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鄧小平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重返國家領導層后，鄧小平一邊著手管理國內事務，一邊開始思考如何解決越南頻繁騷擾我方邊境以及排華的問題，到1979年1月底的時候，鄧小平下定決心對越南發動自衛反擊戰。

我們的行事風格一向是以維護和平為主的，鄧小平為什么會在1979年選擇使用武力手段解決和越南的邊境爭端呢？根據后續公布的一些資料，我們可以對當時的情況進行一個大概了解，進一步理解中央出兵越南的意圖。

越南這個國家，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于戰爭狀態下。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越南人民仍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面對和自己有著相同命運的越南，我們不顧自身對戰后經濟、社會生產恢復的迫切需求，在上世紀50年代向越南提供大量的軍事裝備和軍需物資，還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持。

據統計，我們在1950年—1978年間共向越南提供了200億美元的援助款項，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無償援助給越南的，無償軍援更是達到了94.3億余噸。不僅如此，為支持越南獨立，我方還先后派出300000人的高炮、鐵道、工程和通信部隊秘密進入越南，支援越南抗美。

盡管我方在越南抗戰期間曾付出過許多，還為越南共產黨提供了不少的庇護，但在1975年越南獨立后，新上任的越共領導人卻并不記得我們之前對越南的付出，反而扭過頭來把槍口對準了我們。

1975年越南獨立，當時我們本以為會多一位好鄰居，但沒想到越共領導人黎筍在獨立后的第一時間就在越南境內展開了瘋狂的排華行動。

黎筍集團確定了排華的行動方針后，在越華僑、華人紛紛遭到迫害，華人開辦的商店被打砸、關停，幾十萬在越華人被驅離。不僅如此，當時黎筍還經常命令靠近我方邊境駐扎的越軍向我邊防軍民打冷槍、偷襲，在剛開始的時候我方并未直接向越南發難，這就讓黎筍更加有自信了，開始同步在中印陸地交界地區和海上實施騷擾行動，侵占我方島嶼。

到鄧公1978年3月擔任我國副總理的時候，越軍在我邊境地區的騷擾已成為一種習慣性行為。對于中印邊境的情況，在鄧公參加外交活動的時候也多次被提及，當時鄧公就已經明確表態：如果越南繼續這樣行動下去，中國將會動用武力手段解決中越之間的問題。

我方在1979年2月17日向越南發動進攻之前就已經多次表明了這樣的態度，但在越南看來，并不只是這個原因。在戰爭結束后，越南方面的學者對“中國隊越南開戰的原因”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

在越南方面的資料中，曾經有過這樣的表述：“從中國官方發布的消息中，他們所給出的‘向越南開戰的理由’并不能令人滿意。”他們將“中越關系惡化、越南與蘇聯的新聯盟組成地區霸權、中國在努力提高在國際上的戰略地位以加快其國內經濟改革”等原因歸結為我們向越南發動戰爭的“部分原因”。

同時，在越南方面的資料中還記載了多位外國學者對我們向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的動因分析的結果。他們不認為中國1979年向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的決定是經過“持續的辯論”后做出的決定，而是誣陷我方“當時的工作是說服嚴重分裂的中共政治局”。

為了讓這個觀點站住腳，越南引用了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研究員安德魯·斯科貝爾的觀點，表示：“中國政府工作人員和軍方領導人已經分裂為支持和反對對越南采取軍事行動的兩派，做出戰爭決定的過程是中國在后毛澤東政治時期爭奪權力的斗爭的一部分。”

為了坐實觀點，越南方面在資料中特意指出我方領導人在“是否對越南發動還擊戰爭”這一觀點上是有爭議的。

越南資料中提到：1975年—1979年間，中越邊境沖突逐漸增多，當時中國軍方已命令廣西、云南兩個和越南接壤的省份的軍區部隊，以及各省軍區的軍事指揮確保邊境局勢穩定。由于越軍在中越邊境進行愈發頻繁的挑釁，中國做出備戰準備是很正常的情況，“但邊境暴力事件在1978年繼續增加”。

隨著我軍出于安全考慮在廣西、云南地區進行軍事部署，雙方的軍事摩擦逐漸增多。1978年8月12日，越南軍隊在廣西邊境友誼關附近襲擊了我軍邊防部隊。襲擊事件發生兩周后，“在同一地區，200多名越南士兵占領了中國邊境的一座山峰，并加強了駐軍。中國官員確定，邊境沖突的數量從1977年的752起增加到1978年的1100起，沖突的規模也更為廣泛。”

