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天石

1948年3月底，國民黨召開行憲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 蔣介石曾擬退出競選，推薦胡適為總統候選人。蔣介石長期追求權力，為何在此時有此考慮？關于此事，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向國務院馬歇爾報告說：“不管這是否是計劃好的，蔣委員長這一行動是一個巧妙的政治手段。”此言有無道理？

李宗仁第一個提議

第一個建議胡適參加競選總統的是李宗仁。

抗戰勝利后，李宗仁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行營主任。1946年9月，改稱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主任。由于他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績，也由于他對學生運動采取柔性政策，注意聯系教育界人士，被認為作風開明，有一定社會聲譽。國民黨決定于1948年召開國民大會，選舉正、副總統后，他積極準備參加競選副總統。其想法是“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對徹底腐化了的國民黨政權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瀾于既倒”。他曾對黃紹竑說：“國民黨政權在現在人民眼中已反動透頂，但是一般人民又怕共產黨，因此大家都希望我們黨內有像我這樣比較開明而敢作敢為的人出來輔佐蔣先生，換換空氣。”1948 年1月，他率先成立競選辦事處，并在8日北平的外籍記者招待會上透露，確有競選副總統之意，不過，他也聲明，“尚未征得蔣先生的同意”。

1月11日晨，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致函李宗仁，鼓勵他參加競選，函中引用自己早年所作《中國公學運動會歌》第一章：“健兒們！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個個爭先，勝固可喜，敗也欣然。健兒們！大家向前。”并稱：

第一雖只一個，還得要大家加入賽跑，那個第一才是第一。我極佩服先生此舉，故寫此短信，表示敬佩，并表示贊成。

13日，北平《新生報》登載《南京通訊》，題為《假如蔣主席不參加競選，誰能當選第一任大總統》，其中提到胡適的名字。14日，李宗仁復函胡適，告以《新生報》所登通訊，并說：

我以為蔣主席會競選，而且以他的偉大人格與崇高勛望，當選的成分一定很高，但我覺得先生也應本著“大家加入賽跑”的意義，來參加大總統的競選。此次是行憲后第一屆大選，要多些人來參加，才能充分體現民主的精神。參加的候選人除了蔣主席之外，以學問聲望論，先生不但應當仁不讓，而且是義不容辭的。

胡適收到此信后，只將有關報紙剪存，并未動心。

在南京的蔣介石15日就得知北平李、胡之間的通信。當日日記云：“李宗仁自動競選副總統而要求胡適競選大總統，其用心可知，但余反因此而自慰，引為無上之佳音。只要能有人愿負責接替重任，余必全力協助其成功，務使我人民與部下皆能安心服務，勿為共匪乘機擴大叛亂則幸矣。”17日，在《上星期反省錄》中寫道：“桂系攜貳益顯”，“皆足顧慮”。

這是蔣介石日記中關于胡適競選一事的最初記載。

李宗仁是桂系領袖，和蔣介石有矛盾。1927年至1936年，李宗仁曾多次參加或領導反蔣軍事行動。抗戰期間，為團結抗日，蔣桂矛盾緩和。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派李宗仁到北平，掌控北部中國，蔣、李之間尚無直接沖突。但是，這一時期，蔣介石聲望日降，而李宗仁聲望日升。還在1947年9月8日，司徒雷登就曾向美國國務院報告，匯報其北平之行的情況：“在學生中間，作為國民黨統治象征的蔣介石，已經大大喪失了他的地位。大多數的學生，甚至毫不客氣地認為他是完蛋了。”“李宗仁上將日益獲得了公眾的信賴。似乎沒有理由相信他不忠于國民政府的謠言。”1948年1月8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李宗仁又著力宣揚自己受到各地人民的擁護。他說：

余為華南人，珠江流域人民無疑將為余之支持者。北伐后，余曾駐防武漢，當給長江流域人民以良好印象。抗戰時余曾在徐州作戰，勝利后復來華北，故與黃河流域人民亦有深切之關系。此次寧夏馬主席過平，亦允加以支持，且支持余者將包括各階層。如去歲全國各地普遍發生學潮，北平幸未發生不幸事件，皆因余持客觀態度，相信學生本意本好，故學生對余之印象亦甚良好。

關于政治主張，李并未多說，僅稱：“中國自身亦可逐漸解決其問題，并非必須美援，假如有美援，問題可解決較快耳！中國愿與美保持傳統友義。中蘇國境毗連，亦望能維持友好關系。”這種政見，也與蔣介石當時的親美反蘇主張不同。

歷史積怨，加上李宗仁“自動”參選等種種情況，引起蔣介石的警惕，懷疑其“用心”，并進一步懷疑桂系“攜貳”。

軍統的兩封情報促使蔣介石思考

就在李宗仁建議胡適參加競選總統之際，軍統送呈的兩封電報促使蔣介石就此問題作進一步思考。

一封情報是軍統局次長鄭介民的報告。該報告稱：1月13日晨，《大公報》的胡霖通過電話請求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談話，司徒當即邀胡于當日中午至大使館午餐。午餐時，胡霖自稱代表上海文化教育界、銀行界、商界約六十余人建議：“值茲全盤混亂，局勢動蕩之時，同人等不愿共產黨成功，但因目睹政府環境惡劣，擬請蔣主席下野，以六個月為期，在此期內，政府由張岳軍負責支撐，未識大使意見如何？”司徒答稱：“此事須本人請示美國政府，并請將此項意見用書面寫出，俾作根據。至本人私人意見，蔣主席斷不能下野，下野則全國必混亂不可收拾。”談話時，傅涇波在座。14日，傅將談話情況面告鄭介民。鄭即將有關情況向蔣匯報。

