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下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將遏華態度作為任用官員的首選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2025年6月美國前駐華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結束三年任期返美后，首次打破外交沉默，矛頭直指美國對華戰略的致命傷。

在政治新聞網專訪中，這位曾身處中美博弈最前線的外交官，卸任后撕去了政治正確的偽裝，直言因為特朗普的錯誤決策，美國已在和中國的外交中陷入被動。

盡管不愿意承認，但是特朗普是注定又一位會進入歷史教科書的美國總統，其原因就在于他開創了多個史無前例的中美關系新狀態。

早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其就打破美國歷史的，第一次對我們采取了關稅作為武器。

其不僅在第一任期對我們施加各種貿易壁壘，在他的第二任期更是將關稅戰爭上升至了全球規模。

新一輪的關稅可謂是“無差別攻擊”，唐納德政府在對中國加征關稅的同時，竟也對日本、韓國、歐盟等長期盟友揮舞大棒。

這一舉動其實意圖也十分明顯，也即通過關稅政策讓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世界上其他國家強制站邊，在中國市場和美國市場中二選一。

然而在中國工作了多年的伯恩斯卻看得真切：這場“經濟戰”從開始就建立在誤判之上。

伯恩斯在專訪簡單的計算了一下美國的諸多貿易關系，并得出了一個結論：若美歐日結成聯盟，將占據全球60%的GDP總量。

這意味著如果美國能夠拉緊和盟友的貿易關系，形成足以在貿易談判中全面壓制中國的聯合陣線。

當然，伯恩斯的推算并不準確，許多數據并不是簡單的“1+1”關系，不過其結論依舊可以參考。

倘若美國真的能夠做到放棄一部分海外利益，與所謂的盟友攜手遏制中國，那么確實可能會對我們的崛起之路造成極為可怕的影響。

但特朗普的蠻橫策略徹底推開了這些本可聯合制衡中國的伙伴，反而將全球貿易伙伴推向中國懷抱。

在新一輪的關稅戰爭中，美國率先發出示軟信號，與我們發起和談，已經表明了其通過關稅戰遏制我們外貿市場的戰略目標流產。

對美國而言，關稅政策非但沒能起到遏制我們的戰略目標，更是讓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國早在經濟上的全球領導力早已不復當年。

特朗普會做出對中國的誤判，其原因就在于他本質上依舊是美國資本的代表，自然而然的繼承了美國社會對中國的刻板印象。

不同于對中國缺少理解的特朗普，在駐華的三年里，伯恩斯見證了美國政治精英最不愿正視的現實：中國自卑仰視美國的時代早已終結。

“美國兩黨仍沉浸在老套的思想劇本里，以為中國只會剽竊技術、不懂創新——這種認知早該扔進歷史垃圾桶了！”這便是伯恩斯在華三年后，以親身觀察得出來的結論。

在伯恩斯眼中，美國對中美兩國的科技實力存在嚴重的誤判，美國對中國科技崛起的短視使得其戰略判斷出現了嚴重的失誤。

然而事實上，中國的技術進步不僅打破了美國的刻板印象，更是讓我們自己人都始料未及。

就以最近的國際大事為例子，我們的殲-10戰斗機在印巴空戰中，就打破了中國體系裝備對北約體系0戰績的歷史。

軍工企業無疑是能體現一個國家的工業實力和科研實力的，殲-10擊落“陣風”意味著歐美國家在軍事科技領域對我們的領先已經被打破。

要知道，殲-10戰機放在我們國內其實都不算尖端裝備，但是即便如此依舊讓號稱歐洲最強的“陣風”戰機折戟了，在尖端裝備領域，中美的實際差距只會比想象中的更小。

隨著對科技鴻溝的不斷追平，加之西方體制制約之下的改革無力，我們和美國的科技差距只會越來越小。

對美國而言，對中國在經濟實力和科技領域的誤判，已經嚴重影響了他們的戰略決策。

不僅如此，特朗普妄圖通過以關稅斷絕中國產品進而達到讓制造業回流美國的戰略目標也已經實際破產。

美國社會對華認知嚴重滯后已經是不爭的事實，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還在于美國外交決策體系的深層病根。

美國外交系統存在嚴重的“信息過濾”現象，決策者依賴片面的情報評估，陷入自我強化的認知繭房。

在美國當下的外交體系中，比起全方位的評價對手的綜合實力，如何保證責任最小化才是各個駐外大使需要思考的問題。

除此之外，特朗普在任用官員的時候也更傾向于任用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人加入自己的領導班子。

盡管特朗普的任人原則讓自己的權力更加穩固，但是也無形間將自己困在了信息繭房之中。

而對伯恩斯而言，盡管多年的在中國工作的經驗讓他深知中國的力量遠非美國政府所預期，但是為了不得罪特朗普政府他依舊只能呈現特朗普想看見的信息。

在離職交接后，伯恩斯總結特朗普戰略的三大硬傷——破壞盟友信任、誤判中國韌性、短視科技競爭——最終讓美國在貿易戰中反陷被動。

特朗普政府最大的戰略失誤不在于算錯了籌碼，而在于誤解了對手。

今日的世界早已不是冷戰后美國一家獨大的世界，而中國也遠不是當年那個尚處于新生階段的共和國。

伯恩斯的離任感言，是一記針對美國戰略短視的歷史警鐘，當下的中國既非可被施壓屈服的弱者，更不是西方模式的簡單追隨者。

歷史證明，最大的戰略失誤并非誤算籌碼，而是誤解對手本身，當下美國日益膨脹的傲慢，終究會成為其衰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