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過去的科舉考試，雖褒貶不一，卻有一基本原則，即盡可能維持競爭的公正和公平。后者不僅涉及參與考試的士子個人，也關照到選取人才的區域性。從很早開始，科考名額就是按區域分配的，但又不是平均分配——今日所謂文化發達地區，人口密集，讀書人多，名額也偏多，以體現擇優錄取的原則；文化不甚高的地區，則也有固定的名額，以確保當地人才的出路。

按理說，選拔人才的考試，就應“惟才是擇”。若照顧區域性，已是一種不公正。宋代的司馬光和歐陽修，曾就此展開辯論，成為史所必書的要事。司馬光認為，朝廷所差考試官，皆京中“兩制三館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為敵，混同彌封，考較長短，勢不相侔”。換言之，各地讀書人起跑線不同，而考題卻有傾向性，接近考官的在京舉人，實占便宜。這樣的擇優錄取，表面雖公正，實際不公平。他主張分區域取人，以保障各地都可必中若干人。

一般以為，司馬光說的雖是京師，針對的卻是當時“東南”和“西北”取士不均的問題。宋承五代，政治上對南唐故地是有些輕視的。但東南教化程度高，科考的取中率也更高。這樣，西北士人的入仕比例就大大降低了，所以北人司馬光要出來說話。而代東南士人立言的，則是歐陽修。他強調：國家取士，應“惟才是擇”。東南讀書人遠多于西北，是個現實。看起來東南取士多，實際已是百人取一；而西北取士雖少，卻大體是十人取一。兩相比較，西北的錄取率已十倍于東南。考試本“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按地區分配，意味著抑東南而增西北，有失公正。

早在漢代舉孝廉的時代，就基本是按人口劃分名額，但對人煙稀少族群雜居的邊遠地區，同樣人口的名額則倍之，已體現出對區域性的關照（美國的選舉，眾議員按人口比例，參議員按州分配，也有類似考慮）。宋代辯論的結果，司馬光的提議得到實施。不過，東南所分到的名額更多，也照顧到了文化差異的現實。此后雖有波折調整，直到清末廢科舉前，大體皆貫徹此思路。

就“惟才是擇”的標準言，這已不那么公正。惟不公正者或也可公平。平者，即使不齊者齊；但其方法，卻是以不齊為齊。古人以為，國可治而天下只能平。范圍大了，就不能僅遵循一方面的學理，而要照顧各個方面的得失，以今日所謂“擺平”的方式處置之。

后來的高考，其實隱含著一些科舉的余蔭。近年有人認為我們的學校沒培養出高端人才，于是主張改革高考。其中一法，即一流高校都實行所謂自主招生。但這些學校都在大城市，觀其出題，尤其面試之題，率多超出常規的中學校園教育，有些甚至要有出國閱歷才能應對。簡言之，一位僅有中學校園教育經歷的邊遠鄉村學生，恐怕很難應對這類考試。借用司馬光的話說，大城市老師之好尚，當地的中學生占有地利，“淵源漸染，文采自工”；而僻遠孤陋之人，便很難與之考較長短。其結果，就是偏遠鄉僻之中學生進入一流高校的比例大降，其降幅與自主招生所占比例成正比。據說這些學校自主招生的比例還會逐年提高，頗讓人生出不寒而栗的感覺。

我的看法，任何涉及上升性社會變動的制度，總要“使孤遠者有望榮進，僥幸者各思還本”，才是正路。制度當然以有開放的一面更好，惟其所開放的，應向相對弱勢的一方傾斜，而不是為已居優勢者錦上添花。例如各種高考分數之外的褒揚性加分，實際是在照顧相對強勢者；而目前所謂自主招生的加試內容，往往非偏遠鄉僻地區貧寒學生之力所能及，恐不利于整體的人才選拔。簡言之，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思路，絕對不適合于高考。

有西儒以為，民主并非最好的制度，但尚未見更好的。竊以為高考亦然。在高等教育主要仍以公帑支付的時代，分數面前的平等，恐怕仍是最起碼也是最后的公正和公平。而分數是由題目決定的，若題目超出常規中學校園教育的范圍，就已變相侵害了機會的均等。以常用教科書為標準，把試題限制在人人可以接近的基本層面，才是最公正的考試。呼吁改革者請記住，所謂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貧寒子弟，不僅需要扶貧；他們和其他地區的少年有著同樣的夢想，應有就讀于一流大學的同樣機會。任何高考制度的改革，不能不為他們著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