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王手機里的數據，去哪里了？

手機的重要性，無需多言。

其中幾乎包含了一個人所有的個人信息、所有的社會關系、所有的財產、所有的行為記錄、所有的軌跡……

掌握了一個人的手機，幾乎就能了解他的一切。

尤其在本案中，汪錫泉被指控的詐騙罪、開設賭場罪，幾乎所有被指控的罪惡行徑全部發生在網絡上。

根據指控，賭王的罪惡帝國盤踞在金三角多年，占據整整一棟樓，行騙對象、賭客幾乎遍布全球，僅指控的賭資金額就高達3億多元。

而賭王汪錫泉，坐在帝國的隱秘王座，控制著每一條神經，也催生出每一宗罪惡。

毫無疑問，汪錫泉的手機就是本案最重要的證據。

掌握了他的手機數據，就掌握了這個帝國幾乎所有秘密和罪證。

掌握了他的手機數據，無論賭王如何狡辯，都難逃法律的公正裁決。

但三天高強度的庭審下來，控方所有的罪證都已出示完畢。

形式上看，涵蓋了所有證據類型，不可謂不齊全；數量上看，僅證人就多達七八十人，不可謂不充足。

但從能否達到“各證據確實充分、形成完整證據鏈、且排除其他合理懷疑的”實質上看，對能否定罪的疑惑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本案缺乏最核心的直接罪證。

好比 要指控故意殺人罪，就要找到那把帶有兇手指紋和死者鮮血的匕首，或者那把smoking gun。

賭王 的那部iPhone12 Pro Max手機在他被警方控制的當天即被扣押，也作為物證位列控方證據第一位。

但里面的數據去哪了？

人們在法庭上不僅沒能從這部手機里看到任何駭人聽聞、驚心動魄的隱秘罪惡，甚 至起訴書中的一百多號證人、幫兇、受害者，也未在其中見其蹤影。

帶著這樣 的質 疑來看，控方三天連篇累牘的舉證，無異于一場法庭上的“顧左右而言他”，甚至矯正了旁聽者因為汪錫泉有過五次前科而產生的強烈有罪偏見。

一個大膽的推測，開始在人們心里蔓延：

被告人席上坐著的，難道并不是真正的賭王？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電子數據取證規則》第十條規定：

在偵查活動中發現的可以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電子數據，能夠扣押原始存儲介質的，應當扣押、封存原始存儲介質，并制作筆錄，記錄原始存儲介質的封存狀態。

勘驗、檢查與電子數據有關的犯罪現場時，應當按照有關規范處置相關設備，扣押、封存原始存儲介質。

按照最基本的文義解釋， 本案偵查人員應該如何處置汪錫泉的手機呢？

手機中顯然包含海量與被控犯罪密切相關的數據信息，因此屬于涉案證據，存儲這些重要數據的手機設備就是該條中的“原始存儲介質”；法律中的“扣押”是指權力機關強制扣留與案件有關的動產及其他可移動物品，手機又名“移動電話”，因此客觀上能夠被扣押；“封存”就是字面意思，密封保存、封閉保存，意在隔絕物品被外界干擾、觸 碰、污染，確保其在解封前始終保持被封存時的初始狀態。

為了確保執法人員嚴格遵守法定程序辦案，在進行扣押執法時，也應當制作相應筆錄、記錄執法過程，當然，如果有全程執法錄像則更能說明這一程序是否合法。

（衢江區法院）

庭審中，吳乘子律師針對汪錫泉手機及相關電子數據的核心證據意見很明確：

扣押手機過程沒有扣押筆錄，手機在被扣押后沒有進行封存。

法庭顯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而且意識到這一問題至關重要，所以才主動依職權安排了相關偵查人員出庭說明情況。

