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越戰爭爆發，十余年前，美越戰爭爆發，兩場戰爭，中美各自對陣越南，戰果卻是一勝一負，天壤之別。那么，在美國人的眼中，中越戰爭里中國軍隊的表現如何呢？

美國歷史學者柴因斯曾這樣評價中越戰爭里的解放軍道：“中國軍隊最大的弱點是武器和后勤”。柴因斯何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呢？他曾為此寫過一篇專欄文章。

一、武器落后

1979年初，解放軍陸海空三軍的總兵力約512萬。在中越戰爭爆發之前，陸軍共有9000-10000輛坦克（T50型），在美國人看來，其中絕大多數已經過時，尤其是中國作為主戰坦克的59式和69式，其裝甲薄弱到一支蘇制RPG-7火箭筒就能輕易擊穿。

在柴因斯眼中，63式裝甲運兵車同樣存在裝甲薄、火力弱的缺陷。在越南復雜的熱帶叢林地形中，這些坦克經常成為活靶子。越軍則裝備了繳獲的美式武器和蘇聯援助的先進裝備，單兵火力明顯占優。

至于解放軍的反坦克武器-—常規的100毫米反坦克炮和火箭發射筒——也已經老化，沒有先進的火器裝備和技術，比如激光和紅外武器等。

在柴因斯的分析中，解放軍炮兵有16,000-20,000門野戰炮和火炮發射筒，可有些大炮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使用的，它們早已過時，因此在這次戰爭中沒有使用，說不定已經當作破爛扔掉了。即便是得到使用的火炮，如107、140毫米多管火箭炮也由于缺乏精密、敏感的瞄準裝置，它們的性能受到很大限制。

柴因斯還分析了解放軍的海軍和空軍部隊。1979年中越戰爭爆發之前，我國海軍共有兵力28-30萬人。北海艦隊大約有300艘艦只；東海艦隊有450艘；南海艦隊有300艘。

在柴因斯看來，盡管我國海軍艦船數量龐大，但現代化的可用艦艇并不多。我國海軍大約有6-8艘路特級驅逐艦，16艘驅逐護衛艦和40艘潛水追擊艦。盡管驅逐艦都裝備有艦對艦導彈，但由于軍事技術落后以及財政上的困難，海軍的發展是極其緩慢的。

柴因斯眼中的我國空軍同樣抱殘守缺。在1979年初，空軍大約有40萬人，5000架戰斗機，一般都已落后或過時。例如，4100架截擊機大多是米格-15、米格17和米格-19型的，只有80架是米格-21型的。其中有些裝備珊瑚島式空對空導彈，一些裝備機關炮。中國沈陽可以生產F6（米格-19）型F8（米格-21)和F9型戰機，但其戰斗力很差，無力應付米格-23或米格-25的挑戰。

根據柴因斯的回憶，一位曾在1980年1月陪同國防部長布朗訪問中國的觀察家說，即使是中國最好的導彈，按照美國的觀點，也是落后了20年了。

二、落后之因

柴因斯認為，我國軍隊的武器落后是長期以來的軍事指導思想所釀成的后果。在他看來，自1927年建軍后，中國軍隊就一直是在“人民戰爭”路線的指引下發展和壯大起來的。

柴因斯發現，根據長期以來總結的戰斗經驗中，解放軍特別注重防御戰略和人，而不是武器的因素。這種軍事思想至少堅持到了1979年，始終影響著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武器建設。

根據柴因斯掌握信息，在1955至1956年間，中國軍方領導開始第一次討論軍事現代化包括核計劃問題。那時，人仍然被認為是戰爭的決定性因素。當時的國防部副部長譚政就說過：“當我們強調武器裝備的重要性時，并不意味著人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可以忽視。相反，人總是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武器是要由人來掌握的，倘若它不與人的因素相結合，就不能發揮任何作用。”

在這次討論之后，多年以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即使在核時代，北京方面仍舊稱贊人民戰爭的力量大于核武器的力量——“人民戰爭的力量要比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核武器強大一萬倍。人民戰爭是戰勝它們的最有力的法寶。”

