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偉人毛澤東是沒有當過兵的。但，出人意料的是，毛澤東在他青年的時候，還真當過兵。

那時，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的辛亥革命剛剛取得勝利，革命的火焰正席卷全國之際，湖南革命黨人和新軍就率先響應，在長沙舉行起義，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迅速在湖南掀起了一股參軍、投身革命的熱潮。

時年18歲的毛澤東，正在湖南湘鄉駐省中學讀書剛過半年。意氣風發，受革命風暴的影響，他決定輟學，投筆從戎，兌現他的“子任”之志，即以救國救民為己任。起先，他聽聞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便準備啟程武昌投奔革命軍，后因交通不便沒有成行。于是萬不得已，就地在長沙，參加湖南革命黨人募兵活動。（注：有人說毛澤東借了盤纏，與兩名同學一起離開了長沙去了武漢參軍，在我看來，應該是沒有的）

其實，當1911年4月，發生在廣州的黃花崗起義失敗的消息傳到湖南時，毛澤東當即就寫了一篇《打倒清王朝》的文章張貼在學校門口，對腐朽的清王朝進行了鞭撻，在學校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同時，毛澤東建議大家都行動起來，一起聲援革命，還帶頭和一名同學剪掉了辮子。

正如他后來回憶說：“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黃興在廣州起事，全國震動。消息到湘，學生界中之抱革命主義者，已躍躍欲試。”

誰料，真正想入軍營，在當時也還是一件難事。因為根據當時的規定，參軍需要擔保人。剛從學校出來的毛澤東在長沙，人生地不熟，找不到擔保人，自然在準備報名參軍時，與負責接收新兵的長官，就免不了一番解釋與爭執。雖然毛澤東雄辯慷慨，但招兵的長官堅持原則，似乎并不為其所動。

所幸，他們兩人的對話驚動了旁邊的一位上士班長朱其升，他被眼前這位青年的激昂雄辯打動了，于是決定想為毛澤東擔保。他拉著毛澤東徑自找到戰友，衡東人彭友勝說：“彭副目（副班長），這位兄弟愿意參加革命軍，無人擔保，我們為他擔保行嗎？”彭友勝仔細向毛澤東詢問了一些個人情況后，便決定與朱其升一起做毛澤東入伍保人。

至此，毛澤東在兩人的擔保下，用“毛潤之”的名字順利進入軍營，開啟了他人生中第一次軍旅生涯，從而也結束了他來之不易的第二次求學生涯。而這個好心人、班長朱其升就是今天我所要講的主角。

朱其升，湖北大冶縣劉仁八鎮巖山村煙鋪朱灣人。因為出身貧苦，稍長成人便在鐵匠鋪里當學徒。舊時學徒，是一件苦差役，不但沒有工資，還要忍受師傅的各種打罵，并干各種最辛苦的活，于是在到他18歲的時候，逃離了鐵鋪，于1909年加入了新式軍隊，即湖南新軍趙恒惕部。朱其升因為素質很好，作戰勇敢，后來當上了班長。

舊時當兵，其實也比在鐵鋪當學徒好不了多少，雖然朱其升當上了班長，每個月的軍餉也僅令只是8兩。只不過，正如俗話說：“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栽柳柳成蔭”。讓朱其升完全未曾想到的是，他的這一場軍旅生涯，因為有了他擔保的列兵毛澤東的加入，他成為了名留青史的人。讓他更未曾想到的是，列兵毛澤東闊別40年，成為了新中國領袖后，并未忘記他，而是與他兄弟相稱，開啟了一段長達四十年的莫逆之緣。

這就是共和國的領袖，位極巔峰，卻不忘民本，恐怕這也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領袖與老百姓從未有過的魚水之情的真實寫照。今天，我回憶這段歷史，編寫“列兵與老班長”的不世情長，就是想告訴大家，一個真實有血有肉的毛澤東，一個從不忘本的毛澤東，及他對待老戰友的節義故事。

一、列兵毛澤東；

二、班長朱其升。

一、列兵毛澤東

由于正目朱其升、副目彭友勝的擔保，毛澤東被編在二十五混成協第五師標第一營左隊，當上了一名列兵。毛澤東領到一支編號為“8341”號的“漢陽造”舊式步槍，因為毛澤東是學生兵，入伍的待遇就是6兩，只比班長朱其升少2兩。