當庭發問，才有可能還原執法過程真相。

賭王手機有沒有被及時封存？

圍繞賭王手機被扣押后有無及時封存這個問題，吳乘子律師對偵查人員進行了詢問。

吳：扣押手機是什么時候？

偵：4月18日晚上。

吳：您是什么時間接觸到這個手機的？

偵：就是當天晚上。

吳：那這個手機到19日檢查之前都沒有封存嗎？

偵：現場扣押以后就直接送到我們實驗室來了。

吳：如何封存的？

偵：因為他的手機是蘋果手機，如果封存以后，就會導致證據的滅失，根據我們公安部2019年出臺的……

吳：這個法條我剛才聽明白了。那實際上也就是沒有封存是吧？沒有給它包起來、沒有隔離開來？

偵：不不，隔離實際上是有一個信封的。但是我們隔5分鐘就要看一下他的手機，不要讓它息屏。

吳：隔5分鐘就要看一下的話，有在信封上用封條密封嗎？

偵：不能封存，如果封存我們就沒辦法碰手機，它就鎖屏了。

吳：您制作的檢查筆錄中有一張照片上有一個密封的信封，這個信封是什么時候被封起來的？

偵：那個應該是第一次勘驗完之后封存的照片。

吳：也就是在勘驗結束之前都沒有封起來過？

偵：扣押之后直接送到我們實驗室，扣押之后沒有封起來。

吳：明白，從扣押到檢查、第一次勘驗之后，信封都沒有封起來，也就是沒有實際上封存。

幾輪對話之后，吳乘子律師的質疑得到了辦案人員確認。

賭王的手機，從被辦案人員扣押到被提取數據期間，不僅沒有被封存，甚至恰恰相反，由于辦案人員沒有辦法獲知解鎖密碼，為了防止手機息屏，最長每隔五分鐘，就要操作一下屏幕。

（吳乘子律師）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電子數據取證規則 》第十一條規定：

對 扣押的原始存儲介質，應當按照以下要求封存：

（一）保證在不解除封存狀態的情況下，無法使用或者啟動被封存的原始存儲介質，必要時，具備數據信息存儲功能的電子設備和硬盤、存儲卡等內部存儲介質可以分別封存；

（二）封存前后應當拍攝被封存原始存儲介質的照片。照片應當反映原始存儲介質封存前后的狀況，清晰反映封口或者張貼封條處的狀況；必要時，照片還要清晰反映電子設備的內部存儲介質細節；

（三）封存手機等具有無線通信功能的原始存儲介質，應當采取信號屏蔽、信號阻斷或者切斷電源等措施。

所以，賭王的手機在脫離他的控制之后，辦案人員實際采取的執法操作不符合上述任何一條。

最長每隔5分鐘，手機至少要被操作一次。

至于這期間手機的狀態，被哪些人接觸過，哪些app被打開過，是否被有意識的操作過，恐怕都無從得知了，也不便貿然揣測

賭王手機被接入辦案機關wifi。

吳：你們沒有他手機開機密碼所以需要掃臉，這個我有點不懂，沒有開機密碼是指什么？那有沒有他的解鎖密碼？

偵：開機密碼就是解鎖密碼。

吳：那掃臉解鎖手機后，手機就處于打開可以滑動的狀態了是嗎？

偵：沒有原始開機密碼的情況下，不能對手機提取數據。

吳：是只有微信不能導出還是？

偵 ：所有的都不能導出，是蘋果自帶的保護機制。

吳：比如提取微信數據，是在手機上直接截圖還是？

偵：不是在他手機直接截圖，是通過我們的取證軟件——通過連接wifi的方式，把他的微信聊天記錄備份，然后導到我們取證電腦內。

吳：那就是在檢查手機過程中全程要連接wifi？

偵：提取過程中是這樣的。

《手機電子數據提取操作規范》規定：

如手機已啟用安全驗證機制（如開機密碼和PIN碼），且無法獲取解決安全驗證機制的方法，應將手機從無線網絡隔離后提取數據。將手機從無線網絡隔離的方法包括：

a） 電子/射頻屏蔽；

b） 設置為“飛行”模式；

c） 禁用Wi-Fi、藍牙和紅外通信。

通過吳乘子律師和這名偵查人員的上述對話，尚無法確定在沒有賭王手機密碼的情況下，是否可能通過wifi聯網提取手機數據，但有一點可以確定：

賭王手機被扣押后，被接入到了辦案機關的wifi網絡。

賭王不知密碼，手機無法解鎖。

吳乘子律師結束詢問之后，在徐昕律師針對性的發問過程中，更多的真相得以在法庭揭示。

徐：剛才您說對處在正在運行中的手機不能關機，是基于什么根據？

偵：參考的是2019年公安部發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電子數據取證規則 》第十七條第二款“在未確定是否易丟失數據的情況下，不能關閉正在運行狀態的電子設備 ”。