這一封情報向蔣介石傳達的信息是：胡霖等上海人士對蔣不滿，正在爭取美國人的支持，要求蔣“下野”。對此，蔣介石極為憤恨。他在日記中大罵胡霖“本陰險政客，萬不料其卑劣無恥至此，是誠洋奴成性，不知國家為何物”！由此，他進一步指責一般知識分子和名流嚴重喪失“民族自信心”，“均以洋人為神圣，國事皆以外國態度為轉移”。不過，他并不準備妥協，日記云：“若不積極奮斗，何以保種與立國也！對于此種陰謀，惟有置之不理，以不值一笑視之！ ”19日晚，蔣介石思前想后，不能成眠。第二天，繼續思考，認為胡霖等人的行為是向美國人“告洋狀”，其目的在于“急欲推倒中央政府以為其自保地步”，進而想到文武官吏普遍悲觀、消沉，沒有人相信他的必可“平定匪亂”的保證，在日記中憤憤地寫下了“殊為可痛”四字。

另一封情報是1月13日軍統上海站的密函，該函報告稱：美政府有力人士正醞釀一項希望蔣介石“讓位”的運動，其理由為：（1）蔣介石本有三張牌，即孔祥熙、宋子文、張群。孔下，宋上；宋下、孔上。現在三張 牌均已出盡，但“政府之貪污無能，更有加無已”，“故中國今后如不有改轅易轍、大事更張之辦法，實難有改進復興之望”。（2）蔣介石主政二十年，“思想陳舊、性復固執，且極易受人之包圍，不能發揮有效之力量”，“故 中國政局不能改善之最大責任，實應由蔣主席負之”。密報認為，此項運動的主導者是美國的馬歇爾和中國的政學系首要。馬之所以主張去蔣，原因在于中共“絕不妥協”和蔣介石“固執守舊，致使調停不成，懷恨在心。政學系則有干部在美活動。王世杰、張君勱等對蔣均有較多批評。馮玉祥則勸告美國政府“不可以軍械援助中國現政府，否則徒為共黨間接致送武器，必須俟中國政府首腦部整個改組后，始可授以軍械”。密報認為，馮玉祥的背后是馬歇爾。

這一封情報向蔣介石傳達的信息是：美國人也對蔣介石嚴重不滿，準備“換馬”。這對蔣介石不能不是嚴重的刺激，也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視。1948年1月17日，蔣介石在《上星期反省錄》中提出，擬作“讓賢選能”的準備， 在國民大會召開時，本人不加入競選，“交出政權”，推出國內“無黨派名流”為“大總統”，自己暫任參謀總長，以協助繼任者。這一則《反省錄》顯然是 在得知美國準備“換馬”之后的對策。他準備讓出總統名位，改任參謀總長，以便牢牢掌握所有國家權力中最重要的權力——軍權，繼續指揮“剿共”。

蔣介石早已深知美國人對他的不滿，也十分擔心美國人“換馬”。1947年8月24日，魏德邁結束訪華，在南京發表聲明，聲稱中國的復興工作，“正有待于令人振奮的領導”。蔣介石非常緊張，曾向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傅涇波探詢，美國是否“有意迫其退休或改職”。他在當日日記中寫道：“近察美國形態，其政策已以我為其對象，志在先倒我而后達其統治中國之目的。如美國果有此政策，不僅為遠東之害，而且為美國之禍。余惟有自力更生，不偏不倚中以求獨立與自強。他日果能如此，未始非美國今日侮華卑劣政策之所賜也。”可以看出，當時他還自覺有力量，以“不偏 不倚”和“獨立與自強”自勵，然而時隔數月，形勢變化，蔣介石威望日低，他不得不改變策略，準備進一步滿足美國人的要求了。

在廬山休息期間決策

盡管蔣介石認為胡霖等人的行為“不值一笑”，然而事實上，他不能不重視。2月10日為農歷戊子年除夕，蔣介石和宋美齡于8日相偕赴廬山休息。除夕這一天，蔣介石“勉效少年度歲之樂”，于宴會后放花、放鞭炮，讓宋美齡一時很高興。但是，更多時間，蔣介石、宋美齡這對夫婦卻高興不起來。

蔣介石夫婦上廬山之前，上海接連發生同濟大學學生圍打市長吳國楨、舞女千人搗毀上海市政府社會局、新申紗廠工人罷工等群體性事件，使蔣介石痛感“事業日艱，經濟困窘，社會不安”，尤其使他揪心的是百姓和干部“對領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上廬山之后，爭取美國軍事援助的巨大困難又擺到了他面前。

