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寫了一篇文章《從蔣介石的5次懸賞看毛澤東在紅軍中的地位》后，意猶未盡，總覺得還有很多思想要表達，于是，聚焦主題，凝成今天的題目：從蔣介石的5次懸賞看共產黨人的信仰。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處境艱危、風雨飄搖。從黨的領袖陳獨秀、李大釗及其他最早的那一代共產黨布道者開始，他們就曾幾經磨難，牢獄之災與生離死別如影隨形。如陳獨秀一生跌宕，剛正不屈，共有五次被捕入獄的經歷；李大釗的壯烈更是被定格在東北王張作霖的屠刀之上......

尤其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六年，即1927年，更是面臨一場大劫難，蔣介石這個政治投機分子，背叛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大局，發動“四一二”大屠殺，在全國掀起一股腥風血雨，活生生把6萬多共產黨人，差點屠殺殆盡，到最后僅剩下1萬余共產黨人。而同情共產黨人的革命群眾更是付出了難計其數的生命代價。

所以說，在那個最不堪的年代，選擇共產黨，似乎就選擇了風險、選擇了死亡。

然而，正如偉人所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共產黨人，猶如勇士一樣，直面慘淡的人生，為民請命，殺身成仁，死又有何足惜。

大屠殺后，共產黨人似乎蛻舊莩新，脫胎換骨。他們已經懂得妥協與退讓，換不來尊重、換不來生命，于是他們不再妥協、不再退讓，開始武裝起義、割據對抗。從八一南昌打響反對蔣介石集團第一槍開始，秋收起義、廣州起義接踵而至。

尤其是秋收起義后，毛澤東力挽狂瀾上井岡，為共產黨找到一條革命新路以后，全國各地風起云潮，紛紛揭竿，直鬧得“周天寒徹”，讓蔣介石開始嘗到了痛的味道、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處處狼煙，處處鋒爭。此時的蔣介石，雖然貴為一黨之權威，軍事勢力無人可以抗衡，但面對他自己逆勢而動，造成的共產黨人“星星之火可以燃原”的局面，他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如何解決這一重大軍事危機。

最終，他決定采用“軍事+政治+經濟”三重手段，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根據地發動一次又一次致使打擊。如在軍事上對中國共產黨史武裝割據下的根據地，他采用進剿、會剿、圍剿不同的方式，進逼中共蘇區；在經濟上采用封鎖、圍困、切割等方式，困死根據地；在政治上采用輿論、宣傳，及其重點對待中國共產黨及武裝隊伍的首腦人物，采用獵殺、高價懸賞通緝的方式 ，以期從軍事、經濟、政治上層層加碼，給共產黨形成恐怖氛圍，達到他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僅針對蔣介石的政治手段中的高價懸賞通緝而言，在土地革命這一特殊時期，即1927年一1937年十年之間，在全國范圍里曾對中共領袖及武裝部隊首腦人物進行過至少5次大規模的重金懸賞通緝。

不得不說，重金懸賞通緝是一招釜底抽薪式的高招，古今中外，曾屢次不爽。有多少英雄人物皆因此而折翼。蔣介石深喑人性，篤信“金錢能使鬼推磨”，知道沒有多少人在金錢誘惑面前能夠抵擋得住，而且他的快速上位，就是與他嫻熟運用金錢息息相關。當年國民黨里的各層人物的倒戈與易幟，無不因為他擅用“金錢交易+利益驅動”而取得了大位。

只不過，有所區別的是，面對國民黨黨朋，蔣介石的金錢收買的方法，是或明或暗的利益交易形式，而對付共產黨人采用的是公開登報、重金懸賞的方式。這一點很好理解，因為共產黨是他的敵對勢力，共產黨人的組織軌跡很難獲息的情況下，還不如來個公開懸賞，以激起共產黨人內部瓦解、共產黨控制下的根據地老百姓暗通，從而達到全民參與的目的，到時再加點其他手段，如亂造聲勢派人打入根據地內部，攪動紅軍內斗，讓共產黨自亂，這實在不失為一石三鳥好計策。

金錢就是試金石，不得不說，這一招是很毒的，也是很見成效的。因為面對重金誘惑時，又有多少人能堅守信仰，不背叛組織，不出賣同志與朋友的，更何況蔣介石還將蕓蕓眾生參雜其中。當時，蘇區革命根據地大規模被動或主動地進行肅反，甚至錯誤化擴大，莫不與蔣介石的金錢收賣與派出特務打入根據地內部，而弄得人人自危息息相關。