剛入軍營的毛澤東，就處處得到了正目朱其升、副目彭友勝的關照。由于毛澤東未及時領到軍棉衣、軍毯等御寒裝備，朱其升直接將自己的新軍裝送給了他，御寒過冬。不僅如此，朱其升、彭友勝在軍事訓練中也給予過毛澤東的極大照顧。

如有一次，部隊要野外拉練，疾行軍到萍鄉，途中毛澤東的小腿疾病復發，化膿流血，疼痛難忍。正是在朱其升、彭友勝的幫助下，毛澤東一路忍痛堅持到了最后。

但，讓朱、彭兩人對毛澤東真正刮目相看的地方，則是這個與眾不同，能言善辯的大個子，不僅僅是一個文弱秀才兵，他居然能嚴格要求自己，勤學苦練，僅僅一個多月時間，就掌握了軍事基礎知識和戰斗基本技能。于是，他們經常叫毛澤東在士兵面前，做示范動作，或叫他帶領其他士兵“開小灶”，幫助他們提高軍事技術。

與此之外，見多識廣、樂于助人的毛澤東，更是得到了朱、彭及士兵們的認可，受到了他們的熱烈歡迎。比如由于軍中絕大多數士兵知識匱乏，連寫信、識字都成問題，毛澤東就常常幫助他們寫家信，讀報識字，或解讀報刊上的新聞，或分析國家形勢，或講述名著，如《西游記》、《水滸》、《三國演義》等，使得他在班中威信很高，儼然成為了他們心中的“學問家”。

朱、彭兩人的支持，使得斷文識字毛澤東，沒有受到排擠，而是讓他發揮其能，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正因如此，毛澤東更是與上級排長及班外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后來，他與介紹另外兩位同學，如郭梓材、毛煦生也參軍當兵。

朱其升后來回憶就說：我之所以后來會記賬、寫字、做生意，這多虧了當時毛潤之的幫助。甚至連班中事務，他也常常與毛潤之相商，聽取他的意見。

舊時軍隊，軍紀渙散，兵痞橫行，四處尋釁滋事。軍中戰友們又看到了毛澤東仗義執言、方剛血氣的一面，顧而更是欽佩于他，且常常相助于他。

如有一兵痞在巷口拿了擺攤老太婆的兩包香煙轉身就走。被毛澤東恰好撞見后，堅決攔住兵痞，讓其付錢方予走人。而懷恨在心的兵痞，雖然屢次想伺機報復，但看到高大魁梧、身手不凡的毛澤東，又有極好人緣戰友們的支持，就沒敢下手伺機報復。

可惜，“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毛澤東一生中唯一一次的軍營生活，在半年之后就要結束了。

原來，辛亥革命后不久，即1912年1月1日，孫中山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大總統，開啟了南北議和的過程，以至于，2月12日，隆裕太后攜六歲皇帝在養心殿舉行最后一次朝見儀式，頒發遜位詔書。從而，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被推翻了，國家建立起共和政體，結束了君主專制制度。

于是，戰爭革命一時間煙消云散，準備戰場殺敵的毛澤東及戰友們，接到命令，就地解散。毛澤東只好與朱其升等分手告別。

對于這段當兵的經歷，1936年毛澤東在接受斯諾的采訪時說：“在我那個班里，有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我非常喜歡他們。”這個“湖南礦工”就是彭友勝，而鐵匠就是朱其升。時隔多年，讓毛澤東依然記憶猶新，可見，朱、彭兩人在毛澤東心中的影響，及其他們在軍營之中對他照顧的一種感懷。

不僅如此，解放之后，毛澤東還常常與人回憶起這次軍旅生涯，還打趣說道：“不是吹牛皮，單個教練、排教練、連教練、營的野外演習也搞過，后來南北議和，就不讓我干了，就變成外行了。那時程潛是師長，長官是譚延闿，他下面就有四個師，程潛是一個師的師長。”

半年的軍旅生涯雖然短暫，但對有超凡領悟力的毛澤東來說，卻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不但讓他真正體驗了一次軍營經歷，磨練了他堅強的意志，更是讓他切身體會到了舊時隊伍中的陋習，讓他日后從事革命、領導軍隊時，便能推新去舊，改革軍隊埋下了一段淵源。

尤為直接的影響是，在不久的1916年秋，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的毛澤東，就帶頭參加了學校為實施“軍國民教育”而組織的以“激發愛國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軍事學術”為宗旨的學生課外志愿軍，任第1連直屬連部上士，除接受軍事訓練外，還擔任遞承上級命令和本連一切文牘事物工作。