受權刊發，選自《胡適研究長短錄》，楊天石 著，團結出版社，2025年6月。

2月18日，蔣介石接到顧維鈞和新近赴美的中國技術團團長貝祖詒的電報，得知美國總統杜魯門已向國會提交五億七千萬美元的經濟援華法案，其中五億一千萬元用于購運必需物資，減輕日趨嚴重的經濟危機，其余六千萬元用于恢復運輸、燃料、電力及輸出工業。19日，司徒雷登為此發表聲明《告中國人民書》，對當時中國的政治狀況和國民黨的統治提出了多方面的批評，如“把他們政黨和他們個人利益置于受難人民的利益之 上”，“對于他們的黨抱著非常狂妄的忠誠，絕不容忍其他一切的政治信仰，他們所用的方法非常殘忍”，并且含蓄地批評國民黨的“極權制度”，“有獨立思想的人，不是屈服于思想統制，就是被迅速清除”。聲明特別表示： “人民必需不斷地使用開明輿論的力量，影響政府的舉措，以防止官吏的濫用職權。因此，這就需要言論和出版的自由和接觸客觀報導的新聞自由。在極權制度下，這些自由便不容存在。”雖然司徒雷登聲稱，他發表此文，意在要求中國“愛好自由的愛國人士”，聯合全國人民，“一致參加建設性的演變進程，促進全國的統一以及和平的進步”。但是，其中包含的對國民黨統治的尖銳批評卻使蔣介石如芒在背。20日，《蔣介石日記》云：“聞美大使司徒昨日因其援華借款提出國會而又發表其侮華、悖理、荒唐之宣言，可痛極矣。”

然而，使蔣介石不能容忍的還不止于此。20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開始審議援華法案，國務卿馬歇爾出席作證，說明中國經濟惡化，通貨膨脹，政府急需援助。但如穩定貨幣，需要巨額基金，“在戰爭消耗和內部分裂的當前情況下，這種巨額的基金，多半是要浪費掉的”。因此，美國的援華方案“不應含有對于中國日后經濟的實際保證”，“美國在行動上不當置身于對中國政府的舉措及其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事務直接負責的地位”。下午，在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他再次表示：“無論如何，中國政府已注定不是一個有力的盟友了。”對于馬歇爾的這些言論， 蔣介石自然強烈不滿。

當時，國民黨軍隊在東北戰場接連失敗，使蔣介石極度焦慮不安。2月1日，蔣介石成立東北“剿匪”總司令部，以衛立煌為總司令。2月7日，東北人民解放軍攻克遼陽。19日，再克鞍山。蔣介石既感到財力拮據，兵力不足，連子彈都極感匱乏。在此情況下，蔣介石雖然需要美國的經濟援助，但更需要的是美國的軍事特別是軍火援助。美國國會議員中如周以德等人就主張以援助軍火為急務。但是，馬歇爾就是不同意，要蔣介石用外匯購買，在證詞中聲稱：

中國為要供應這些額外的外匯需要，可以利用其本國的某些財政資源……而最后，于必要時，尚可利用中國所持有的黃金和外匯。按1948年1月1日的估計，兩項共值兩億七千四百萬美元。中國人若能增益其外匯純收入，此項總額即可隨之增加。

外匯為穩定國內貨幣、向外采購所必需，蔣介石一向非常疼惜。抗戰期間孔祥熙主管財政時，積累了數量可觀的外匯。宋子文接任后，為平抑物價大量拋售，消耗殆盡。蔣介石發現后，緊急剎車，事后常常為此痛心疾首。現在，馬歇爾卻要蔣介石使用所剩外匯向美國購買軍火，自然極為惱火。2月21日日記寫道：“接閱馬歇爾復其司徒大使電意，對我接濟軍械之要求，仍以官話搪塞，毫無同情之心，對我東北危急之狀況亦置若罔聞。觀其答復議會對其援華不足之質問，乃推托于我政治、軍事之無能失效。議會督促其軍事援華，而彼以現款購械，必欲將我所余三億美金之殘款外匯完全用罄而后乃快其心。”由此，蔣介石大發其對美國和對馬歇爾個人的一腔怨憤。他說：

美國外交不講信義，無視責任，欺弱侮貧如此，其與今日之俄國， 往日之德、日，究有何分別？然此惟馬之一人作梗，而與其整個國家平時之精神實相背矛。馬歇爾實為其國家之反動最烈之軍閥。若不速敗，其將貽害其美國前途無窮也。

在《上星期反省錄》 中，他進一步批評司徒雷登的《告中國人民書》 和馬歇爾在國會的證詞，“皆表現其侮華之狂態”，自稱“不勝為民族自尊心之痛憤”。22日，日記再次批評美國外交“幼稚”和司徒雷登“輕浮無知”，為此憤憤不已。

2月26日，蔣介石接到張群電話，告以上海謠傳，蔣介石在廬山被刺，繼而謠傳，蔣介石辭職，“人心惶惑，物價飛漲，美鈔一元已漲至法幣三十萬元”。就在這一天，蔣介石和宋美齡游覽廬山名勝觀音橋，途中作出決定，于2月29日在《上月反省錄》中寫道：

最后半日游觀音橋途中，對于本人在國大時為國民黨、為革命、為主義之利益與個人之出處已有一具體之決定，引以為慰。

蔣介石作出了怎樣的“具體之決定”，日記沒有寫，但是后來，蔣命人為他編輯《事略稿本》時，就把它補明了。

今日形勢，對外關系，只有推胡適以自代，則美援可無遲滯之借口。黨內自必反對，但必設法成全，以為救國之出路。

這段記載將蔣介石推薦胡適參加總統競選的目的講得再清楚不過了。這就是：便于處理對美關系，贏取好感，改變美國人的印象，以便在獲取美援的過程中少一點阻礙和困難。就在蔣介石在廬山作出決策之前幾天， 司徒雷登在南京發表談話說：“（中國）對外結合的工作，我固然愿意推薦 無黨無派的自由主義者。” 兩者之間的聯系不是十分顯然嗎？