徐：關閉的話有什么影響？

偵：因為他的手機上是境外數據，關閉的話，境外軟件的數據我們就沒辦法讀取了。

徐：關閉之后就沒辦法讀取數據？

偵：我忘了解釋一個機制，蘋果手機跟安卓手機不一樣，蘋果手機在輸錯密碼或沒有密碼的情況下，關機后再開機一定要輸入密碼，不能通過刷臉方式進入系統。

徐：你第一打開手機是刷臉的吧？

偵：對，因為現場手機是開機狀態，只是處于鎖屏狀態，刷臉就能解鎖。

徐：因為怕沒辦法解鎖，所以手機要一直開著。您剛才說的關機會造成手機信息滅失我沒理解，為什么？

偵：信息滅失主要就是境外聊天軟件，比如telegram這種，如果對方還在給你發信息，你這邊斷網關閉了，數據可能就不對稱。

徐：這個我不太理解。下一個問題就是手機大概什么時間送到實驗室的？

偵：大概下午5到7點在現場，晚上11點左右手機送到實驗室了。

徐：具體誰拿到實驗室的？

偵：雷警官。

徐：他一個人嗎？

偵：應該是他一個人。

徐：您之前說手機每5分鐘要操作一次，是誰在做這個操作？

偵：我不確定是誰。送到實驗室后是我本人操作的，因為全程留在這里。

徐：打開手機飛行模式和開wifi是不是矛盾，是不是既可以開飛行模式又可以同時開wifi？

偵：打開飛行模式可以斷網，不能網絡連接，但是可以連wifi。

徐：當時飛行模式是一直開啟的吧？

偵：提取手機數據過程中是解除飛行模式的。

徐：連接wifi后，提取手機數據過程中軟件是否會接收新的信息？

偵：這個沒怎么關注。

徐：提取數據大概花了多長時間？

偵：大概一個下午。

徐：手機是晚上11點左右送到實驗室的，那從什么時候開始提取的？

偵：從第二天中午開始提取的。

徐：那手機送到實驗室后，你就回去休息了嗎？

偵：沒有，我一直守在實驗室加班，要保證手機處于解鎖狀態。

徐：那手機晚上11點被送到實驗室后，到第二天中午，都是您一個人在操作手機防止它鎖屏？

偵：對。

徐：是怎么做到每5分鐘就能準時操作一次？鎖屏時間也可以設置成更長時間。

偵：沒有，手機正常使用屏幕是比較亮的，在進入鎖屏之前屏幕會稍微暗一下，通過這種方式來確定要操作屏幕的時間。

徐：那就是從晚上11點到第二天下午提取之前，您沒有休息，一直在做這件事？吃飯的時候還得一邊看著手機，定時點一下？

偵：當時不光這一個手機，還有其他事情。

徐：其他手機也是這種模式嗎？

偵：其他手機不存在這種情況，都知道密碼。

徐：這么長時間手機暗一下就要點一下確實挺辛苦的，吃飯時是不是也要這么保持操作？

偵：也是這樣的，臨時走開就讓別人幫忙看一下。

徐：提取手機數據用了多少時間？

偵：大概三四個小時。

徐：手機里全部數據都提取出來了嗎？

偵：有密碼的情況下會盡量提取，第一步獲取手機的基礎信息，比如手機號碼、串號、照片這種都能提取到；第二步，主要提取微信和telegram聊天記錄。

徐：汪錫泉的手機沒有按照這個模式提取全部數據嗎？

偵：沒有，有些想提提不了，比如虛擬幣錢包，他一直沒說密碼。

徐：他手機里的相冊照片提取了嗎，多少張？

偵：提取了，具體多少張想不起來了。

徐：提取完之后怎么處理的？

偵：之后準備后續再次勘驗。

徐：為什么要準備再次勘驗？

偵：第二次主要為了破解他的手機密碼。

徐：都采取了什么方式？

偵：最簡單的就是通過手機或郵箱找回密碼，但是因為他手機號碼是境外的，沒有成功。

徐：有沒有嘗試通過安裝破解軟件的方式？

偵：沒有，沒辦法安裝，蘋果安裝新的app需要輸入iCloud密碼，因為裝不了所以沒有用。

徐：后面再去看守所找汪錫泉的過程大概說一下。

偵：當時過去跟他要開機密碼，他說自己不知道密碼，大致這個情況。

徐：他也沒同意掃臉？

偵：他應該沒有配合，沒有解鎖成功。

徐：臉掃了還是沒掃？

偵：臉掃了，但是沒有掃成功。

徐：為什么？

偵：因為那時候疫情，看守所有擋板。

徐：那可以近距離掃一下，或者把他提出來再掃啊。

偵：沒有。

徐：沒解鎖成功，那就沒進行第二次提取了？

偵：沒有進行第二次了，手機解都解不開。

徐：那很容易，現在也可以給他掃臉，他不配合我幫他掃，因為這個數據還是比較重要的，我們確實也想了解事實。

偵：他如果愿意交代，立馬就可以提取了。

徐：再次勘驗沒有成功，后來這個報告是怎么來的？

偵：根據第一次勘驗錄像為準。