1918年4月，為防止進入長沙的軍閥部隊對學校的擾亂破壞，毛澤東以學生志愿軍為基礎組成了200人的警備隊，并任隊長，率隊護衛了學校，留下了一段傳奇佳話。

二、班長朱其升

1912年，戰友相別后，毛澤東考上了省立第一中學，繼續求學之路。而朱其升由于自身能力與人生選擇的問題，回到了他的家鄉湖北大冶，繼續從事他的老本行，打鐵為生。而彭友勝則繼續選擇當兵，隨軍南征北戰，他還曾經參加了光復長沙的武裝起義，后來又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升任少尉排長。

機緣巧合的是，1926年，彭友勝在廣州與毛澤東闊別重逢，而朱其升卻是從此埋身微塵，與外界斷了消息。直到1950年，新中國成立后，朱其升才突然開竅發現，這個國家的締造者原來是自己40年前的列兵與戰友。當然，這也緣于他的一次意外發現。

1950年春天，朱其升的鐵匠帶著徒弟，到鄉里去給農業社打農具，在鄉公所的辦公室里，當他看到一張懸掛在墻壁上的毛澤東彩色畫像時，心中突然產生了一種別樣的感覺，似曾相識。

以前，朱其升與其他老百姓一樣，時而與人議論毛澤東，感恩于他領導革命，讓人民翻身做主，但他從沒有想過“大救星”與他有什么關系，也未曾見過他的任何畫像，當這次，朱其升領袖畫像時，幾經仔細端詳，突然之間，他激動地說：“這不就是我的潤之兄弟嗎？”

經過再三與人確認，原來領袖毛澤東，字潤之，準確無疑。這一夜，朱其升徹夜難眠，無比激動。與毛澤東當年的交往，歷歷在目，浮現眼前，他想著想著，情不自禁從被窩里爬了出來，連夜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可是，第一封信寄出去后，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朱其升不死心，又連續寫了幾封信，依然如故。直到第6封信寄出后，朱其升總懸的一顆心終于落地。他闊別40年的戰友毛澤東給他回信了。

那是1952年8月30日的一天，一封來自“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信，似乎從天而降，信中字字深情，一時間讓朱其升老淚縱橫：

其升兄：

來信收到，甚為高興，寄上人民幣二百萬元（舊幣，相當于200元），聊佐小貿資本。

彭友勝尚在人間，曾有信來。知注附告。

順祝、興吉。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其升兄”，原來毛澤東成為國家領袖后，沒有高高在上，依然當自己是兄弟，這怎能不讓他激動。想起以前，毛澤東也是常常這樣稱呼他，以至于他激動的對別人說：“潤之做了這么大的官，還沒忘記我這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收到毛澤東來信后，朱其升決定揣著親筆信和毛主席寄來的錢做路費，去一趟北京，見一見日思夜想的戰友毛澤東。一路上，朱其升既激動，又緊張，畢竟40年了，如今的潤之，貴為一國之尊，我還能像當年那樣與他談話嗎？見了他后我該說些什么呢？

但真正重逢，他的這些顧忌又被毛澤東的熱情與一如當年的真情給打消了。到了北京后，朱其升就被安排進了中南海，三天后，中南海的工作人員把朱其升帶到了一所四合院，即菊香書屋。

毛澤東從那里迎了上來，握著朱其升的手高興地說：“我們見面太晚了。去年春天，彭友勝曾寫信來，我也給他回了信。你為什么不早些寫信給我，接到信后應早些來嘛!我多么想見見你們舊時的老朋友。”

毛澤東說：“我們在新軍共同生活，雖只有半年，但記憶猶新，特別是你和彭友勝對我的照顧和幫助。當時，我帶有學生氣，對軍隊生活不習慣。你們像兄長一樣關心我。”

聽到這里，朱其升連忙說：“不，不，是您關心了我們。”“您像老師一樣教我們讀書、寫字，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

說著說著，兩個人一塊走進了書房，朱其升看到滿架子的書，想到毛主席曾教他識字的事，頗有感觸地說：“主席，你還是那樣喜歡書。”

毛主席親切地說：“不要稱主席，叫我潤之，或叫毛澤東吧。”

隨后毛主席坐到了椅子上，看著桌子上的書說：“新中國成立不久，百廢待興，我工作忙，只得抽空讀一點書。”