然而，區別于歷史任何一幕的是，蘇區革命根據地雖然幾起波瀾，也有過嚴重相互傾軋的過往，甚至出現過多起共產黨要人及革命武裝首腦人物背叛。但要說的是，即使被蔣介石說成“紅軍瓦解的先聲”的湘贛邊游擊縱隊司令孔荷寵的叛變，及其被譽為“紅軍第一叛將”的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當然還有閩贛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閩浙贛省委書記曾洪易、閩贛軍區政治部主任彭祐、紅十軍副軍長倪寶樹等紅軍將領的背叛，也不是因為懸賞政策所影響之故。

紅軍的這些高級叛將，也曾戰功卓著，篤信信仰。如今背離組織，背叛革命，根子還是因為對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莫不是因為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失利前后才出現的思想動搖。當然背叛可恥，正是因為他們的背叛，曾對蘇區與紅軍帶來了不可估量的重大損失。

但即使這樣，紅軍及其他革命武裝的首腦背叛，卻也鮮少出現過紅軍成建制地集體易幟的現象。即“有叛將沒有叛軍”。如湘贛軍區獨立第四團的團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四大班子全部叛變后，其全團指戰員還在；湘鄂贛軍區紅十六師的師長、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代主任先后投降后，其全師指戰員還在。

很多叛將的背離，他們幾乎都不敢光明正大、大張其鼓，亂造聲勢而背離，往往或是孤身投敵，或是巧借理由逃離。因為他們知道，共產黨人篤信的不是領導個人，而是組織，他們的部下不會因為一個領導的思想而產生大面積的塌方。

這樣的結果，也是可以從蔣介石集團5次懸賞通緝的結果，來得到佐證的。

令蔣介石寄予厚望的5次懸賞通緝，時間縱橫十年之久，可以說次次聲張其勢，次次悄然無聲落幕。尤其讓他大跌眼鏡，倒吸一口涼氣的一定是：歷次通緝中的中共首腦人物，無論局勢多么窘迫，竟無一人主動“投案自首”，也無一人被報舉而遭到抓捕。

為什么會是這樣的結果？我相信，這是蔣介石屢問不止的地方。為什么即使在1928年井岡山革命斗爭，紅軍才剛剛起步，勢力還比較羸弱之時，他的懸賞令也就沒有奏效過。為什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也沒有出現共產黨要員或紅軍成建制的投降易幟，這是為什么？叛將雖有但為什么還是我想要的通緝中的更大首腦？

為什么？為什么？

這是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核心重點。其實，這一切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共產黨人的信仰。共產黨人的信仰是什么，為什么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革命最艱危的時刻，始終能踐行信仰，豪情激起，那怕舍身就義，也在所不惜。

雖然，共產黨人中也出現過大叛徒，如向忠發、顧順章、白鑫等中共高級要員，也曾有過因與政黨領袖意見相左而脫離了馬列主義陣營的李達、李漢俊、包惠僧等人，但共產主義的宏播之念，更在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延年、彭湃、李碩勛、方志敏、瞿秋白、何叔衡、李啟漢、蕭楚女、鄧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陳喬年、張太雷、鄧中夏等這樣無以數計的傲骨錚錚、千秋赤膽中，慷慨傳承、愈播愈烈。

即使在共產黨人遭遇了最危難的兩次重大考驗，一次是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一次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開啟長征前后，雖然一度出現了共產黨人脫離組織、背叛信仰的高潮，但更多的、無數的共產黨人及其革命志士，卻以橫尸遍野，血流成河的悲壯聳立起了共產黨人堅強不屈的信仰高墻，成為共產黨人永不摧敗的精神砥柱。

歷經了其中的這兩次重大考驗，還有什么是共產黨人的困難呢？長征又如何？巨人揮手，眾心齊力，趟過刀山血海，打出了一片新天，陜北成為崢嶸重生之地。所以，即使重金懸賞，這個在古今中外經歷千秋屢次不爽的“殺手锏”，到了共產黨人銅墻鐵壁面前，也就啞然失效，不足為奇了。

