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PSA）展出的“阿爾瓦羅·西扎的檔案”（6月5日-9月7日）是迄今為止亞洲最大規模的西扎個人回顧展。策展人安東尼奧·喬彼納10歲起就與西扎相識，近日他接受了《澎湃新聞藝術評論》的專訪，他表示，建筑不是出于建筑師一時的美學沖動，對西扎來說，“場所精神”始終是其建筑的最重要部分。

對于貝聿銘大展與西扎大展在上海的并置呈現，他說：“兩位建筑大師曾短暫相遇，而兩個展覽的并置所激發出的對話，其實也體現了兩位建筑師在藝術層面上的共鳴。”

此次展覽的策展人安東尼奧·喬彼納（António Choupina），本身也是一位建筑師。喬彼納10歲就與西扎相識，由于他熟悉西扎及其檔案，這使策展工作變得特殊。“我不僅是他的學生，也曾與他共事。因此，我得以親眼觀察他如何推進工作，如何構思并塑造建筑。”喬彼納說，“我不僅理解展覽中這些‘檔案’的背景，也知道西扎本人會如何看待這些‘檔案’。”

安東尼奧·喬彼納。圖片 ? nsvtudio, 由波爾圖塞拉維斯基金會惠允。

以“檔案”保存建筑師的思想和實踐

澎湃新聞：展覽為何取名為“檔案”？您如何理解“檔案”在建筑展覽中的意義？

喬彼納：關于展覽名“西扎的檔案”，展覽呈現了多個維度。首先是西扎本人捐贈的部分，包括他本人的建筑實踐、藝術收藏。其次是他眾多合作伙伴和合作者的檔案資料——例如卡洛斯·卡斯塔涅拉（Carlos Castanheira）。卡斯塔涅拉不僅是本次展覽的顧問與策展顧問之一，更是西扎在亞洲項目，特別是在杭州（如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等項目中的主要合作者。因此，卡斯塔涅拉的檔案也存放于薩拉維什基金會（Serralves Foundation），與展覽內容形成互補。

此外，還有西扎的妹妹特蕾莎·西扎（Teresa Siza）的檔案，她慷慨地拿出了自己收藏的西扎童年和青年時期的繪畫，這與西扎本人捐贈的成熟藝術作品共同整理入檔。攝影師費爾南多·格雷拉（Fernando Guerra）的檔案也被收錄其中，多年來他致力于記錄西扎的建筑作品，這一部分也極大地豐富了展覽的層次和深度。

“阿爾瓦羅·西扎的檔案”中對西扎少年時代作品的陳列，2025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圖片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提供，攝影：陳顥。

這些檔案匯聚在一起，不僅能更細致地講述具體項目的故事與細節，還展現了那些未能實現但極富潛力的項目設想。

“檔案”這一標題的確定也是自然而然。對西扎而言，如何讓自己的建筑思想以某種形式延續下去，一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眾所周知，建筑作品常常會被拆除、改建，或遭到不當使用；因此，從長遠來看，真正能保存一位建筑師思想和實踐精華的，是檔案。

波爾圖大學建筑學院手稿，葡萄牙波爾圖，1979-1997年。塞拉維斯基金會-當代藝術博物館收藏-建筑師阿爾瓦羅·西扎檔案。獲捐于2015年。

西扎從一開始就十分重視將自己的檔案交予具備穩定性與遠見的機構，以便未來能夠持續研究、展示并激發下一代的建筑師與公眾。最終，他將自己的檔案分別捐贈給了三家機構：蒙特利爾加拿大建筑中心 (CCA)、位于里斯本的古本基安基金會（Gulbenkian Foundation），以及位于波爾圖的薩拉維什基金會（Serralves Foundation）。

此次展覽圍繞的正是薩拉維什基金會所收藏的部分——這也是他最為親近的“家鄉”檔案。西扎經常拜訪該基金會，并保持著持續的合作關系。

塞拉維斯基金會-西扎翼樓，葡萄牙波爾圖，2018-2022年。圖片 ? Fernando Guerra | FG+SG。

澎湃新聞：面對如此豐富的西扎建筑檔案，您如何做出取舍與組織？哪個板塊或作品是希望特別被中國觀眾關注的部分？

喬彼納：作為建筑師，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不斷做出選擇——選擇使用何種材料、人們將如何使用某個空間。因此，作為策展人，我也以類似建筑師的方式思考和做出策展決策。