闊別重逢，毛澤東還留朱其升在中南海吃飯，并且說：“第一次會面，一定要在我這里吃一頓飯，不然哪像老朋友。”

為了招待朱其升，毛澤東除了常規的三菜一湯，還讓廚房特地做了一道“硬菜”，就是紅燒肉。我們可曾知道，紅燒肉對于他們而言，有別樣的感懷。原來1912年部隊散伙的時候，他們為了送別，還一起湊錢吃了一頓紅燒肉。

隨后的一些日子，毛澤東在工作之余，時不時邀請朱其升聊老百姓的事，聊農村之事，毛澤東也剛好了解真正的國家農村情況，這時朱其升也總是會將自己知道的事情完完全全地告訴了毛主席，未曾有所隱藏。

時間飛逝，在北京已有一月有余的朱其升，與毛澤東臨行相別，未想到，毛澤東又叫秘書給了他500元作為路費和生活補貼。

朱其升不敢接受。雖然他不知道毛澤東當時一個月的工資也就只有600多元，但他知道這是一筆大錢，所以他覺得受之有愧。但毛澤東說：“這是我的稿費，你拿去用吧，作創業之支助。”

朱其升萬分感概地回到了家鄉，一時間，他轟動鄉間，成為了當地的新聞人物。他沒有沾沾自喜，決定不辜負毛澤東的期望，做點有益的事情。于是，他將這500元錢當做資本，把漢口、硚口附近補傘的、修鞋的、補鍋的、箍木桶的手工藝人召集到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名叫“和平油布雨傘廠”，他自任經理。

朱其升成立這個廠子的初衷，倒不是只為了自己，而是在毛澤東的引導下，開闊的思路，他決意讓手工藝人能得到一定的照顧，還能為社會提供一些便利的服務。

朱其升經常跟工人們說：“毛主席號召我們組織起來，我們再不能像過去那樣無組織，散散漫漫。我們一定要把工廠辦好，再去北京向他老人家報告。”

1954年夏末，工廠已經開始盈利且再次擴大，朱其升拿著工廠的照片及工人們的合影，決定再次去北京看望毛澤東，以當面感謝他的支助。毛主席再次見了這位戰友之后很高興，拉住他的手說：“你來得好。我就是想多了解一些你們下面的情況。這次你要詳細談談。”

聽說朱其升用他資助的錢開了工廠，十分高興說：“很好，這個工廠不錯，有點社會主義的氣魄。”

只是可惜，這次老友相逢后，朱其升由于身體原因，于1956年夏天去世了。而當年給予毛澤東幫助最多的另一位戰友彭友勝，也與建國后，與毛澤東有數次書信往來，并同樣得到過毛澤東的支助，由于彭友勝過去的貢獻，經毛澤東過問，他得到了政府每月30元的生活補助。

彭友勝感懷毛澤東的諸多照顧，便每年采摘茶葉，制作茶包，郵寄到北京贈給毛澤東。毛澤東也對他所贈送的茶葉贊不絕口，也經常囑咐辦公廳的人回信表示感謝。

1969年11月23日，85歲高齡的彭友勝去世。從此，當年的軍中三友，留下了一段佳話，今天讀來、寫來，感人至深。

引申：

我們今天知道，毛澤東與朱其升、彭友勝之間所發生的人間佳話，對于毛澤東而言，不是特例，而是還有許多。如他與昔日戰友、鄉中故友，革命志士，黨外人士等等，這樣真情相待的例子舉不勝舉，讓人至今感懷至深。

從中，我們一致發現的是，毛澤東并沒有因為自己的地位懸殊變化，而或割舍、或改變了他與別人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是一個特別念舊情、念親情、念友情的人，但他堅守親友交往三原則：戀親，不為親徇私；念舊，不為舊謀利；濟親，不為親撐腰。

正因如此，他關愛歸關愛，交往歸交往，對待故友、鄉人、家人的不合理要求，毛澤東又總是能以國家大義出發，教導大家千萬別貪圖享受，要克己奉公，為國家身體力行作貢獻。

正如毛澤東女兒李敏所說：“主席是我的親人，更是人民的領袖。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這是父親對我們的諄諄教誨。我可以驕傲地說，父親在兒女們的生命中，也深深根植了‘人民’這兩個字。”

又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說過：“毛澤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見證。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

是啊，這就是毛澤東的力量感，即永不忘懷的人民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