不過，實事求是地講，蔣介石的5次重金懸賞還是極有殺傷力的，不信，我們先看一看歷次懸賞令：

一、第一次懸賞通緝

發生在1928年。據當時蘇聯的《真理報》在192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幾個月前何鍵宣布，懸賞5000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澤東，捉住彭德懷和黃公略者可賞大洋2000大洋”。
從懸賞告示可以得知：懸賞通緝的“要犯”是朱德、毛澤東、彭德懷、黃公略。因為當時正值毛澤東舉幟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以來，先與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的余部及湘南起義部隊會師，接著又與彭德懷率領的平江起義部隊會師，一下子，井岡山兵威勢盛，聲勢過萬，直把湖南、江西兩省的國民黨當局攪得天翻地覆。二、第二次懸賞通緝

1930年7月28日的《江西民國日報》刊登了一則消息，即《魯總指揮嚴令緝拿朱毛》，指出：“茲特重頒賞格，如前方剿匪各部隊及各縣警隊，能擊斃朱、毛獻其首級者，合賞洋五萬元，能活捉朱、毛捆送來轅者，合賞洋十萬元。”

我們可以看到，這次江西軍閥魯滌平將賞金提升到了何鍵的20倍，即10萬大洋，可見當時紅軍對江西的嚴重影響。此時的紅軍，已不是井岡山當年的模樣，從1929年2月下山，轉戰贛南，已經發展到江西腹地，開創了中央蘇區大根據地。

三、第三次懸賞通緝

蔣介石集團對毛澤東、朱德等人的第三次懸賞，發生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實施戰略轉移之際。也正是紅軍人心慌亂之際，所謂趁人之危，恰到之時。1934年10月25日，蔣介石發布懸賞令：“生擒毛澤東、朱德者，賞洋二十五萬元。”
蔣介石的懸賞簡單明了，目的只有兩個，生擒毛澤東、朱德。即使此時的毛澤東早已不是紅軍首腦，他依然要捉拿毛澤東，這是為什么？因為他知道，紅軍之敗，不是敗在毛澤東手上，如果是毛澤東掌權，鹿死誰手還未可定。

所以，這個時候，他非常明白，共產黨、紅軍何足懼，然只在毛澤東、朱德爾。也就是說，只有拿了這兩人，萬事大吉。從這一點看，蔣介石是看得懂對手的。

四、第四次懸賞通緝

第四次懸賞是在絕地困境之中，即長征路上。這一次的懸賞，涉及的中共要員、紅軍首腦人物多，范圍大。

如1935年2月9日的《大公報》，刊發了一則《蔣電川購緝匪首》，這是當年大年初六，躊躇滿志的蔣介石在他的“美廬”別墅下達首擒斬賞格通緝令：

（一）毛澤東、朱德、徐向前，生擒者各獎十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八萬元。

（二）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生擒者各獎八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五萬元。

（三）周恩來、張國燾、項英、王稼祥、陳昌浩，生擒者各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

（四）王宏坤、王樹聲、何畏、孫玉清、余天云、王維舟、劉伯承、葉劍英、倪志亮，暨偽中央政委、偽軍團政委、偽軍長等匪首，生擒者各獎三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二萬元。

五、第五次懸賞通緝

第五次懸賞通緝，發生在1935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中央紅軍主力，進入了甘肅南部地區，即將進入陜北之際，絕地拋在身后，光明即閃眼前。

蔣介石聞訊后，雷霆震怒，再發懸賞通緝令。這份的懸賞令，可謂來了個“一網打盡”，幾乎將紅軍中所有師級以上干部全部進行了“量身定價”，可以想像蔣介石當時怒不可遏的心情：
一、毛匪澤東生擒者獎十萬元，獻首級者獎八萬元；

二、林匪彪、彭匪德懷生擒者各獎六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四萬元；

三、博古、周恩來二匪生擒者各獎五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三萬元；

四、凡偽中央委員、偽軍團政委、偽軍[團]長及偽一、三軍團之偽師長等各匪首生擒者各獎三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二萬元；

五、其他各著名匪首，凡能生擒或獻首級者，仍照前頒賞格各給……”

另外，還有蔣介石集團對賀龍等紅二方面軍首腦人物的懸賞。如1936年3月，他的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的懸賞布告：生擒賀龍賞洋八萬元，斬獲首級五萬元；生擒肖克賞洋八萬元，斬獲首級五萬元；生擒紅軍師長以上賞洋一萬元，斬獲首級五千元。

當然，今天僅僅看這些懸賞數字，大家可以不知道數字金額有多恐怖。我來簡單打個比方：當年蔣介石的月薪是800元，這在當時一定是個巨額數字，“十萬元”的懸賞就是蔣介石10年又5個月工資。

