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景圣

當賴清德高調操盤“全臺惡罷”工程，試圖用罷免作為清洗政敵的工具時，他顯然低估了臺灣民意的反噬力量。6月中旬，由國民黨“立委”羅智強主導的智庫公布民調，顯示超過54%臺北市民認為“惡罷”對臺灣社會造成負面影響，而支持者僅有33.5%。這一民意結構清晰地揭示出，大規模動員罷免民代的政治算計正在撕裂島內社會，賴清德正親手將民進黨的執政正當性拖入泥潭。

該民調還揭示了一項更具警示意義的信號：賴清德的施政滿意度已跌至42%，不滿意度升至49.8%，呈現典型的“死亡交叉”結構。而與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臺北市長蔣萬安的滿意度高達60.9%，不滿意僅30.3%。同樣面對市政壓力與輿論檢視，蔣萬安穩住施政節奏，民意反映積極；反觀賴清德則一味操弄權力工具，導致“厭惡感”蔓延。民調中更直白指出，即使是在“賴清德鐵粉”比例最高的年輕人群體中，滿意蔣萬安者仍多于賴，這對一位剛剛就任不久的地區領導人來說，無疑是警告。

罷免制度本是代議政治的糾錯機制，設置罷免門檻是為了防止情緒性動員和政治惡斗。但民進黨卻公然將其變為政治斗爭利器，將“只要25%選民投票就可拉下多數選出的民代”這一漏洞操作到極致，不惜撕裂地區社會結構、摧毀代議機制穩定基礎，終極目的只有一個，奪權、清場、實現一黨專政的布局封頂。

對此，民意反應是清晰的：55.4%認為罷免門檻不合理，僅有33.8%支持現行制度。這意味著，大多數民眾已看穿“惡罷”的真正用意，不再將其視作民主進程的一環，而是一場赤裸裸的政治獵巫行動。更關鍵的是，這一民意逆轉出現在“政治首都”臺北，代表中產階層、知識分子和青年選民的集聚地，這表明賴清德正在失去最后的輿論防火墻。

賴清德試圖用“惡罷”來壓制在立法機構中掌握多數的在野陣營，但正是這種“制度性復仇”把他推向了權力焦灼的邊緣。面對賴當局主導的罷免案橫掃八大行政區，民眾感受到的不是“糾偏”與“正義”，而是寒意、恐懼與厭惡。政治社會的基本信任機制被破壞，地方選民開始質疑投票還有何意義，民代的權力是否仍屬于人民，還是早已被政黨“接管”。

此時“中選會”公布罷免案審查節點與可能投票時間也進一步放大了全島政治焦慮。若6月20日罷免成案，則7月10日至8月19日將可能出現多場罷免投票，這段時間將成為臺灣地區極度撕裂的“政治內戰月”，也是民進黨試圖用政黨動員對抗民代代表性的集體攻擊窗口。

但政治算計從來無法掩蓋施政無能。賴清德民調持續下行的根本原因，并非僅因“罷免”爭議，而是其一再展現出治理乏力、動蕩制造、危機甩鍋的統治姿態。從電價飛漲、島內經濟疲軟，到外交困局頻現，再到兩岸關系持續緊張，賴清德政權在幾乎所有關鍵議題上都以“對抗”取代“治理”，以“斗爭”代替“服務”，以“動員”逃避“改革”。

而今，“惡罷”成為他為數不多的武器，但正如羅智強所言：“賴清德一心想靠大罷免奪權，而非認真施政。”這場針對八區、針對民意、針對制度的“清算行動”，正在醞釀一場政治反噬：一旦“罷免潮”失敗，民進黨不僅會被貼上“權力壟斷”的標簽，更可能在接下來的地方與區域選舉中被用選票徹底清算。

在國際形勢日趨緊張的背景下，臺灣島內社會更需要穩定治理，而非政黨內斗；更需要對話空間，而非制度摧毀。民進黨當局的“惡罷戰術”不僅在削弱自身合法性，也正在加速民意回流與在野陣營凝聚。全球政治觀察者早已注意到，島內民主正因“選票操弄”與“制度撕裂”而呈現出滑向政治極端的危險趨勢。

當一個政權把罷免制度從“民主剎車”變成“政治武器”，當賴清德把“人心未穩”的政局變成“以斗養權”的賽道時，其本質早已背離民意所托，也預示著臺灣地區政治信用的崩潰邊界正在逼近。

“惡罷”終將反噬操盤者。賴清德的死亡交叉不是數據，而是趨勢；民進黨的絕對動員能力不是資產，而是負債。臺灣社會需要的是止損，而非繼續下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