我的第一個出發點是：從建筑師的角度，希望在建筑展覽中看到什么？當然，由于我熟悉西扎和他的檔案，這使得策展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更加特殊，因為我不僅理解這些資料的背景，也知道西扎本人會如何看待這些選擇的重要性。

這次策展，我的目標并不僅是呈現西扎職業生涯中一些具有象征性的項目，更希望挖掘他如何走到那一步的過程。因為很多最終的設計成果，即使非常精彩，卻并不能講述整個故事。相反，許多他在設計過程中繪制的圖紙、制作的模型，以及那些未被最終采納的方案，才構成了一個建筑真正“誕生”的完整圖景。

展覽現場，關于圣母莊園游泳池的諸多設計檔案。

阿爾瓦羅·西扎與費爾南多·塔沃拉聯合設計，圣母莊園游泳池，葡萄牙萊薩·達·帕爾梅拉，1958-1965年。圖片 ? Luis Ferreira Alves, 特蕾莎·西扎。

因此，我的策展方式可以說更接近一種調查性的路徑。西扎本人也常說，建筑師有點像私家偵探，總是在為一個特定場地尋找最合適的解決方案。而“懷疑”則始終是建筑師最重要的伙伴——只有不斷提出問題，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這次展覽展出的很多內容，正是關于西扎如何提出問題、如何面對自己的懷疑、又如何一步步找到回應的過程。我認為，這才是建筑從業者，甚至普通觀眾，在參觀展覽時最值得帶走的部分：建筑不是出于建筑師一時的美學沖動，而是一個在反復思考、權衡與試錯中逐步提煉出的解決方案，是對特定情境作出的最合適回應。

西扎在德國的柏林住宅項目草圖

西扎在德國的柏林住宅項目

我也希望中國的觀眾能注意到這一點。西扎一直認為，無論是在公共空間的體驗上，還是在建筑的建造過程中，中國人懂得、也重視品質。因此，我希望這次展覽不僅能讓人們認識西扎，也能希望更多優秀的建筑師，參與我們日常生活方式的設計，甚至參與對未來的構想。

希望中國觀眾借此展覽，重新理解城市與建筑如何成為我們共同愿景的有機載體，成為一種在時間中持續成長的生命體。

“阿爾瓦羅·西扎的檔案”展覽現場，2025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圖片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提供，攝影：陳顥。

西扎與貝聿銘：短暫相遇，殊途同歸

澎湃新聞：上海當地藝術博物館（PSA）的貝聿銘展，剛好與西扎同期展出，他們也都設計過文化項目，在您看來，兩位建筑師對此理解的異同是什么？

喬彼納：非常榮幸，在一個充滿“偶遇”意味的契機下，阿爾瓦羅·西扎與貝聿銘同時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事實上，PSA在建筑相關展覽策劃方面正處于一個非常出色的階段，而這兩個展覽之間也并非毫無關聯——西扎和貝聿銘確實曾經相識。

92歲的西扎，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自然結識了無數人。展覽中呈現的曼努埃爾·卡爾加萊羅基金會的項目，位于里斯本一個叫“西班牙廣場”（Pra?a de Espanha）的區域，正是當年貝聿銘被邀請設計東方博物館（Museu do Oriente）所在地。

《曼努埃爾·卡爾加萊羅基金會 Ⅰ》（未建成），葡萄牙，里斯本，1991-1995

那是1990年左右，他們在同一片城區開展項目——西扎負責區域總體規劃，而貝聿銘受邀設計博物館。盡管最終兩個項目都未能落成，但兩位大師在那段時期有過實質性的接觸。

貝聿銘（左一）與阿爾瓦羅·西扎（左三）合影。

我曾打趣西扎，說他為波爾圖“西扎之翼”設計的三角形入口，某種意義上像是對貝聿銘為盧浮宮所設計金字塔入口的回應。當然，西扎自己的解釋更具本土文化語境：在葡萄牙的修道院建筑傳統中，宗教空間與世俗空間之間常通過一個帶有小型金字塔形標記的界面加以區隔——某種“過濾裝置”般的存在。于是，他用一個三角形的門廊來暗示，當人們穿越它進入展廳，仿佛進入了藝術的“神圣領域”；當人們離開，又重新步入塵世。