徐：第二次勘驗沒成功，是不是也要跟領導匯報一下？

偵：當時跟專案組領導匯報過，跟市局和區領導都匯報了。

徐：當時你們向檢察院移交全部的電子數據了嗎？

偵：都移交了。

徐：當晚你拿到手機之后，有沒有進行查看、操作、了解手機相關信息的情況？

偵：手機勘驗之前正常不會進行其他操作，可能造成數據篡改。

徐：有沒有設置一下鎖屏時間，沒有設置成“不關機”模式嗎，就不用一直點了。

偵：我印象中蘋果手機沒辦法設置成永久不關機，我也想這么操作，就不用經常碰一下了。

徐：有沒有勘驗江某（被控詐騙罪被害人）的手機？

偵：沒有，不知道誰勘驗的。

（徐昕律師）

通過這番對話可以確定，為了防止賭王手機鎖屏，在提取數據之前的十幾個小時間，有多人直接接觸、觸碰過手機屏幕。

而現在，因為賭王稱不知道手機密碼，辦案機關又無法通過其他方式破解手機，手機已經處于無法解鎖的狀態。

所以，那些沒能提取出來的數據，很可能要成為永遠的秘密了。

賭王：我的telegram信息沒有移交法庭

最后，賭王汪錫泉本人也問了一些問題。

汪：我手機telegram的數據有沒有提取？

偵：拍照提取了。

汪：有沒有移交：

偵：壓縮包里的都移交了。

汪：好，提取了也移交了，我們法庭到現在都沒有看到我的telegram的賬號和聊天記錄。這個能夠證明我沒有在群里跟他們（本案證人）聊過天。這個很重要！

當時是你給我掃的臉嗎？

偵：我在場，但我不記得是不是我掃的。

汪：現場扣押我手機的是誰？

偵：我沒印象了。

汪：當時你問過我手機密碼嗎？

偵：問過，你沒告訴我們。

汪：你來看守所，有沒有對我進行掃臉？

偵：有過。

汪：當時手機有沒有裝在袋里？

偵：到里面后我們從信封里拿出來，在你面前應該是沒有信封的。

汪：你進來的時候，是沒有讓我看到有信封的吧？

偵：沒有。

可以肯定的是，偵查人員稱已將所有數據都移交，但是至關重要的telegram等軟件的聊天記錄信息卻完全沒有出現在法庭。

小雞啄米式辦案。

詢問結束之后，吳乘子律師和徐昕律師分別基于相關法律規定，明確指出，偵查人員的回答足以證明：手機在被扣押至提取數據期間不僅沒有封存，而且長時間內被多人頻繁觸碰、操作，其中數據不排除被刪除、篡改可能。

其中徐昕律師特別說道：

“扣押手機之后，拿著手機在手上一直點——這是很奇怪的一個動作，一直拿著手機過幾分鐘點一下，過幾分鐘點一下，可以想象是什么畫面？哪有這么來提取、搜查、扣押、封存手機的？

公安民警也太不嚴肅了，提取手機的人最后變成點手機了，5分鐘點一次，就像小雞啄米一樣！

這個手機還在物證室，所以我們要求調取手機原始介質以及當時所提取的全部電子數據，必須要拿過來，這是這個案件幾乎是唯一的客觀證據。”

這樣的畫面實在令人好笑又費解。

關于偵查人員所說的第二刷臉沒有成功，徐昕律師也高度質疑：

“一個被羈押的人要抓他的臉是多容易的事？為什么刷不成功？就是因為你用了很多辦法破解手機失敗，導致最后刷臉不成功的。因為我們多輸幾次密碼錯誤，手機就會被鎖定！”

最后，徐昕律師甚至大膽的說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疑惑：

“手機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人可以接觸，不能排除被污染甚至調包的可能性！完全有可能弄了一個別人的手機放到汪錫泉身上，從不規范的扣押、搜查、封存手機的整個過程中，不能排除這種可能！

我們仍然要求調取手機和全部的電子數據，如果證據不夠可以再重新進行提取，如果提取到證明他是犯罪分子，我勸他認罪！”

控辯審和被告人四方對偵查人員進行了一個小時的提問，這些當庭呈現的新情況不僅沒有彌補控方證據的結構性缺失，反而確證了辯方的質疑是成立的。

庭審至此，舉證質證階段即告結束。

但本案的證據黑洞，卻越來越大。

五次前科的汪錫泉，到底有沒有第六次犯罪？還是真的被冤枉了？

現在恐怕已經沒人敢肯定的回答。

（衢州火車站的普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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