就拿中共蘇維埃政府1933年頒布的《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第26號訓令中顯赫，規定“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那“十萬元”就夠槍斃200次。這也可看出懸賞金額數字之巨大。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土地革命的整整十年間，費盡心機的蔣介石為了絞殺中國共產黨與紅軍，可謂無所不用其極，軍事沖擊、政治打壓、經濟閉鎖，重重逼迫，但在夾縫中生存、壯大的中國共產黨與紅軍，卻一次又一次打破了他的高壓，殲滅他的氣焰。

不僅5次懸賞，讓蔣介石無功而得，更使得共產黨人在此十年時期，從幼稚走向成熟、從分歧走向團結，從彷徨走向勝利。最終，三軍會師于秦嶺，騰達將于陜北。這也促使一代梟雄蔣介石在萬般落寞之際，仰天長嘆:“六載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并將此感慨之言刻骨銘心地記入日記。

5次懸賞，勞而無功，我們也不禁會像蔣介石一樣反問，這是為什么？中國共產黨人怎樣做到的？他們為什么不會出賣他們的領袖？他們為什么會那樣堅貞不屈？他們根據地的百姓為什么不會出賣他們的政府首腦？為什么連長征路上的老百姓也會與他們同流抵敵？......這一連串的問題，構成了無數個疑問，如何來說清共產黨為什么是這樣有頑強生命力、困難愈大信仰愈堅的革命政黨？

同樣是人，為什么國民黨人變節者比比皆是，只要一經抓捕，稍加威逼就會出賣自己的政黨。而共產黨人呢，尤其是1927年后擁有了自己武裝后的共產黨人，從上到下，要讓他們變節為什么就那么的難呢？面對死亡與摧殘，他們就像是鐵做的、鋼造的，無論男女，都是那樣的堅貞。如果不是他們內部政策一度出現傾軋，那要他們放棄信仰將是一件更難的事。

當然，最終蔣介石知道了答案，他知道了這樣的一個詞：信仰。這是共產黨人特有的精神圖騰。在共產黨人心中，唯有對組織的服從、對信仰的堅守，才是高尚的、偉大的。所以，他們面對金錢誘惑、嚴刑酷法，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以慷慨赴死，不會為一己私利出賣自己的政黨、自己的信仰，在組織與個人之間，他們的信念是組織為上。

共產黨人在血火戰場上的一句：是共產黨員的，跟我上，勝過一切語言；

共產黨人在困難面前的一句：是共產黨的，帶頭上，強于一切語言。

這也是共產黨人為何終剿不滅、源源不息的動力，他們總能一次又一次揩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體，繼續戰斗。

但似乎有一個問題縈繞難放，那就是與共產黨人接觸過的老百姓為什么又都具有“共產黨”式的精神感染力呢？我們看到無論在蘇區，面對國民黨的進剿、會剿、圍剿，老百姓不僅父子上陣，兄弟同仇，而且會全家支前，傾其所有；還是在東躲西藏、萬里狼狽不堪的征程上，共產黨人總會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他們像當初根據地的老百姓一樣，紛紛擁護紅軍，參軍入伍，成為紅軍源源不斷的戰力源泉。

這是為什么呢？其實很簡單，因為他們心里穿著老百姓。大家知道長征路上半條棉被的故事吧。當年，紅軍長征途經湖南汝城沙洲村，3名女紅軍戰士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可徐家里連床御寒的被子都沒有，以至于女紅軍在離開時，就用剪刀把自己僅有的一條被子剪開，將半條被子留給了徐解秀。

我們可知道，這一刀看似只剪開了一條被子，其實是剪開了紅軍與老百姓心靈相通的心路。而這條心路，就是共產黨人與老百姓交流的紐帶，是他們休戚與共的同頻共振。

像這樣感人至深的軍民魚水故事，在中國共產黨成長的各個時期，實在太多太多，舉不勝舉。也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跨越苦難的革命征程，一步一步地完美詮釋著人民至上的價值信仰，與蔣介石集團的精英利己主義完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最終導致了中國政治勢力的蟺變。

不僅如此，在28載的坎坷革命歷練中，愈來愈感知社會冷暖、時代蟺變規律的中國共產黨，最終更是以明練簡潔的語言凝聚成了一句通俗無比的政治誓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徹底宣示了與過去一切執政黨不同的執政理論，成為了今天共產黨人信仰最完美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