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0日，應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 “阿瑜陀耶王朝宮廷遺址出土中國瓷器的整理與研究”學術團隊項目的邀請，泰國藝術廳考古司考古研究與發展處處長SupamasDoungsakan特級研究員在復旦大學進行泰國新石器時代班考文化（Ban Kao Culture）專題講座。講座由項目負責人劉朝暉教授主持，秦小麗教授評議，博士生張愛星負責翻譯工作。

SupamasDoungsakan是資深考古專家，長期致力于泰國史前文化研究，尤其在班考文化領域建樹卓著。自1997年以來，她主持并參與了素攀武里府、北碧府等多處重要遺址的系統性考古工作，包括NongRatchawat、Ban Hua Ut、BanRakhangThong、NongPlaKradi、ThamYai、BanThaPho等地，為班考文化的研究發展提供了關鍵材料。她還負責北碧府班考國家博物館常設展覽的學術內容策劃，并推動班考文化遺址的保護及社區合作。同時，她在泰國古代硬陶生產地研究與定年工作方面成果豐碩，出版多部相關著作，為泰國史前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作出重要貢獻。此次講座，Supamas研究員結合自身多年的田野經驗和研究成果，系統回顧了二戰后泰國班考文化的考古發現、文物管理現狀及其演變歷程，并分享了她個人在相關考古項目中的參與過程與研究貢獻，為聽眾呈現了泰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研究的最新動態與深層思考。

一、泰國史前考古學文化發展脈絡

在系統介紹班考文化之前，Supamas研究員首先回顧了泰國史前文化的發展脈絡，以便觀眾更好的理解班考文化的歷史背景與重要意義。

泰國早期的人類活動可追溯至舊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80-距今12.5萬年），泰國北部南邦府（Lampang）發現了打制石器和直立人化石，年代與北京猿人大體相當。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12.5-距今1.17萬年前后），智人廣泛進入東南亞地區，在班武里府發現了泰國目前最早的智人化石（約距今2.9萬年），這一時期人類以狩獵采集為生，尚無成型墓葬。

新舊石器時代過渡階段（距今11700-距今4200年），泰國西、北部分布著和平文化（HoabinhianCulture），先民居住在山區洞穴，以狩獵采集為生，流行屈肢葬，這類葬俗廣泛分布于東南亞地區。

新石器時代（距今4200-距今3000年），泰國進入農業定居社會，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谷一帶，呈現出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南部沿海與邦帕功河流域（Coastline and Bang Pa-kongRiver）的居民，以海洋資源為生，存在仰身直肢葬和屈肢葬兩種葬俗，并隨葬有陶器和貝飾。其中屈肢葬墓主下頜骨圓潤，與蒙古人種的方形下頜骨不同，顯示出南島語族體質特征。東北部蒙河流域（Mun River）流行土坑豎穴墓，多隨葬紅陶，另發現有甕棺葬習俗。東北部錫河流域（Shi River）是班清文化的主要分布區。中部的巴薩河流域（PasakRiver）陶器表面流行刻劃紋和壓印紋，陶器形態與泰國西部他欽河-美功河流域（Tha-chin and Mae Klong River）分布的班考文化存在密切關聯。

Supamas研究員指出，與中國漸進式的種植農業發展進程不同，泰國農業社會的出現具有“突變性”，在人骨、聚落和葬俗上與早期舊石器時代狩獵采集人群截然不同，居住方式也從洞穴向平原地區轉移。有學者認為，泰國農業種植知識可能由中國南部移民傳入，途徑云南、老撾進入泰國東北部錫河流域，但對于西部農業人群是經由緬甸陸地傳入、還是南部海洋路線傳入，則有待進一步探討。

青銅時代（距今約3300-距今2500年）遺址主要分布于泰國中部和西部地區。此時期青銅器開始出現，但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器物組合繼續沿用至青銅時期。一些考古發現顯示，有使用青銅絲繩修補新石器時代器物的痕跡，反映出不同文化階段之間的過渡與延續關系。

進入鐵器時代（距今2500-距今1500年），泰國與周邊地區的文化交流逐漸擴大，出土有印度瑪瑙、中國玉器，葬俗流行甕棺葬和木棺葬，后者與中國嶺南地區傳統相近，反映出泰國在區域文化網絡中的關鍵地位。

二、班考文化的考古新發現

講座第二部分，Supamas研究員圍繞班考文化的考古新發現進行了系統介紹。她首先簡要回顧了班考文化的研究歷史。班考文化得名于泰國西部北碧府班考遺址（Ban Kao site），該遺址由泰國-丹麥聯合考察隊于1960-1962年間首次發掘，發現44座墓葬，出土遺物包括磨制石器、骨器、鹿角器和豐富陶器。丹麥考古學家佩爾·索倫森（Per Sorensen）根據陶器類型學和碳十四測年數據，將班考文化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4200-3860年）、新石器時代晚期（距今3500-3300年）、鐵器時代（距今2500年以后）。

