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百年，追思溯源。

多少往事撥心弦，唯有初心永不變，照亮了人間......

有這樣一個關于共產黨人、關于老父親的故事，雖今天鮮為人知，卻打開歷史的塵封，至今讀來，依然感人肺腑，閃爍著人性的光輝。

一位離家許久的共產黨人，在大革命失敗后的那一年冬天，突然偷偷回家，對著老父親，說著一些讓老父親聽不懂的話與囑托，要他將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帶回來的一包東西，一定要妥當收藏好后，便匆匆消失在漫天寂夜中......

老父親驚恐未定，只是記住了一句“兒子是共產黨人，紅色的中國一定會到來”這樣的話。

而兒子再三叮囑他保管好的這一包東西，老父親知道，這一包東西的重要性，事關兒子性命，甚至是全家人的生死，老父親細思過后，決意替兒子保守著這一驚天秘密。

如何收藏好這包東西，老父親煞費苦心，一開始老父親把這包東西放在了自己的被褥里。第二天一早，兒媳婦曬被子的舉動提醒了他：放在被褥里太不安全了。

他嘗試過把這包東西放在牛棚草垛里，可轉頭瞧見吃草的牛，覺得不妥；他又想到了把這包東西放在地縫磚頭里，可抬頭看見陰霾的天氣，擔心天一下雨便把東西淋濕了，也覺得甚為不妥。

最后，老父親終于想出了一個“好”主意，為兒子立了一座墓，碑文上刻著兒子的名字，只是將兒子的名字隱去一個字，然后將那一包東西用油紙精心包好，秘密藏進空棺。他為什么想到這樣的辦法呢？

原來，他知道兒子現在被政府通緝，長年在外未歸，可以音信全無，加之兒媳在外也已過世多年，于是老父親借保管東西之故，“瞞天過海”為兒子及他早逝的妻子修一座合葬墓穴，正好不被懷疑。

從此，這位可敬的老父親，風里雨里，開始為兒子“守墓”，以防兒子遺留下的那一包重要東西被人盜走。可誰知，老父親這一守，一下子竟守了20多年，當年急促而去的兒子，也從此一去未復返，生死兩茫茫。

如今，這個當年老父親為兒子“假立”的空墓，還依然聳立在浙江省寧波市霞浦街道霞南村的長山崗上，泣訴著當年父子那一段深情......

這個故事的主人公是誰？為什么他與老父親臨別之前再三叮囑的那一包東西如此重要？竟然可以讓他不顧自己的生命，偷偷帶回來讓老父親一定要妥當保管好它？否則對不起死去的同志。

他就是共產黨人張人亞，老父親是張爵謙。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穿越歷史的時空，將目光定格在故事主人公身上，詳細了解他那光輝的一生，讓我們在革命先烈不凡事跡的感召中，身心得以啟迪。

一、黨齡與黨同歲的人；

二、黨章守護人。

一、黨齡與黨同歲的人

張人亞，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早期黨員之一，被譽為黨齡與黨同歲的人。

在浙江寧波鎮海的霞浦鎮（今屬北侖區），有一座規制尚稱闊大的張家祠堂。1898年5月，張人亞就出生在這座祠堂后面的一所宅院內。

其父張爵謙，性格敦厚，將這個排行老二的兒子取名靜泉，譜名守和。而張人亞之名，是他參加革命組織后，自己改的名字。

張爵謙夫婦靠輪種族中幾畝祭田和兼做廚師，維持一大家子的生計，生活拮據。但他秉承耕讀傳家的傳統理念，依然設法讓子女都能讀書識字。幼時的張人亞，就被送到其堂兄張范和開設在張家祠堂的霞浦學堂就讀。

堂兄先生對這個小老弟極為欣賞，于是勸說叔父張爵謙應該讓張人亞去鎮海縣立中學深造。張爵謙受到鼓舞，想方設法送他上了這所中學，遂把興家旺業的希望放到了他的身上。

1914年，年僅16歲的張人亞初中畢業，經親友介紹去上海法租界白爾路的老寶盛（恒記）銀樓當學徒。期間，張人亞同顧玉娥結了婚。幾年后，顧玉娥因病去世，并沒給他留下一兒半女。從此，張人亞孤身一人長住上海，很少回寧波老家。

張人亞在上海時期，脫胎換骨，儼然長成為一名革命者。

1921年4月，他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11月，張人亞以工人的身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上海最早的僅有的幾個工人黨員之一。即使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開時，全國也只有21名工人黨員。

1922年5月，他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執行委員會三個執委之一。同年9月，他擔任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主任，這次罷工運動自10月7日開始，發動了上海所有銀樓共2000多名工人參加，在上海產生了極大的反響。

罷工前后持續了28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城市舉行的持續時間最長的工人大罷工。工沒有取得完全勝利，但已經使工人群眾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得到了很多改善，而且還迫使資本家同意罷工期間的工資照發，可以說是一次勝利的罷工。