從抗戰后期起，蔣介石即多方設法，取得美國援助。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打內戰，更形成了對美援的依賴。一方面，蔣介石對美國不滿，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爭取美國在軍事和經濟方面的援助。蔣在廬山期間，美國國會雖然通過了援華法案，但是，美國政府卻諸多借口，只援經濟而不援軍事。2月29日，蔣介石與司徒雷登談話，談到美國國會的援助數額雖然不小，但是“最急、最需與最輕易之步機槍子彈則未贈一枚，而且其前此撥援之步機槍子彈亦不能分配十枚之數，此種緩不濟急之名援而實阻之不誠舉動，殊不知其意之所在”。當年4月8日，蔣介石親告胡適，推其競選總統的建議是他在牯嶺時“考慮的結果”。為何蔣在牯嶺有此考慮呢？ 其因蓋在當時爭取美國軍事援助中碰到了困難。

蔣介石決定推薦胡適競選，同時仍在為自己當總統做準備

2月8日，蔣介石夫婦上廬山之前，時任行政院長的張群抓住機會與蔣介石見面，陳述對“戡亂行憲”的意見，涉及行政院與立法院的關系以及國大會議是否修改憲法等問題。蔣介石答稱：“中華民國今日之基礎，不在政治與軍事之是否有力，而全在于余一人之生存。至于憲法與行憲問題，亦只有因應時宜，以革命手段斷然處置。”2月10日，張群轉告王世杰說：蔣介石自己對“是否做總統，尚須考慮”。關于蔣“考慮”的內容，王猜度說：“憲法中有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語，因此總統如過分干涉行政院，則與憲法精神不合。但時局如此危險，蔣先生如無充分權力，將不能應付一切。此當在蔣先生考慮之中。”1946年國民大會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采取內閣制，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構”，“對立法院負責”。至于總統，雖位居“元首”，對外代表國家，但只是“虛位”，對其權力有若干限制。如其第53條規定：總統任免官員須獲立法院或監察院同意，簽署命令須得到行政院長副署。其第39條規定：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立法院通過或追認。立法院認為必要時，得決議移請總統解嚴。第43條規定：國家遇有災害、防疫或財政經濟上有重 大變故，總統可經行政院會議決議，發布緊急命令，但須于一個月內提 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等。這樣，總統 的權力就受到很多限制。這些限制，自然為酷愛集權于一身的蔣介石所 不愿、不喜。

3月20日，蔣介石約集陳立夫、陳布雷等人開會，“指示國大代表資格與憲法及授權總統案之方針，分別與各方接談”。其中的“授權總統案”， 結合后來張群、王世杰等在國大提出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顯然其目的在于擴大總統權力。

蔣介石可以推薦胡適競選，讓胡擔任“虛位”元首，但絕不會讓他擔任超越憲法，具有實際巨大權力的總統。蔣介石對陳立夫、陳布雷等人的指示，說明蔣介石并不想真正讓出權力，其內心深處，還是準備自己當總統。

蔣經國上書蔣介石，建議蔣任行政院長

3月26日，蔣經國上書蔣介石，聲稱蔣出任總統，已經是一件“極其自然”之事，但本人仔細考慮之后，認為蔣以“謙辭總統，退任行政院長”最為適宜。其理由有三點：“第一，足以表示在共亂未平前，對國家政治之負責精神。”“第二，足以表示對全國擁戴出任總統之謙讓精神。”“第三，可以避免行憲初期五院間之糾紛。”

蔣經國所稱第一點理由，信中未作說明。當時，國民黨在內戰戰場上接連失敗，經濟惡化，通貨膨脹，社會不穩，這些，蔣介石自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蔣經國又無法向蔣介石言明，只能籠統地勸其“歉辭”， 以示“對國家政治之負責精神”。關于第二點，他解釋說：“全國民意均一致擁戴，大人出任總統，自難強其不選，但如能于當選后謙辭，而另以一德高望重之元老出任總統，固足發揚我國謙讓古德，尤可于行憲之前，發生政治教育作用。”蔣經國估計，蔣介石一定會當選，主張在當選后“謙辭”。 何以如此呢？

此前各地進行的國民大會代表和立法委員選舉烏煙瘴氣，鬧得不可開交。本來，各地不少國民黨人為了擴大政治勢力，升官發財，都競相參選；再加上，國民黨為了成立“聯合政府”，做樣子給美國人看，特別給追隨自己的青年黨、民社黨留出若干名額，以示禮讓，這就使得有限的代表名額更為緊張，選風因而更為惡劣。1947年11月10日，蔣介石曾在中央黨部發表講話，要求國民黨員不計較個人榮譽地位，免致分散目標，削減力量，除由本黨決定列入的參選者外，其他人皆應發揚“多盡革命責任，不爭個人權利”的精神，專心致力于本身職務，不參加競選，以便多留名額，為“友黨人士”和“社會賢達”提供參政機會。當時，蔣介石已被他的老家浙江奉化推舉為國民大會代表候選人。11日，蔣介石特別發表聲明，不擬參加競選，而將名額留給適宜的奉化地方人士，借以“樹立民主之楷模”。事后， 奉化參議會電陳，全縣人民“赤誠”擁戴，希望蔣介石萬勿謙辭，但蔣介石仍然復電辭謝。不過，蔣介石此舉并無多大效果，除顧祝同、陳誠、胡宗 南、周至柔、湯恩伯等三十余親信響應外，競爭仍越演越烈，以致國民黨中央不得不制定《自愿退讓與友黨辦法》，以示鼓勵。蔣經國信中所說“政治教育作用”，顯然針對當時國民黨內普遍存在的爭權奪利現象，希望以蔣介石的“謙辭總統”作為救治藥方。