塞拉維斯基金會-西扎翼樓，葡萄牙波爾圖，2018-2022年。圖片 ? Fernando Guerra | FG+SG。

“阿爾瓦羅·西扎的檔案”展覽現場“圣地”板塊

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個展覽的并置所激發出的對話，其實也體現了兩位建筑師在藝術層面上的共鳴。比如在貝聿銘的展覽中，可以看到他與畢加索等藝術家的合作軌跡；而在西扎這里，雖然他也與藝術家合作過不少項目，但更常見的是他親自擔任建筑中的“藝術家”角色。

“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展覽中，貝聿銘建筑與藝術家作品梳理。

每當西扎在建筑設計上遇到瓶頸時，他會暫時擱置，轉而畫些具象的速寫或人物畫，用這種方式“出離”原本的困境，好讓自己以全新的視角回到原問題上——繪畫成為他思想流程的延伸，也成為建筑思考的喘息之地。這種藝術化的工作方式，既源于他在美術學院的教育背景，也源于他與藝術家妻子的親密關系，以及他交往最深的一圈朋友基本都是建筑師與藝術家。

展覽現場，西扎的繪畫作品。

“阿爾瓦羅·西扎的檔案”展覽現場，2025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圖片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提供，攝影：陳顥。

最終，我們看到的是一位將手繪作為核心工具的建筑師，通過持續的繪畫實踐，將藝術性真正融入了建筑思維的全過程。

西扎展覽中，西扎在明信片上的手繪。

以“場所精神”為指引，建筑是一種自然嵌入

澎湃新聞：西扎在中國的建筑包括杭州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和寧波華茂藝術教育博物館，以及展覽以手稿與模型呈現了上海的海上博物館項目，如何看待西扎在中國的建筑項目？這些項目如何體現他對“地方性”的敏銳感知？

喬彼納：無論落成與否，在西扎的職業生涯中，海上博物館無疑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項目，且將是西扎迄今為止設計過的最大規模的項目——這并不是說他一心追求“宏大”，而是這個項目的尺度完全超出了歐洲建筑通常面對的范疇，它代表著西扎在中國的實踐。

展覽現場，海上博物館模型

從海上博物館，到杭州的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華茂藝術教育博物館等一系列項目，西扎與合作者卡洛斯·卡斯塔涅拉共同發展出一種迥異于西方的建筑路徑。這種路徑不僅是形式上的轉變，更是一種文化感知的方式。

阿爾瓦羅·西扎與卡洛斯·卡斯塔涅拉聯合設計，中國國際設計博物館，中國杭州，2012-2018年。圖片 ? Fernando Guerra。

我們時常調侃西扎，他在柏林工作時像個德國人，在美國項目中像個美國人，而在中國，他則像個中國人。他對文化的敏感度極高，關注的不僅是建筑本身，還包括其所處的文化環境與人文語境。雖然所有觀察都通過他個人的視角加以重新詮釋，但他始終保持著對所在地深切的尊重與共鳴，也就是“場所精神”（Genius Loci）的概念。

阿爾瓦羅·西扎與卡洛斯·卡斯塔涅拉聯合設計，東錢湖大師工作室，中國寧波，2014-2024年。圖片 ? Hou Pictures。

澎湃新聞：如何理解“場所精神”在西扎建筑中的體現？

喬彼納：“場所精神”的概念來自意大利建筑師阿爾多·羅西 （Aldo Rossi，1931-1997），而對西扎來說，“場所精神”始終是最重要的部分。

在他的建筑中，很少是一個事先設計好的“物”，被強行放置到某個具體地點上。相反，建筑更像是與環境自然共生的存在。葡萄牙有一個比喻，說建筑像一只曬太陽的貓，要找到最舒適的地方，蜷縮在巖石之間——這也是西扎對建筑的理解：一種自然的嵌入感。