紀念中共二大召開九十周年的歷史文獻紀錄片《1922 指路明燈》指出：“這時的張人亞，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勇敢無畏的中堅分子”。

1923年5～9月，張人亞任上海團地委書記。在此期間，他作為上海團組織的代表，出席了1923年8月20日至25日在南京召開的團二大。

團二大結束后，由于青年團全國大會的延期和上海團地委的屆期已滿，1923年9月9日張人亞以團上海地委書記名義向團中央提出上海團組織改組問題的請示。

張人亞對團上海地委的工作，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在他任期里，上海團組織的工作逐漸規范，團員人數也有較大增長。

1923年11月，張人亞與其他兩名俱樂部執行委員一同被資本家開除，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也被反動當局取締。上海黨組織安排張人亞到商務印書館當編輯，隨后又在工人組織的同孚消費合作社工作。在張人亞等人的努力下，原上海金銀業工人俱樂部改名為上海金銀業工人互助會，繼續開展活動。

1923年9月27日，張人亞擔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地委直屬第二小組組長。1924年1月，張人亞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秘書兼會計。

1924年3月，根據組織的安排，張人亞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此時，他在文章中這樣表達心聲：“我的境遇，已夠使我忠于無產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頭腦，過去的事實已告訴我了，所以我加入共產黨并不是偶然的事”。

1925年，國內“五卅慘案”發生，形勢急劇變化，革命斗爭急需干部，張人亞奉調回國。回國后，8月間他擔任了中國共產黨上海浦東支部聯合干事會書記。10月，又任中國共產黨上海浦東部委書記。1926年初，他又改任浦東部委組織部主任，6月還兼任宣傳部主任。

1926年9月，黨組織再派張人亞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繼續深造。然而，當他抵達海參崴后，因被檢查出患有沙眼，而沙眼當時被列為眼科傳染病，被通知不準入境。無奈，他只得留下來治療。

正當他在邊境滯留治眼疾之際，1927年初，上海工人舉行武裝起義，需要干部，張人亞又奉命回到了上海，任中共江浙區委宣傳部分配局負責人，并參與籌辦了《平民日報》。

《平民日報》載有上海及國內外的新聞時評等內容，短小精悍，每期出7000字。它與《快報》、《上總通訊》等報刊的宣傳，為上海工人大罷工和武裝起義，響應北伐軍，建立市民政府，作了必要的輿論準備。

1927年，嚴重的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海灘，大批的黨員與革命群眾被殺，大革命墮入低谷，于是有的人變節，有的人逃跑。但依然有人堅定在信仰共產黨，恪守黨的要求，暗暗抗爭，張人亞就是其中的一個。

四一二反革命事變后，張人亞仍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先是在中共中央秘書處內交科，擔負黨中央系統（包括黨報、宣傳部、組織部、秘書處、軍委、婦委、兵委等機關），以及黨中央系統外的機關（包括工會、共青團、互濟會和江蘇省委）的聯系溝通。

在這危急關頭，他首先考慮的不是個人的安危，而想到的是，他手中掌握的黨的文件和馬克思主義書刊如何保存。

他最后，決定涉險，將這些珍貴的資料，帶回老家去，托自己的才父親代為保管秘藏。

二、黨章守護人

1927年年末的一個午夜，久未回家的張人亞，帶著一包東西，悄悄地回到了霞浦老家，與老父親秘密而又急促地相商著事情。當把事情交代完以后，他沒來得及與老父親好好團聚一下，便又趁著夜色返回了上海。

張爵謙老人雖然并不懂得兒子交待的事情是什么，但他知道這一定是很珍貴的東西，不然兒子不會說，這包東西比他的命還重要。于是他絞盡心思，才精心設計出了，文章開篇那一段，父親為子守墓的驚世舉動。

值得一提的是，張爵謙老人，雖然是個普通貧苦的老百姓，但他明辨是非，在擁護孫中山推翻滿清王朝的過程中，也曾以帶頭剪辮子的實際行動來表示對革命的支持。甚至后來對于張人亞在上海搞工會、發動罷工斗爭等行動也表示贊許。

由于事關重大，張爵謙老人一個人苦苦地守著這個秘密。而這一守，就是整整20多年，直到全國差不多都解放了，依然沒有等來兒子的任何消息。

1950年，張爵謙老人讓家人在上海《解放日報》上刊登了“尋人啟事”毫無回應后，考慮到自己年屆八旬，他決定把這包珍貴的東西，從衣冠冢內取出，囑托三子張靜茂將其上交黨組織。

這批由張家父子保護下來的珍貴文獻，其中多件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取出來，交給三兒子張靜茂，讓其交給國家。

可憐的張爵謙老人，直到1956年病逝前夕，也沒有等來日思夜想的兒子消息。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老人家與他的兒子一道，做了一件對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極為了不起的大事。