2009-2022年，為進一步厘清班考文化的時空演變，泰國藝術廳開展了大規模調查和系統性發掘，發現40余處班考文化相關遺址，包括居址、墓地、石器作坊和原料采集點，主要分布于桂亞-桂諾伊河（KwaiYai-KwaiNoiRiver）與他欽河（UpperThaChin River）上游流域。新材料的發現顯著拓展了班考文化的已知分布范圍，為深入了解該文化的發展脈絡提供關鍵線索。

Supamas研究員指出，根據地理分布與考古材料，班考文化群體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活動于山區小谷地，人骨埋于洞穴，陶器以磨光黑陶為主。另一類則定居在平原農業區，多在土墩上埋葬死者，陶器以紅陶占大宗，器形和紋飾更加多樣。兩類人群在居住形態、喪葬制度上各具特色，但仍存在資源交流與文化互動。

此外，Supamas研究員回顧了索倫森對班考遺址陶器的劃分結果：指出其早期陶器組合包括三足器、沙漏型高柄豆、平底壺、高領圈足壺、折腹罐與圓腹罐等；其中三足器主要流行平原地區，而山地居民則更多使用圓腹壺和平底壺；晚期圈足器數量明顯減少，各類圓腹圜底罐成為主流。她特別強調，居址和墓葬中的陶器組合與功能差異顯著：居址多為日常炊煮器具，以圓腹繩紋罐居多；而墓葬中的陶器則種類豐富、制作精良，體現出強烈的喪葬儀式性特征。

在介紹班考文化的新材料上，Supamas研究員重點展示了他欽河流域的一系列新發現，并將其與班考遺址進行了比較。位于該區域的農拉查瓦遺址（NongRatchawat）出土墓葬多為仰身直肢葬，流行將陶器打碎后覆蓋于人骨之上的葬俗；隨葬陶器以三足器、陶豆、沙漏型高柄豆、高領圈足壺為主，與班考遺址相似，但部分器形進行了本地化改造，如高領圈足壺肩部加裝四枚乳釘、圈足杯腹部加裝牛角裝飾。有學者認為乳釘可能象征女性特征，表達死者歸于母體的觀念，代表當地先民獨特的喪葬信仰。類似喪葬實踐也見于班華烏遺址（Ban Hua-UT site），但遺址內出土高領圈足壺肩部則另流行加裝牛角裝飾，并存在兒童甕棺葬現象。

最后，Supamas研究員總結了班考文化地域性特征。盡管都以仰身直肢葬為主，且普遍隨葬陶器，但以農拉查瓦遺址為代表的他欽河流域多流行將陶器打碎后覆蓋人骨、兒童甕棺葬等特殊葬俗，而班考遺址則更多的將完整器置于人骨旁。

在隨葬陶器上，典型陶器組合如三足器、高領圈足壺、陶豆、沙漏型高柄豆廣泛分布于平原聚落，與班考遺址早期陶器組合高度一致，而山地遺址陶器在形制、顏色和工藝上則更接近班考遺址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器組合，說明該區域在陶器技術與文化傳統上保留了更多地方性特征。

三、地域間交流與互動

在講座的第三部分，Supamas研究員重點探討了班考文化與周邊地區考古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她指出，班考文化的出土地點大體可分為三個區域：西北部靠近緬甸的高山地帶、中部以農拉查瓦遺址為中心的他欽河流域，以及西南部以班考遺址為代表的桂亞-桂諾伊河流域。

其中，農拉查瓦遺址作為連接西部班考遺址與中部帕薩河-華富里地區的重要節點，具有關鍵地理與文化意義。遺址出土的部分陶器展現出帕薩河-華富里地區的典型文化特征，陶土成分分析表明這些器物可能為外來輸入。此外，陶器表面保留的竹編模印痕跡也與帕薩河-華富里文化區常見的工藝相似，進一步顯示出班考文化與鄰近區域之間存在多層次、持續性的交流與互動。

在講座中，Supamas研究員還特別提出，“刻劃與壓印紋飾”(Incised & Impressed motifs)的裝飾技法廣泛分布于越南、柬埔寨和中國南部，她認為其傳播路徑可能與中國史前人群的南下遷徙密切相關。她援引索倫森的研究成果，指出班考文化的圈足器與中國屈家嶺文化存在諸多相似之處。此外，人骨DNA的最新成果顯示，班考人群很可能屬于外來蒙古人種，這為班考文化與中國史前文化的聯系提供了重要的生物學證據。

在隨后的評議與問答環節，秦小麗教授與Supamas研究員就班考文化的時空分布、裝飾技法、喪葬習俗、傳播路徑等展開了富有啟發性的對話，尤其關注三足器在文化象征和喪葬儀式活動中的特殊意義。文博系師生也積極參與提問，討論涉及三足器孔洞的標準化形式、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的演變關系，以及陶器技術與人群遷徙之間的關系。講座現場討論氣氛熱烈，交流充分，體現出復旦師生對中南半島與中國史前文化互動問題的高度關注與濃厚興趣。

來源：蔣成成（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