蔣經國所稱第三點，他解釋說：“如能在行憲初期，大人出長行政院，使五院之間有一中心，不獨可避免五院間之糾紛，并足為行政、立法之間樹一良好基礎，永奠國家政治之安定。”孫中山提倡“五權憲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種權力互相制衡。蔣介石早就認為：“五院制乃總統集權制之下方得實行，否則未得五權分立之效，而反生五院牽制糾紛之病。”蔣經國之所以勸蔣介石出任行政院長，其意在于使蔣成為“五院”的“中心”，仍收“總統集權制”之效。

蔣介石最初的想法是，如胡適競選總統成功，他自己出任“參謀總長”，掌握軍權；讀到蔣經國的信以后，他的想法變為改任“行政院長”，掌握包括軍權在內的全部行政權力了。

蔣介石托王世杰傳話，要胡適出來競選

蔣經國上書之后，蔣介石繼續思考“總統、副總統的人選”問題。其3月27日所書《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第8條為：“不任總統之影響與國家利害之研究”。第9條為：“胡適任總統之利弊”。說明他仍有某種猶豫。

29日，國民大會開幕。30日，蔣介石約王世杰談話，坦率說明：在現行憲法之下，自己如擔任總統，將會受到很大的束縛，不能發揮能力，戡亂工作將會受到很大影響。蔣要王向參加大會的胡適傳話，本人“極愿退讓”， 不競選總統，提議胡適為總統候選人，自己愿任行政院長，“負責輔佐”。

胡適聽了王世杰的傳話之后，認為“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 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他并表示：“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王世杰就此鼓勵胡適“拿出勇氣來”。胡適當日在日記中寫道：“但我實無此勇氣。”第二天，胡適與王世杰、周鯁生談了三個小時，仍覺“沒有自信心”。當晚八點一刻，王世杰來討回信，胡適表示“接受”。他要王轉告蔣介石： 第一，請蔣考慮更適合的人選；第二，如有困難，如有阻力，請蔣立即取消。“他對我完全沒有諾言的責任。”4月1日晚，胡適往見王世杰，聲稱“仔細想過，最后還是決定不干”。他說：“昨天是責任心逼我接受，今天還是責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國民黨長期實行黨治，以黨治國，推行一黨專政，因此，以國民黨黨魁擔任國家元首是常規，至少，也必須是國民黨員。現在，擬由無黨派人士競選并擔任總統，自然是對于“一黨專政”制度的局部修正。胡適之所以肯定蔣介石的建議是“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其原因在此。

3月31日上午，蔣介石繼續研究推舉胡適為總統的“得失”及其與“國家之利害、革命之成敗”的關系，日記自稱在作了“徹底考慮”之后，“乃下決心”。當晚，蔣介石與宋美齡巡視南京下關時，與宋“談推選與退讓之 大旨”，向她透露消息。同晚，蔣介石得知胡適接受推選，很高興，立即召見陳布雷，詳述旨意與決心，命陳先行告知戴季陶與吳稚暉二人，不要反對，他說：“此乃黨國最大事件，余之決定必多人反對，但自信其非貫徹此一主張無法建國，而且剿匪、革命亦難成功也。”4月1日，與張群研究，得到支持。當日，陳布雷來報：戴季陶主張總統不得退讓，“否則國基、民心全盤皆亂”。吳稚暉則贊同蔣的主張。蔣介石感到高興。當晚與戴季陶談話一小時多，終于將戴說服。

4月2日，蔣介石召見陳立夫等，決定于4日召開國民黨臨時中央全會。

蔣介石勸退李宗仁與程潛

繼李宗仁之后，孫科、程潛、于右任陸續宣布參選副總統。

孫科原是蔣介石預定的接班人。盡管抗戰期間，孫科主張親蘇，發表過若干反對獨裁的言論，使蔣極為不滿；盡管孫科貪錢愛色，使蔣介石骨子里看不上他。但是，孫科是文人，尚能聽話，不像李宗仁、程潛，手頭有軍 隊，易于另樹一幟，甚至反叛。因此，蔣介石決定勸退李宗仁和程潛。至于于右任，蔣介石不認為會對自己、對孫科形成什么威脅，沒有當回事兒。

蔣介石決定自己不參加競選總統，自然有了勸退李宗仁等人的本錢。4月2日，蔣介石先約白崇禧談話，宣稱“軍人不競選以垂范于后世”，“勿蹈民初之覆轍”，同時告訴白崇禧，自己已決定不選總統，要白轉告李宗仁，勿再競選副總統為要。4月3日晚，蔣介石約見李宗仁，勸李停止競選副總統，這次會見，兩人都極不愉快，李明確表示“很難從命”。對此， 李宗仁回憶說：