張人亞用生命守護的這批珍貴文物，如今大部分被珍藏在國家博物館、中央檔案館和中共一大、二大會址紀念館中。

其中，1920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文譯本，就是這批珍貴文件之一，現存于上海中共一大會址，該版本的《共產黨宣言》現存世僅有11本，張人亞完整地保存了兩本，都屬于國家一級文物。

還包括《工錢、勞動與資本》、《勞農會之建設》、《李卜克內西紀念》、《列寧傳》、《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等珍貴書籍，其中20件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 另有二級文物4件，三級文物20件，未評定的珍貴藏書2件。另有一般文物17件。

據霞浦街道黨群服務中心副主任童思琪說，張人亞和他父親保存的最珍貴的就是中共二大的決議案了，現存于中央檔案館，“因為特別珍貴，是孤本，所以不作文物等級評價。”

此外，《共產黨》月刊，該月刊自1920年11月創辦，到1921年7月被迫停刊，總共出版6期，張人亞完整保存了六期，現珍藏于國家博物館，屬于國家一級文物。

2001年，中央檔案館把其中《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等兩個文件，作為珍貴檔案，收錄在《中國共產黨八十年珍貴檔案》中，用的底本就是張人亞的珍藏本。

截止2018年3月，已發現的張人亞秘藏的珍貴文物共36件，其中一級文物21件，二級文物4件，三級文物9件，未評定的珍貴藏書2件，為我黨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正如原龍華烈士紀念館研究室主任王菊如評價的那樣，“張人亞收藏了革命文獻，革命文獻也收藏了他。”

泛黃的書頁，記載著歷史，也傳承著一名共產黨人、一個家族至死不渝的革命情懷。精神可謂感天動地，倍受震撼。

弄清了張人亞舍命保存下來的珍貴文獻資料，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張人亞去了哪里？生死未卜，他離開老家后到底經歷了什么？

原來，后來的張人亞，革命履歷尤其光榮而又偉大。他真正做到了用生命踐行了自己對黨、對革命的錚錚誓言。

1928年4月，接替被捕犧牲的張寶泉，擔任中共中央秘書處內交主任。張人亞在任期間一次次完成了傳遞文件和情報的任務，并且組織、管理好了內部交通網，為保證領導機關、領導同志及黨的文件書報安全，發揮了積極作用。

1929年7月，張人亞受命去中共安徽臨時省委駐地蕪湖，以開設金鋪為掩護，為中央籌集、轉運經費和物資，張人亞做得很出色。

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在他被捕后寫的自首書中有一段話，無意中披露了張人亞在此間的工作業績：

赤區（按即蘇區）接濟者：

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設金鋪子的同志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前后由我經手有兩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閩西運來700兩；第二次1930年底，由贛西南運來2007兩。由這兩批款內提出800元組織商業機關，派陳紹禹（按即王明）做老板——現由廖成云（按即陳云）負責支付。此外尚有許多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但都不是我經手的。

1931年初，張人亞奉調回上海，出任中國革命互濟會全國總會主任。

同年6月，擔任中共蕪湖中心縣委書記，負責指導安徽沿江和江南地區34個縣的黨的工作。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張人亞奉調于同年底到達瑞金，在蘇區，他先后擔任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出版局局長兼印刷局局長，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一起工作過。

當時，長汀有一家被毛澤東稱贊為“制造精神炮彈的兵工廠”的毛銘新印刷所，就是在張人亞的大力支持下取得的成績。

由于長期在危險的環境、艱苦的條件下進行高度緊張、繁重的工作，張人亞積勞成疾。1932年12月23日，張人亞帶病從瑞金出發，去鄰近的閩西長汀檢查工作。張人亞痼疾發作而病逝，年僅34歲。

1933年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其機關報《紅色中華》第46期上專門刊發悼文，沉痛悼念張人亞。悼文簡要敘述了他的職務、死因和革命經歷后，對他作了高度評價：

人亞同志對于革命工作是堅決努力、刻苦耐勞，在共產黨內始終是站在黨的正確路線之下與一切不正確思想作堅決斗爭，在黨內沒有受過任何處罰。因為努力工作，為革命而堅決斗爭，使他的身體日弱，以至最后病死了。

悼文稱張人亞的死是“我們革命的損失，尤其是在粉碎敵人大舉進攻中失掉了一個最勇敢堅決的革命戰士”。悼文最后號召革命同志化悲痛為力量，“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來完成張同志所遺下的任務”。

張人亞已逝，但他的名字、他的非凡事跡，卻鐫刻在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光輝冊頁上。他秉持做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工具的初心和他堅定信念、革命到底的崇高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愿他的“一人守護”的精神、可以讓后來的人們，自發感染到：百人傳頌、千人銘記、萬人踐行的社會變遷的歷史進程中，生生不息：

江南少俊志猶匡，赤膽忠魂護黨章。

倘若韶年天假予，功勛再邁古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