盡管距離中國的第一次核試驗已經過去了十三年。十三年間，中國成功地進行了34次核試驗之后，人的因素仍然被說成是第一位的。在柴因斯看來，正是過于強調人的因素而非武器，才導致了到1979年中越戰爭爆發時，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已然落后于世界前列了。

三、后勤困難

除開武器上的落后，柴因斯還指出了我國軍隊在后勤上的補給困難。1978年12月8日，中央軍委下達作戰命令時，距離計劃開戰時間僅剩兩個多月。時任總后勤部長的張震在檢查戰備時發現了令人震驚的問題。

彈藥儲備不但嚴重不足，質量更是堪憂。炮彈試射時多發臭彈，手榴彈竟有三分之一無法爆炸。張震立即下令軍工廠火速生產大口徑炮彈、火箭彈和破甲彈，但時間已所剩無幾。

柴因斯還發現，中國軍隊絕大多數運輸工具也已經過時，卡車運載士兵的比例很低，所以在這次對越南懲罰戰爭中，中國軍隊的后勤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1979年2月戰爭剛開始時，中國軍隊進展較快，但不久便遇到了困難，柴因斯認為這和解放軍的后勤補給有些跟不上了有著莫大關系。中越邊境地區是山區丘陵地形，地勢崎嶇不平，這非常不利于師一級的部隊、卡車及其他機動車輛的運動。

中國缺乏現代化的后勤裝備，而且又不采用空運的辦法，因此，不得不依靠老式卡車、馬、驢以及民工來完成后勤任務。他們還不得不把部隊從師一級分散到連排一級。故而，部隊的推進速度大大減小了。于是，中國軍隊一度處于極為不利的困境：后勤供應線拖得很長而且也得不到邊境地區炮火的支援掩護。

在柴因斯這位美國學者的眼中，中越戰爭實際上仍然是在人民戰爭的戰略指導下進行的。人的因素仍然是壓倒一切的。解放軍的指揮系統、戰術、后勤、特別是武器裝備還遠非是現代化的，它們都遠遠地落后于時代。

四、改革弊政

中國軍隊雖然“武器落后、后勤困難”，卻打贏了這場懲罰之戰，美軍縱然“武器先進，后勤優渥”，卻敗走越南。美國學者柴因斯所言固然有一定道理，卻也不盡然。

1979年時我軍和世界軍事強國的武器代差確實存在，但并非不可克服，且發揮了應有作用。

59/69式坦克、63式裝甲車、56式槍族等裝備相比同時期蘇美最先進裝備有代差，但它們并非完全無效。在大量炮兵支援和步兵配合下，這些裝備在突破防線、攻堅克難中仍然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在攻克諒山等關鍵戰役中，坦克和炮兵就是撕開防線的關鍵力量。

還有，越軍裝備也并非絕對優勢。越軍主力部隊裝備雖優于中國邊防部隊（得益于繳獲的美式裝備和部分蘇援），但其整體裝備水平也并非全面現代化。其裝甲力量薄弱，空軍在戰爭中作用有限（中國掌握戰區制空權）。雙方裝備差距沒有大到讓中國軍隊完全無法作戰的地步。

另外，我軍后勤困難確實巨大，但體系未崩潰，有力支撐了作戰行動。

道路崎嶇、運輸工具落后、運力不足、越軍襲擾這些都是造成后勤困難的客觀現實。然而，在如此困難條件下，后勤體系卻也支撐了22.5萬大軍在境外持續作戰近一個月，并最終保障了部隊的順利撤回。這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證明了我軍后勤體系雖不先進，但具備韌性和組織能力。

1979年戰后，我軍也對此戰進行了反思復盤，推動了包括裝備現代化、后勤體制改革、指揮體系專業化（恢復軍銜制）、訓練實戰化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柴因斯所說的那兩個弱點，在今天的解放軍身上，已然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