蔣說：“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還選得到？”

這話使我惱火了，便說：“這倒很難說。”

“你一定選不到。”蔣先生似乎也動氣了。

“你看吧！”我又不客氣地反駁他說：“我可能選得到！”

接著，李宗仁便說明自己“天時”“地利”都不利，但“我有一項長處，便是我是個誠實人，我又很易與人相處，我得一‘人和’，我數十年來走遍中國，各界人士對我都很好，所以縱使委員長不支持我，我還是有希望當選的”。

蔣介石原來和李宗仁并坐在沙發上，這時滿面怒容，一下子便站起來走開，口中連說：“你一定選不到，一定選不到！”

李宗仁也跟著站起來，說：“委員長，我一定選得到！”據李宗仁回憶，蔣介石來回走個不停，氣得嘴里直吐氣。

關于這一次見面，蔣介石日記記載說：“彼乃現丑陋之態。始而溫順，繼乃露其愚拙執拗之語，反黨、反政府之詞句，幾乎一如李濟深、馮玉祥之叛徒無異，甚至以國大提名讓黨非法之罪加之于余之意，及不惜分裂本黨相恫嚇。余只可憐其神志失常，故不再理解，聽之而已。”根據這一段日記，可以發現二人爭執的情況要比李宗仁的回憶更為嚴重。

蔣介石與李宗仁談話后，繼續會見程潛，勸其退出競選。程潛不肯退出，但蔣介石認為“其態度較佳”。

當晚，蔣介石會見陳布雷、陳立夫、吳鐵城等人，得知桂系以“分裂”“不出席國大”“推倒國大”相威脅，嘆息說：“不惟不擇手段，且無廉恥，人之無恥，則不可收拾矣！”當夜，蔣介石再次不能入眠。

第二天，蔣介石再次召見白崇禧，告以昨晚與李宗仁談話情況，給蔣留下的印象是：“彼甚明理，不以彼等跋扈蠻橫為然也。”

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提出建議，遭到否決

4月4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召開，討論總統、副總統提名問題。蔣介石在會上發表聲明，此前未就是否參選總統一事加以說明，其原因在于本人是黨員，應尊重黨的決策，接受黨的命令，在黨未決定以前，個人不能有所表示。他批評“本黨有人”擅自競選副總統，違反黨紀，宣稱自己已決定不參加總統競選，最好由本黨提出一黨外人士為候選人。此候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1）富有民主精神。（2）對中國之歷史文化有深切之了解。（3）對憲法能全力擁護，并忠心實行。（4）對國際問題、國際大勢，有深切之了解及研究。（5）忠于國家，富于民族思想。這五條幾乎是按照胡適的情況量身訂做的。蔣介石接著聲稱：這是他數月以來深思熟慮，基于革命形勢所得出的結論。“今日宜以黨國為重，而不計較個人得失，以達成中國國民黨數十年來為民主憲政奮斗之本旨。”當日，除吳稚暉、羅家倫二人外，其余出席者都不贊成蔣的意見，鄒魯并提議以“起立”方式表示擁戴“總裁”為總統候選人。羅文謨則建議修改《憲法》關于“總統職權”的規定，使蔣介石擔任總統后，能真正擔負“戡亂建國”的責任。會議一直開到晚上7點，蔣介石再次發言，警告稱：全會如不能貫徹自己的主張，則“剿匪”不能成功，本黨且將于二年之內蹈襲民國二年整個失敗的悲慘命運。會議仍然無人響應蔣的意見，不得已，決定將此案于次日移交中常會討論，作出決定后再向全會報告。

4月5日晨，蔣介石先后約陳布雷、白崇禧、張群等人談話，商談總統候選人人選。蔣特別要張群在中常會上“作最后之奮斗”。陳布雷向蔣介石說明，推舉黨外人士競選，在國民大會中實無把握；張則報告青年黨態度，認為必須由蔣擔任總統，大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意。至此，蔣已不再堅持原意，三人繼續研究在不修改憲法的原則下，如何安定政局，推進“戡亂”工作。當日上午十時半，中常會召開部分人員參加的預備會。賀衷寒、袁守謙和與三青團有關系的常委主張接受蔣的意見，但張道藩、谷正綱和與CC系有關系的常委則反對，主張蔣繼續做總統。爭論激烈。張道藩聲淚俱下地表示：“任何事情，我們都要堅決服從總裁指示，只有這件事情不能服從。”張群發言稱：“總裁并不是不想當總統，而是依據憲法的規定，總統并沒有任何實際權力。它只是國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長。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無實的職位。如果常會能提出一種辦法，賦予總統以一種特權，則總裁還是愿意當選總統候選人的。”會議因而決議，推張群、陳布雷、陳立夫三人于中午向蔣征詢意見。

當日中午，蔣介石得悉預備會情況，囑咐王世杰往見胡適，告以前議作罷。日記云：“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為余一生對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之外，并無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為總統候選人之經過也，故于其并無所損耳。”

