬伯庸在商業巔峰轉向精神救贖:《大醫》書寫紅十字會醫生在戰亂中守護生命尊嚴,獲駿馬獎標志其超越類型文學邊界
- 當年明月在仕途深處重拾筆墨:知情者透露其秘密創作回憶錄,書中直言“辦公廳文件與奏章本質都是權力敘事”
他們用不同方式實踐著《明朝那些事兒》的結語:成功只有一個——按自己的方式度過人生。
當我們在咖啡館贊嘆馬伯庸版稅驚人時,他在社交平臺曬出因熬夜寫作脫發的照片;當我們惋惜當年明月放棄寫作時,他正在某政策研究室提筆修改關乎百萬民生的文件。通透從非單行道——它是對自身天賦的清醒認知,更是對選擇代價的坦然承受。
馬伯庸的暴富神話背后,是日更八千字的自我剝削;當年明月的仕途榮光之下,藏匿著深夜病房里的精神危機。這對歷史敘事領域的雙子星,恰似明史中張居正與海瑞的現代映照:一個在系統內游刃有余卻難逃異化,一個在體制邊緣孤守本心卻遍體鱗傷。
或許真正的通透,既不在于馬伯庸的華麗轉身,也不在于當年明月的堅韌守成,而在于我們能否看破:所有關于“正確活法”的爭論,本質上都是對自我選擇的不確信。
當《食南之徒》中的唐蒙用美食破解政治陰謀時,當《明朝那些事兒》里的楊漣以血肉之軀對抗閹黨時——他們都在證明:生命價值的坐標系,終究要由自己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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