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青海省瑪多縣“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真偽的討論，還在延續。

石刻照片。來源：微信公眾號光明文化記憶

數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在《光明日報》發文宣布，近期，考古工作者在扎陵湖北岸的田野調查中，發現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所刻內容大意為：秦始皇廿六年，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領一些方士，乘車前往昆侖山采摘長生不老藥。他們于該年三月己卯日到達此地（黃河源頭的扎陵湖畔），再前行約一百五十里（到達此行的終點）。

仝濤表示，石刻內容及其所在地理位置，解決了國人千古爭訟的關于“昆侖”“河源”的精確地望問題，記錄了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后，遣使向昆侖山尋覓仙藥的歷史事實，補全了文獻記載的缺失。他還提到，相較于此前已知的七塊秦代刻石，黃河源石刻不但是唯一現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同時也是保存最為完整的一處。

進入輿論視野后，圍繞這處石刻的各方說法紛至沓來。據紅星新聞梳理，比如，有學者質疑其中的日期有誤，推算采藥出發時嬴政還未稱皇帝號，何以石刻中有“皇帝”二字；按石刻推算出發時間可能是冬季，而冬季前往高原不符合常理；此外，像“采藥”二字不常見于先秦典籍。甚至還有網友猜測，這是“為旅游開發造了個石刻”。

其中，連日來堅持質疑的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宗迪6月11日在個人微博上表示，很多人用缺乏造假動機、造假條件為理由為石刻辯護，大家不至于這么天真吧？不說別的，石刻一出，光明日報發文，輿論轟動，引袞袞諸公競折腰，就足以說明問題了。說不定還可以拿來申報一個重大課題、冷門絕學之類，造假從來不缺動機。造假不需要考古學家親力親為，有了輿論和需要，自然有人給你造出來。至于造假條件，真把黃河源當火星了？說的現在去趟河源有多大困難似的，“我去年夏天跟著當地朋友在海北州轉了一大圈，去了很多人煙罕至的地方，還專門探訪了一座臺灣商人在青海湖附近造的一座假西王母石室，那可比造一塊假刻石困難多了。”

6月12日凌晨，劉宗迪又寫道，有位研究書法的朋友指出，秦代刻石界面都極為講究，體現出秦人對銘字立傳的嚴肅性，而河源刻石如此精美的小篆卻刻在粗糙不平、坑坑洼洼的天然石壁上，文字書寫的刻意求工，與石材處理的粗枝大葉，很不相配，有刻字的那般用心，卻不把石頭打磨平滑？

青海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博士生導師侯光良教授團隊曾于2020年發現該處石刻。至于石刻年代，他起初偏向于元代或者清代，“元代和清代國家實現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河源地區成為管轄的一部分，皇帝或者派人繪制地圖，或者派官員祭祀河神，中央政府有現實需要。再加之河源地區風蝕強盛，過于久遠難于保存”。但其近日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表示，當時做出“元代或清代”的推斷“比較淺薄，還缺乏認識，后期還需要繼續研究”。

《甘孜巖畫》專家組成員周行康曾在青藏高原實地考察上百處獨立巖畫點，他從高原石刻的風化痕跡角度給出了意見。

6月11日晚間，周行康在個人公眾號上發文表示，“秦代昆侖石刻”位于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附近，該區域屬于大橫斷區域“印度洋水汽走廊”末端的江源區域，其年降水量，高于羌塘、可可西里兩大區域，略低于玉樹區域、也低于大橫斷區域。本文選擇降水量和氣候相近的昆侖山脈巖畫、玉樹巖畫、甘孜北路巖畫，海拔相近、降水量稍小的阿里日土巖畫，進行直觀比較。其中，嘎青巖畫是一處典型的史前狩獵時代巖畫，其刻劃時間，初步判斷大于距今2500年，從中可以看出，雖說刻劃工具不同，但在這個海拔和氣候條件下的長期風化，會在刻痕中形成一些深色的風化物。同時，刻痕與巖面的交接邊緣，相對柔和。這一點，與“秦代昆侖石刻”某些局部形成的風化痕跡，較為相似；布由巖畫上的圖案為早期佛塔，青藏高原歷史上，外來佛教普及到基層，在距今1000年內。從該處圖案的刻痕風化中，可以看到刻痕底色與巖面顏色，存在比較明顯的反差。這一點，“秦代昆侖石刻”則刻痕反差表現的更加一致，說明其風化時間要長得多。

