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時報》6月10日文章，原題：“陳年老米”如何撼動日本政壇 日本政府的命運與大米價格休戚相關。大米價格飆升、農業合作社抵觸改革、農民數量日益減少，以及自相矛盾的政府政策妨礙該行業的有效改革……層層陰翳籠罩東瀛之國。

大米是日本人的底線

為解決米價飆升問題，日本正采取零售商的經典策略，將陳米重新包裝上架。為平抑米價，日本農林水產省向市場投放儲備米。日本大型便利店連鎖企業羅森集團正在用2021年收獲的儲備米制作飯團，并戲稱其為像二手奢侈品一樣陳而不舊的“陳年老米”。

就像美國雞蛋一樣，日本大米的價格在過去12個月里翻了一番，霸榜各大媒體頭條。比食品賬單的長度更要命的是，大米可能左右日本政府自身命運。大米恐慌已然演變為一場政治災難，甚至可能影響今年夏天的上議院選舉。由于對通脹不滿，選民們打算在選舉中懲罰政府。

日本民眾大多咬緊牙關，忍受著近年來飆升的物價，忍耐程度令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深感震驚。這也使得企業能夠以好多年都沒法做到的方式轉嫁增加的成本。但大米是日本人的底線。

過去一年，這種主食價格上漲了98%，導致總體通脹率上升了近半個百分點。一袋5公斤的大米售價超過4000日元（約合198元人民幣）；按照食物熱量計算，相同卡路里的大米與面包相比，大米甚至比面包還貴。

大米與日本淵源深厚

換言之，無論是營養價值還是政治戰略，大米對日本人而言都至關重要。此前釋放儲備米的舉措未能打壓米價。但履新數日內，日本農林水產大臣小泉進次郎繞過拍賣環節，直接向零售商出售儲備米。此舉卓有成效：5公斤“陳年老米”在超市貨架上的售價不足2000日元（約合99元人民幣）。

大米與日本有著深厚淵源。日本大米的種植歷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據說最初的稻種來自中國等地。在封建時代，一位領主能生產多少糧食將決定他的仕途天花板。孩子們被教導說，每粒米中都沉睡著七位“神明”，以此鼓勵他們吃光碗中的米；用大米釀造的清酒是日本傳統神道教儀式中的神圣飲品。

大米一度占到日本人平均每日卡路里攝入量的70%，搶米引發的騷動甚至推翻過日本政府。1918年，由于稻米產量減少、軍用米量飆升、資本家囤積居奇，日本爆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大暴動“米騷動”，以漁村婦女搶米為開端，沖擊了日本全國3/4地區，約1000萬人卷入斗爭，最終導致寺內正毅內閣垮臺。政友會總裁原敬于同年9月組閣，成為日本歷史上首個政黨內閣。

多年來，日本政府一直介入大米市場，力求保持自給自足，并將價格穩定在既能讓農民繼續經營又不會損害消費者利益的水平。

官方政策在20世紀60年代造成了大米長期過剩，因此幾十年來，政府一直在向農民支付報酬，讓他們減少產量。這種制度于2018年正式廢止，但非正式地延續至今，由強大的日本農業合作社監督農民自愿減產。

整合小型農場提升效率

幾十年來，隨著人們飲食習慣的改變，更多舶來食品進駐，大米消費量一直在直線下降。現在日本人的大米年均消費量不到1962年118公斤的一半。今年米價飆升的原因之一看似是需求超出預期。農民人口減少，大米被迫減產，造成供需失衡。然而，這一困境的根源是自相矛盾的政府政策。日本政府想要廉價大米，但又只要本國生產的大米。小泉進次郎愿意承擔高風險，如果他不能降低價格，他會顯得無能；如果價格壓得太低，他會得罪強大的農業集團。

或許他正在效仿父親小泉純一郎，頂住壓力改革長期以來效率低下的農業制度。由于約40%的稻田處于休耕狀態，日本可能在食品價格高漲的時期，通過將過剩的農產品轉化為出口，可以更輕松地實現增產。整合小型農場將有助于提高效率，但這一舉措會受到農業合作社的阻撓。

小泉進次郎就像拿著一個老式飯團，他需要真正地咬開、咀嚼它。（作者吉羅伊德·雷迪，劉明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