在越南方面的資料中也對當時的這一情況進行了分析：“在1978年8月之前，中越之間的沖突大多數是小規模的槍戰，傷亡可以忽略不計。8月的時候沖突升級，死亡人數不斷增多，這表明有大量越南軍隊參與其中。從上述所有跡象來看，不斷升級的邊境沖突是促使北京領導人考慮對越南使用武力選項的第一個因素。”

越南資料另記載：1978年9月，中國軍方召開會議，討論“如何解決我軍（越軍）占領的那部分領土”問題。“與會人員之一的張曉波指出，從一開始，總參謀部就必須‘如何處理河內虐待海外華人以及越南軍隊在中越邊境日益增長的挑釁’向領導層提供建議”。

同時，在越南資料中還記載了張曉波當時的論據：“1978年7月8日，越軍總政治部命令其部隊對中國采取進攻戰略，并發起‘境內外攻擊和反擊’，越南將中國稱為‘最直接、最危險的敵人’”。

即便如此，越南資料中仍認為邊境問題只是“中國對越南發動進攻的一個觸發因素”。

越南認為，真正促使我軍向越軍發動進攻的關鍵因素“是鄧小平的決定”。他們表示“盡管當時鄧小平回歸了權力中心，但中國的黨權、軍權仍在別人手中，他只能擔任科學和教育方面的工作。”

正因如此，越南認為我方當時在“是否對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這一問題上存在分歧，所以鄧小平才會在1978年11月初訪問新加坡的時候面對“中國是否會使用武力攻擊柬埔寨的越南軍隊”的問題時猶豫不決。但是，越南方面在資料中也表示：在訪問結束鄧小平回到中國后，“政治天平就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傾斜”。

同時，越南也指出蘇聯因素對我軍向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蘇聯和越南的關系讓中國感受到全球擴張和軍事實力的威脅，“鄧不僅試圖說服北越減少南方的革命，還阻止北越接受蘇聯的援助，作為中國繼續援助河內的條件。”

從越南方面的資料總結來看，他們認為我軍在1979年向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是鄧公一人在中央力排眾議的結果，也是受到蘇聯和越南交好因素的影響。

越南這種謊言中摻點客觀分析的觀點很容易誤導外國及本國國民。1979年中央軍委決定對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確實考慮到了蘇聯因素，但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民主集中制，并不存在某一人決定某件事的情況，當時我們向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的決定，也是反戰派和作戰派經過利弊分析后共同做出的決定。

越南方面的資料稱：鄧小平在中國進攻越南的決定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1978年越軍在中越邊境地區制造了駭人聽聞的“友誼關血案”，當時有400名在越華人華僑遭到黎筍集團的暴力驅逐，共導致10多人死亡，10多人受傷。

該事件發生后，我中央正式開始討論“是否向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這一問題。在討論時，我方內部的意見確實不太統一，這個不統一的觀點和越南這個曾經兄弟的關系有，但不大。更多的原因是內部因素，薄弱的經濟基礎，十年動蕩導致不容樂觀的軍事狀況，還有國際上對中國虎視眈眈的那些國家。

當年鄧公訪問新加坡時并不是對“是否向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這一問題猶豫不決，鄧公的原話是這樣的“中國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這一步走得多遠。”潛在意思很明顯：如果越南繼續冒犯，中國勢必會采取武力手段。

中央在1978年底對“是否向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這一問題存在爭議，鄧小平認為有必要通過軍事手段教訓越南，以保障邊境安全。但葉劍英、粟裕等軍方領導人認為中國當時的情況不適合與作戰經驗豐富的越軍作戰，蘇聯還很可能會介入雙方的戰爭，這樣的情況下開戰對我軍不利。

正因為有分歧，所以在1978年底訪問新加坡時，鄧公才沒有明確表態，但當鄧公訪問新加坡結束回國后，我方的這一分歧便消除了。這歸功于陳云，當時陳云在中央會議上分析：蘇聯的主要軍事力量部署在東歐，如果蘇聯要介入中越邊境的戰爭，至少要用一個月的時間調動部隊，在這期間我們可以對越南實施快速打擊，即可以實現有限目標，又能夠避免長期戰爭。

也正是陳云的分析，打消了我方高層領導對戰爭的顧慮，隨后一致決定對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所以鄧公在1979年1月訪問美國的時候態度已經十分明確了，直接表示“必須教訓越南！”

后來的事實也證明，1979年向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的決策是極度正確的，蘇聯不會也不敢派兵支援越南。如果沒有當年對越南武裝力量實施打擊，待越南強大起來對我們就更加猖狂了！這就是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不論從國際還是國內，事實都證明打越南這個白眼狼打的太有遠見了，一戰打出了四十年的邊境和平。

如果當年沒開戰，蘇聯解體的時間會拉長，越南對周邊地區的擴張控制愈發強大，中國明面上的邊境壓力可就不是僅僅一個印度那么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