周行康表示，經對比，個人初步認為：從“秦代昆侖石刻”圖片的風化特征來看，絕非近百年內的創作，符合距今兩千年以上的觀察經驗。他還提到，在本人實地調查過的青藏高原一百多處石刻類巖畫中，存在大量隨著石面畫幅形狀，而滿鋪刻劃的現象。并非一定要先畫個框框，再在其中刻劃。那么，作為秦代來到此處的使者，其自身條件，恐怕也不允許先刻一座石碑，再搬來此處豎立。就地取材，因形而刻，實為情理之中。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的劉釗教授也加入了討論。

他首先表示，昆侖刻石的文字時代特征明顯，風格統一，看不出什么破綻。如“皇”字上部從“白”，“大夫”合文符號位于人形右側手臂下，“方”字下部先向右轉再向左迴的形態，“翳”字所從“醫”字左旁豎筆出頭，“以”字從“人”的寫法，“己”字下部右曳，“年”字所從“禾”頭左斜穿透筆畫，“到”字所從“至”旁上部交叉處寫得很開，“此”字所從“匕”旁下延等，都具備秦至漢初文字的書寫特征，在秦文字中都能找到相同或相近的寫法。此謂時代特征明顯。所謂風格統一，是說全篇文字風格一致，有些細微之處亦表現得非常到位，譬如有些橫筆寫成彎曲的向上拱起狀，這在“皇”字所從“王”旁和“廿”“六”“三”等字上都有體現。設想如果是偽造，在沒有相同范本的情況下，要在眾多秦文字資料中湊齊這些字作為作偽的樣板，且能保證文字結體不誤，書寫風格統一，恐怕連專業者都難以處理得如此圓滿。

劉釗還提到，從文本看，文字簡潔，語法規范，“皇帝+使+人名”“五大夫+臣+人名”“將+人名（或職官名、書名）”“采藥+地名”“以+年月”“車到此”等簡潔準確的表述，與傳世秦漢文獻中類似的文句對比，毫無違和感。這樣的古漢語表達，顯然也不是現代一般的作偽者所能具備的。有人可能會覺得如此簡單的文句，并不難造，這就大錯特錯了。其實這種質直簡略，但表達準確的文字，更為難擬。

不過，對于從昆侖刻石確定昆侖地點一事，劉釗覺得為時尚早。

在他看來，刻石的性質應與今日“到此一游”的刻劃相近，或是表明此地重要，乃行程中休憩之地，類似驛站；或是為重來或后來者提供的標識；或是因此地位置高敞，風景佳麗，值得駐足并刻石留念。至于銘文中的“一百五十里”，有人認為應為“二百五十里”（若是一百五十里，一般會說成“百五十里”），并未表明是終點，也未表明是昆侖山，也可能指的是下一個休息地等。

紅星新聞評論文章認為，如果想馬上給這個石刻的真假下一個論斷，恐怕不太容易。對于圍觀的大多數人來說，其實也缺乏這個能力。但并不妨礙這個事件本身，可能成為一個歷史文物的出圈時刻，成為一個知識普及的尚好機遇。今天的公眾，對傳統文化有相當大的熱情。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發現本身就已經有了相當的社會價值——有多少人會因此去計算秦始皇稱帝的時間，會去研究古書里昆侖山的方位，會去琢磨天干地支的組合。人們對歷史細節的玩味，借由這個機會或許能達到新的深度。

該文呼吁，對于歷史學者來說，也應當理解公眾的期待，在科學、專業的框架內討論，呈現一場高質量的意見往還，為這個發現尋找一個最經得起檢驗的坐標，不辜負公眾的熱情，也守護歷史的嚴肅。

南方+評論文章也表示，從海昏侯墓、曹操墓，到前一段時間白馬寺墓主人身份引發爭議，再到如今秦始皇“遣史采藥”石刻“一文激起千層浪”，不會說話的文物反而攪動了最多的口舌。大膽想象、小心求證、集思廣益，從而不斷接近真相，這或許正是考古發掘和歷史研究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