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某知名短視頻平臺創始人將家族辦公室遷往新加坡，還有眾多全球億萬富翁也做出同樣選擇，甚至謝爾蓋·布林、詹姆斯·戴森和雷·達里奧這些國際大佬也紛紛搬來。是什么讓新加坡成為富豪們的“心頭好”？這背后的故事，得從1965年講起。
1965年8月9日，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宣布新加坡被逐出聯邦。李光耀在電視直播中落淚，那時的新加坡，沒有水源、沒有軍隊、沒有自然資源，有人斷言它生存概率不到10%。但李光耀有個大膽計劃：讓新加坡變得對世界不可或缺。
他雷厲風行，1966年設立新加坡港務局，短短5年，港口貨物吞吐量就超過整個馬來半島。此后，新加坡又邁出關鍵五步：1966年英文成主要官方語言，1967年實施國民服役制度，1968年推行大規模公共住房計劃，1969年建設裕廊工業園區，1972年新加坡航空成立。一系列操作，讓新加坡的發展步入了正軌。
時間來到2024年，新加坡已被稱為“亞洲的瑞士” ，背后有7個關鍵因素。
先看稅收制度，一位科技創業者在新加坡年收入50萬美元，僅需繳納9.8萬美元稅。而在加州要繳22.5萬美元，倫敦是23.7萬美元，柏林則高達27.5萬美元。星展銀行董事長佘林發說：“新加坡不僅稅率低，還提供稅收的確定性。”沒有追溯征稅，沒有政策突變，這種可預測性對財富有著極大吸引力。從經濟學角度看，理性人在經濟決策時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低稅收和稅收確定性降低了富豪們財富積累的成本，自然吸引他們前來。
再談銀行業體系，2009年瑞士銀行喪失保密優勢，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抓住機會，建立起既保護隱私又符合國際法規的銀行體系。截至2023年，新加坡管理資產總額達3.5萬億美元。資金天生具有避險屬性，穩定、規范且能保障資產安全的銀行體系，就像一塊強力磁石。
穩定性也是重要因素，2019年香港爆發抗議動蕩，而新加坡保持平靜，這引發亞洲歷史上大規模的財富遷移。2019 - 2023年，香港資本流出560億美元，新加坡資本流入670億美元，1500家企業遷入，5000位百萬富翁移居。社會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基石，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常識，穩定的環境能讓企業安心發展，富豪放心投資。
在法律體系方面，首席大法官梅達順主導司法改革，打造高效法治體系，案件平均6個月內結案，合同履行率達95%。越來越多國際公司寧愿選擇新加坡法院，也不再首選倫敦。清晰、高效的法律體系能降低交易成本，科斯定理指出，當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的初始界定不影響資源配置效率，但現實中交易成本不為零，良好法律體系能減少交易中的不確定性，促進經濟活動。
人才輸送上，楊莉明部長2020年推出科技人才通行證（Tech Pass），申請條件包括年薪25萬美元以上、至少5年經驗、有重大行業成就。短短兩年，100位科技創始人將創業項目遷入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NUS）還與麻省理工學院、斯坦福大學、清華大學、劍橋大學緊密合作 ，每年約2500名科技相關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企業發展離不開人才，人才匯聚又能帶動產業升級，形成良性循環。
生活質量層面，市區重建局整體規劃讓95%的住宅步行可達公園，290公里綠色步道貫穿全城，80%的家庭距地鐵站不超過10分鐘，正打造“15分鐘城市”。新加坡每人每年醫療開支2800美元，美國是12300美元，但新加坡人預期壽命卻比美國人高出4歲。高質量生活不僅能提升居民幸福感，還能吸引全球人才。
最后，新加坡經濟發展局（EDB）設定2030年目標：培育50家獨角獸企業、實現100%綠色能源、推出數字新幣、成為亞洲首屈一指的生物科技中心。2024年1月，總理黃循財宣布投入50億美元發展AI、30億美元推進量子計算、20億美元發展太空技術，目光長遠，布局未來。
新加坡用60年時間，從一個被唱衰的彈丸之地，發展成全球富豪和企業向往的熱土，靠的是清晰的戰略規劃、穩定的社會環境、優惠的政策以及對人才的重視。當其他國家還在為短期利益爭論不休，新加坡已經為未來50年做好準備。這也給其他國家和地區發展提供了寶貴借鑒，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想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都要有長遠眼光，不斷優化自身“軟環境”，才能在全球經濟的浪潮中乘風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