同日下午三時，孫科主持召開中常會談話會。出席五十五人，列席二十三人。會議決定提出一份《研究報告書》，認為蔣的意見既發揚孫中山“天下為公精神，為行憲伊始，立選賢與能之良好規范”，又體現“對戡亂建國積極負責，不計名位，為國家作實際有效之服務”的品格，但是，鑒于當前國事艱巨以及黨內外的殷切期望，“在事實上，非總裁躬膺重任，不足以奠立憲政治基礎”，因此，仍然推薦蔣介石為第一屆總統候選人。同時， 會議并決定做成一項對外不發表的決議，推王寵惠、孫科、居正、李文范、陳布雷、張知本、張群、王世杰等八人負責研擬：“如何在不修改憲法條文之原則下，使總統得切實負荷戡平共匪叛亂鞏固國家基礎之責任，使剿匪與動員事項得以適應事宜。”這次會議反共，因此出現了“共匪”“剿匪”一類詞語。會后，王世杰等即負責起草《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便給予蔣介石以“緊急應變的特殊權限”。

4月6日，國民黨中常會向六屆臨時中央全會提出《研究報告書》，會議決定，擁蔣參加競選，但黨不提名，國民黨黨員中的國大代表可依法聯署提名，參加競選。同日，國民大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其后，吳稚暉、于右任、張伯苓、胡適、梅貽琦、王云五等一百余人發起，共1489人聯署，推薦蔣介石為總統候選人。

8日，蔣介石邀胡適吃晚飯，再次致歉。他告訴胡適：“不幸黨內沒有 紀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適對蔣稱：“黨的高級干部敢反對總裁的主張，這是好現狀，不是壞現狀。”蔣介石一再要胡適組織政黨，胡適答以“我不配組黨”，建議蔣將國民黨分化為兩三個政黨。

關于國民黨高層反對蔣介石建議的情況，司徒雷登于 4月6日向馬歇爾匯報說：“國民黨對于這種建議的反映，是非常沮喪的情緒。雖然在新憲法之下，總統權力大大減少，但是國民黨的大多數黨員已長期習慣于以黨的領袖與總統置于同等地位了，因此蔣委員長的建議極遭反對，理由是國民黨對政府的控制將因而削弱，而且目前的危機也使國家需要有一個有力的舵手。在一系列的會議之后，CC派拒絕與任何非由蔣委員長擔任總統來領導的政府合作。黃埔系威脅寧愿投奔共產黨也不愿服務于除蔣介石以外的任何總統之下。國民黨領袖聯合提出蔣委員長是擔任總統一職的不可或缺的人。因之，蔣委員長屈服于國民黨的命令，他今天同意參加總統競選。”國民黨長期實行一黨專政，以黨統政，甚至以黨代政，自然不甘心對政權的控制作任何一點放松。

盡管蔣介石的參選已成定局，但是，蔣經國仍然于4月14日致函蔣介石，認為“以不出任大總統為上策”。函稱：“此事不但針對目前之處境應采取此項決策，即以大人今后在我國歷史上之地位而論，亦以謙讓總統為是。”國民大會開幕前夕，有部分奉命“禮讓”的國民黨當選代表不愿 “禮讓”，宣言“絕食護憲”，住進會堂，企圖阻撓第二天開會，一直堅持到凌晨四點，被蔣介石命警察強行拖出。其中有人又抬出棺材，誓言以死抗爭。蔣介石于29日接見這部分代表，軟硬兼施，才算平息。此后，這批人并曾計劃搗毀會場，阻礙議事，鬧劇不斷。與此同時，民社黨、青年黨的代表名額雖然得到國民黨的“禮讓”，但仍不厭足，多方責難；幾個副總統候選人之間的競爭依然激烈，互不相讓。蔣介石曾經感嘆：這些人“寧毀黨國，而不肯放棄絲毫之權利”。蔣經國于此時上書蔣介石，再次提出“謙讓總統”問題，當系針對此類情況而發。

蔣介石費盡心力，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蔣介石對擴大總統權力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以下簡稱《臨 時條款》）極為重視。4月9日，蔣介石親自找民社黨領袖張君勱談話，要他支持。張猶豫，蔣即答應給民社黨以經濟協助。4月12日、14日， 蔣介石先后召集有關人員和出席國民大會的國民黨黨團干部討論、協調。16日，國民大會召開《臨時條款》審查會，討論終日，青年黨強烈反對，迫使蔣介石兩次召見該黨黨魁曾琦，“好言婉勸，百端忍受”， 一直談到深夜10時，才得到曾琦的“半諾”。蔣介石長期習慣于一呼百應，何曾受過此等窩囊氣，日記云：“困迫如此，殊非預料所及，灰心極矣！ ”17日，蔣介石首先召集出席會議的黨員代表二千人開會，“予以訓示”，使黨員代表通過 《臨時條款》。接著，蔣介石又因《臨時條款》關涉憲法，到大會憲法組視察，發現那里正為此“喧嘩不休，幾乎動手互毆”。蔣的出場具有震懾作用，《臨時條款》得以通過。散會時，蔣介石氣極了，以“人民”資格將憲法組的代表們“訓誡”了一通。

4月18日，國民大會公告，以蔣介石與居正為總統候選人。同日，國民大會開會，討論莫德惠等1202人提議制定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規定總統在“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時， 可以“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39條或第43條的限制。這樣，總統的權力就不是縮小了，而是前所未有地擴大，可以不受憲法的限制了。討論時，田植萍批評此項條款的審查，“無守法精神”“無民主精神”。 蔣介石日記稱：“情緒之緊張已達極點，幸事前布置，反對最烈者或以余在座，皆略申其意， 未作激辯，卒至十二時一刻，三讀會通過，國大最大功用已經完成矣！ ”當日到會代表2045人，投贊成者1624人，可見，有大量代表反對。

