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顧維鈞趁妻子黃蕙蘭睡著，偷偷溜進嚴幼韻的房間。這時他萬萬沒想到，黃蕙蘭趁他不注意，默不作聲跟著上樓。當聽到屋內傳來嬉笑吵鬧的聲音時，她一氣之下狠狠地把房門給踹開，順手掂起了旁邊的一壺水，毫不猶豫地澆在了顧維鈞的頭上。

溫熱的茶水順著他梳理整齊的銀發往下淌，濕透的領結耷拉在胸前，而嚴幼韻慌亂中扯過的絲被滑落肩頭，露出的珍珠吊帶在月光下閃著冷光。這場景像極了三十年前黃蕙蘭第一次在巴黎見到顧維鈞時，他西裝袖口磨出的線頭，只是此刻更顯狼狽。
1920年巴黎的深秋，19歲的黃蕙蘭捏著母親塞來的船票，在波特蘭廣場的使館見到32歲的顧維鈞。他領帶歪斜地翻著《凡爾賽和約》草稿，袖口露出的棉線讓她想起自家銀器上的鎏金花紋——這個比她大13歲、帶著兩個孩子的鰥夫，竟被母親稱作“能讓黃家躋身歐洲貴族的鑰匙”。
婚禮上她戴著父親送的南洋珍珠項鏈，聽見賓客竊竊私語“糖王女兒嫁給二婚外交官”，而顧維鈞正用她帶來的嫁妝支付使館的香檳費用。婚后第三年，黃蕙蘭在倫敦拍賣行拍下康熙琺瑯彩碗，準備送給英國首相夫人。顧維鈞卻把發票揉成紙團：“你戴的鉆石別針太扎眼，別人會以為中國外交官靠老婆養。”
她望著鏡中自己為外交晚宴精心盤起的發髻，突然想起出嫁前母親說的“男人的面子比天大”。當她自掏腰包翻修破舊的使館、用二十萬美金在北京買下四合院時，顧維鈞正在日內瓦會議上宣揚“中國的體面”，卻從不提這些體面背后，是她父親糖廠里日夜運轉的壓榨機。
1956年那個深夜，黃蕙蘭攥著門把手的手在發抖。嚴幼韻的笑聲像針一樣扎進耳朵——這個靠亡夫遺產過活的女人，正用她送的印度香薰精油給顧維鈞按摩。房門被踹開的瞬間，她看見嚴幼韻慌亂中披上的睡袍，正是去年顧維鈞以“過于華麗”為由讓她鎖進箱底的那件。
茶水澆在顧維鈞頭上時，他眼里閃過的不是愧疚，而是被戳破偽裝的惱怒：“黃蕙蘭，注意你的身份！”這句話讓她想起1933年芝加哥世博會，顧維鈞指著她腕上的翡翠鐲子呵斥：“摘下！別讓人覺得中國只有珠寶！”可轉身他就用她的錢在會場建了座琉璃瓦牌樓。
此刻看著眼前這個頭發滴水的男人，她突然明白三十六年婚姻不過是場交易：她用黃家的財富換“顧夫人”的頭銜，他用外交官的體面換她的提款機。嚴幼韻的出現，不過是他終于找到個愿意欣賞他“窮酸自尊心”的買家。
離婚協議簽字那天，黃蕙蘭把顧維鈞送的所有禮物堆在使館門口：褪色的領帶、補過的皮鞋、還有那只被他嫌“太招搖”的鉆石別針。她帶著父親給的50萬遺產定居曼哈頓，在中央公園旁的公寓里擺滿南洋運來的蘭花，再也不用為了顧維鈞的“體面”藏起自己的珠寶。
1972年顧維鈞在聯合國的退休宴上，嚴幼韻穿著租來的禮服致辭，而黃蕙蘭正在第五大道的畫廊里，用流利的法語點評一幅印象派畫作。她曾用這種語言在巴黎沙龍為中國外交斡旋，卻從未得到過顧維鈞一句真心的贊美。
1993年黃蕙蘭百歲誕辰那天，曼哈頓的華人社團送來壽桃，她望著窗外飄落的雪花，突然想起1920年巴黎那場讓她嫁給顧維鈞的雪。臨終前她把遺囑交給律師，遺產中沒有一件珠寶來自顧維鈞，卻有一整箱她用六國語言記錄的外交筆記，每一頁都寫著：“我用糖王的女兒身份換過體面，卻沒換過一絲真心。”
而大洋彼岸的顧維鈞紀念館里，講解員正指著一張泛黃的合影說：“這是顧大使與第二任夫人嚴幼韻，他們的婚姻體現了外交官的忠貞。”照片角落，黃蕙蘭的身影被刻意裁去，像極了她被顧維鈞從生命里擦掉的三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