海濱泳池，葡萄牙萊薩·德·帕爾梅拉，1961-1966年。圖片 ? Jo?o Morgado。

我認為，西扎所追求的，正是讓他的建筑如同天生就屬于那個地方一樣，毫無違和地“在那里”。你不覺得那是一個外加的、強加于場地之上的東西。正因如此，他會畫大量的草圖，因為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恰當”的形式，讓建筑融入地形與地貌之中，尊重自然，同時以某種方式重新詮釋周圍的環境。

他會讓建筑以特定的方式“看向”風景，或以特定的方式“過濾”光線，從而既照亮建筑本身，也照亮它所處的環境。這是一種持續的對話——內與外之間，總體與細節之間的對話。

博阿·諾瓦茶室，葡萄牙萊薩·德·帕爾梅拉，1958-1963年。圖片 ? Fernando Guerra | FG+SG。

對他來說，這就是“場所精神”的意義所在：場所精神在整個設計過程中始終作為一種指引存在。也正因為如此，你會在許多西扎的建筑中看到庭院，它隱藏在建筑中央，讓人在空間中重新發現它。而那里往往會有一棵樹，樹對西扎的建筑是重要，它與建筑本身形成一種安靜而深刻的對話。

塞拉維斯基金會-西扎翼樓，葡萄牙波爾圖，2018-2022年。圖片 ? Fernando Guerra | FG+SG。

在我看來，這正是“場所精神”這一概念在西扎建筑中的體現：建筑的發展過程始終受到場地精神的引導與塑造。

澎湃新聞：您是西扎的學生與合作伙伴，請問這種“同行式”的工作關系，對您個人建筑實踐與策展語言有怎樣的影響？在您眼中，西扎是一位怎樣的老師和建筑師？

喬彼納：我認識西扎很多年了，很難不把他視作家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親密的關系，日常接觸本身就是一種“言傳身教”。

我有幸不僅是他的學生，也曾與他共事。因此，我得以親眼觀察他如何推進工作，如何構思并塑造建筑。這種觀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我自己對建筑的理解和設計方法。

羅伯托·伊文斯住宅，葡萄牙馬托西紐什，1960-1961年。圖片 ? Fernando Guerra。

記得早些年，我在設計一棟住宅，畫到樓梯部分——我在圖紙上明確標示出踏步與立板的厚度。他看了一眼，轉過頭對我說：“不不不，那是我才會做的事。你該去做屬于你自己的東西。”他總是這樣，一方面慷慨地示范，鼓勵你去學習；另一方面又不斷推動你去開辟自己的路徑，去重新思考那些看似理所當然、早已凝固的形式，重新發明它們。

對我來說，西扎作為一位老師與建筑師，是一個始終溫和而慷慨的人。這種慷慨不僅體現在字面意義上，也體現為一種精神品質。他年輕時也曾受益于他的導師費爾南多·塔沃拉（Fernando Távora）的支持——正是塔沃拉把早期項目交到他手上。于是他也始終試圖將這份信任與善意延續下去，以他自己的方式，去幫助和成全后輩。

波爾圖大學建筑學院手稿，葡萄牙波爾圖，1979-1997年。塞拉維斯基金會-當代藝術博物館收藏-建筑師阿爾瓦羅·西扎檔案。獲捐于2015年。

他非常愿意分享自己的時間和經驗。他極少直接批評一件作品“糟糕”，你通常會從他的言語中讀出真正的態度——他說，“這個作品本可以更幸福一點”。“更幸福一些”，不是尖銳地否定，而是溫和地指出潛力尚未被實現的部分。

這不僅體現出他個人的溫厚性格，也揭示了他對建筑本質的理解：一座好的建筑，應當溫柔地對待它所處的場地，善意地回應它的使用者——它是建筑師心中那份善意的物質化延伸。作為導師、專業人士和朋友，西扎將這種善意始終如一地傳遞給他人。

“阿爾瓦羅·西扎的檔案”展覽現場，中為西扎自畫像，2025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圖片由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提供，攝影：陳顥。

注：“貝聿銘：人生如建筑”將展出至7月27日；“西扎的檔案”將持續至9月7日。

澎湃新聞記者 黃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