19日，蔣介石在出席代表2734人中以2430票當選，居正因蔣事先作了安排，得269票，沒有全失體面。20日，國民大會公告孫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潛、莫德惠、徐傅霖為副總統候選人。國民黨各派系的斗爭更為激烈，致使國民大會開得更加烏煙瘴氣。有關情況，當另文研究。

總統選舉的塵埃落定，蔣在日記中卻多次表示，未能實現初衷，以黨外人士為候選人，又未能由黨來公決副總統候選人，是“革命運動無政策、無紀律之重大失敗”。據其5月15日日記記載：當日晨醒后，他曾考慮是否就職，或讓位于李宗仁，自己仍退任行政院長。思考再三，決定退讓，但起床后向“天父”禱告，“天父”默示“進”，蔣介石遂決定不辭。

司徒雷登的評價與失望

蔣介石推出胡適競選總統，本意之一在于做給美國人看。4月2日，傅涇波來見蔣介石，據稱馬歇爾致司徒雷登大使手書有“今日方知蔣主席人格之偉大”之語。《紐約時報》《前鋒論壇報》也都給予好評。然而，司徒雷登很快就看出其中的門道來了。4月6日，司徒向馬歇爾報告，認為它是 “一個巧妙的政治手段”，其后果是“確定了他的總統的地位，獲得了國民 黨內對他的領導的擁護，擴大了他的權威”。

司徒雷登認為，國民黨內存在派系，對蔣的領導能力的不滿日益增加，蔣擔心黨內分子利用國民大會攻擊他的政策，以致促成黨的分裂，因此表示退出競選，建議國民黨支持非國民黨的競選人，其結果反而促成國民黨人對他競選總統的普遍擁戴，從而大大加強了自己的地位。這些原來準備批評他的人，“將來還可能不過分吹毛求疵地接受他的政策”。司徒雷登的這一估計有一定道理。由于蔣介石以退為進，國民大會上本來應該出現的對蔣介石的尖銳批評都消聲失音，代之以非蔣出任總統不可的喧鬧與鼓噪。4月10日，有河南代表對蔣介石所作政治報告提了點不疼不癢的批評，認為“不夠詳盡，不能滿意”，結果，全場嘩然，引來大量“痛憤不平”的攻擊。

司徒雷登的其他估計則未免過于樂觀和美化，例如，認為蔣介石此舉將使中共對國民黨的批評被迫從“獨夫統治”“蔣政府”變為“國民黨政府”，可以答復國內外的其他批評者，蔣正在努力擴大“新政府的基礎”，甚至說蔣介石此舉的動機“無疑地是由于需要國民黨內的更加團結”等等。然而在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后，司徒雷登立即看出了這一條款將“給予總統以實際上無限權力”。4月23日，在蔣介石被選舉為總統之后的第四天，他向馬歇爾報告說：

他堅持著一種摧毀他自己的目的的政策。我相信他不是為了自私的動機而求獨裁的政權，但堅持這樣做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國家。在他領導之下，事情越是惡化，他越是感到必須負起整個的重擔。

不管蔣介石怎樣企圖為國民黨政權裝點民主的花飾，然而，司徒雷登還是很容易地看出，蔣介石所追求的是擴大權力，國民黨不是在走向民主，而是在進一步走向獨裁。5月6日，蔣介石會見司徒雷登，日記云：“態度不良。”顯然，司徒雷登正在不斷增加對蔣介石的失望與絕望。

還在抗戰期間，羅斯福總統就曾在開羅會議晤見蔣介石時明確地告訴他，當時的中國政府“絕不能代表現代的民主”，必須“與延安方面握手， 組織一個聯合政府”。戰后美國對華政策發展為具有兩重性的政策，即一面扶蔣反共，一面指責蔣介石和國民黨長期實行的一黨專政制度以及其腐敗與無能，要求國民黨改革自己的統治方式。杜魯門就任總統后曾于 1945年12月15日發表聲明：“目前中國國民政府是‘一黨政府’”，“如果這個政府的基礎加以擴大，容納國內其他政治黨派的話，即將推進中國的和平、團結和民主的改革”。3月11日，國民大會召開日期臨近，杜魯門舉行記者招待會，明確表示，“希望中國自由分子將被容納到政府里去”。與此相應，蔣介石的對美政策也具有兩重性，即一面對美國政府的侵華企圖及其霸道有不滿，有警惕，但又不能不依賴美援以維持統治，這樣，他就不得 不在某些方面應付和敷衍美國人，在政治改革上作出若干讓步，例如，在一段時期內接受馬歇爾調停；改組國民政府，延攬非黨人士出任國府委員；不惜低聲下氣，乞求民社黨、青年黨等參加國民大會和政府機構等。他之所以推薦無黨派的名流胡適參加競選總統，也是這種讓步之一。無奈國民黨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痼疾已深，不受到刻骨銘心的沉痛打擊，難以作出真正的、有實質意義的改變。

附記：此文修訂過程中，承臺北政治大學劉維開教授幫助，謹致謝意。

（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