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7年12月開始，上海市各大醫院接診的腹瀉病人開始呈幾何程度增長，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因為腹瀉而來醫院就診的病人人數從二十多人逐步增加到近千人，一時間讓醫護人員們措手不及。

這些腹瀉的病人除了腹瀉外，還有不明原因的發熱、嘔吐、厭食等癥狀，本以為是普通的感冒，但患者不僅全身乏力，而且面色越來越黃，甚至眼睛都發黃。

上海市衛生局王道民局長和上海市衛生防疫站都康平副站長的愛人都是醫生，所以他們都在第一時間從自己的愛人那里獲知了這一情況，于是立即組織進行流行病學調查——從這些病人的排泄物和嘔吐物中普遍檢出了痢疾桿菌，還在其中四十三人的嘔吐物和排泄物中發現了甲肝病毒。通過對這四十八人的病歷調查，發現他們在犯病前都吃過同一種水產品——毛蚶。

毛蚶

于是，上海市衛生防疫站派人對在市場上銷售的毛蚶進行檢測，結果在毛蚶里不光檢測出了痢疾桿菌，還發現了甲肝病毒！所以這四十八人被正式確診感染了甲型肝炎。鑒于甲型肝炎有大約一個月的潛伏期，這就意味著甲型肝炎疫情很可能已經在上海全面爆發。

1988年1月18日，根據上海市衛生局的預警，《解放日報》刊發了一篇報道：《衛生部門和廣大市民請注意 毛蚶可能攜帶甲型肝炎病毒》，并且在這一天開始統計甲肝確診病例——四十三例。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報》的報導

然后從1988年1月19日開始，甲型肝炎確診病例如同乘坐火箭一般噌噌往上躥，新增病例從每天一百多例很快就到了每天一萬多例，至2月上旬形成流行高峰，每天確診新增病例維持在一萬二千例至一萬七千例，最高峰是2月1日，當天新增病例一萬九千例。

至3月18日，上海累計確診甲型肝炎病例為二十九萬二千三百零一例，死亡十一例。如果算上身上攜帶甲肝病毒還未發病的人員，上海市當時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攜帶了甲肝病毒，占當時上海市總人口的12.5%（1988年上海市常住人口為一千二百萬人），顯然已經形成了甲型肝炎傳染病大規模爆發的疫情。

市衛生防疫站抽樣調查表明：甲肝患者大多是青年，以21至29歲居多，占45.84%；其次是30到39歲，占41.77%。患者的谷丙轉氨酶指數都在1000以上，其中70%伴有黃疸。

據當時親歷的醫生回憶：“來的病人臉色蠟黃，有的甚至連眼睛都黃；有的病人排隊排到一半暈過去了，我們看到他暈過去就把他抬進來，真的很可怕。”

1988年1月28日在黃浦區地段醫院排隊等候確診化驗的人群

在徐匯區中心醫院傳染科前排隊的病人

由于新增病例爆發式的增長，而當時上海市所有醫院的床位加起來不過五萬五千多張，而用于收治傳染病人的病床只有區區兩千八百張，病床的需求和病床的存量之間差距巨大。

排山倒海的病人涌入醫院，使得各醫院根本無力應對。這使得上海出現了解放以來的第一次醫療資源的大規模擠兌，由于病人數量遠多于病床數量，使得醫院內原有的秩序蕩然無存，經常出現兩撥人甚至是幾撥人為了爭奪一張空下來的病床而大打出手，以至于一些醫院不得不報警，請警察進入醫院來維持秩序。

人滿為患的醫院病房，走廊上都安排上了病床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上海市民根本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一時間市面上談“甲肝色變”，一個里弄里頭，只要出現一個人出現甲肝癥狀，整條里弄就如臨大敵，對出現甲肝癥狀的人各種如同防賊一樣的嚴防死守。市面上各種號稱可以治療或者預防甲型肝炎的“特效藥”，比如板藍根和片仔癀瞬間就賣到脫銷，變得一藥難求，片仔癀甚至貴到了三粒換一臺14寸黑白電視機的地步。

板藍根

片仔癀

隨著甲肝疫情在上海的傳開，在全國各地出差或者旅游的上海人頓時在外省群眾這里形同印度的“達利特”（不可接觸者），遭到了各種排擠甚至是歧視，上海人要住宿，旅社不收；上海人要乘坐公共汽車，被車上的人趕下車——這種歧視影響之廣泛和惡劣，以至于衛生部的傳染病專家康來儀不得不在報紙上解釋規勸：“上海人并非都帶有甲肝病毒，外地群眾的疑慮沒有必要”。

康來儀

但根本沒有任何效果，在群體性恐慌面前，這種解釋蒼白而無力。

直到1988年春節，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同志不顧各方勸阻，毅然繼續在上海過年，并出席了上海市春節聯歡晚會，還在晚會表演結束后親自上臺和前排演員一一握手。在走到表演雜技的小演員面前時，時年已經84歲的鄧小平還俯下身，慈祥地在小姑娘的臉蛋上親吻了一下。用這種特殊的方式穩定了上海人民當時的恐慌情緒。

鄧小平參加上海春節聯歡晚會，演出結束后，他俯下身，慈祥地在小姑娘的臉蛋上親吻了一下

面對兇猛的疫情，上海市政府在1月24日召開各區區長、衛生局局長、防疫站站長和市府有關委、辦、局負責人會議，部署防治甲肝事宜。針對病房和病床緊缺的問題，會議決定動用部分旅館、禮堂、俱樂部、空關新工房等，增設肝炎隔離點和床位；同時責成有關部門解決副食品、藥品、醫療用品等供應問題。

2月8日，上海市委成立由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同志為組長、副市長謝麗娟、陳鐵迪為副組長的肝防領導小組，統一組織全市抗疫行動。2月10日，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的江澤民同志發出號召：“全市動員起來，打一場防治甲肝的人民戰爭。”并提出具體要求：“三天內將肝炎病人全部收治，此為當務之急。只有把病人一個不漏收進隔離，才能切斷病毒傳播。”

視察醫院并和醫護人員交談的謝麗娟副市長（她自己從政之前也是名醫生）

陳鐵迪

根據市委的指示，上海各個醫院各顯其能，盡一切手段增加病床：

以上海市傳染病醫院為例，該院原有290張肝炎床位，在時任院長巫善明的指揮下將天通庵路總院的醫生辦公室、會議室、浴室、走廊和自行車棚全都利用起來安置病床，同時將還在建設的同心路分院、一所學校和一幢未有人入住的剛建成的居民樓利用起來安置病床，這樣一共增加了1228張床位，用巫善明的話來說：“等于開了四個醫院。”

巫善明

通過和上海市傳染病醫院類似的措施，再加上上海縣、寶山縣、嘉定縣和川沙縣也“調劑”出了約500張病床用以接受來自市區的患者，使得整個上海市的衛生系統總共“調劑”出60434張床位。

此外，全市的工廠、企業將自家的倉庫、禮堂、招待所、文化館等改成臨時隔離病房，供本企業的甲肝患者入住，不讓他們擠占醫院的病床資源。

此外，解放軍八五醫院支援了300張病床接收地方的甲肝患者；一些旅館也轉變功能被臨時征用為隔離病房：黃浦區政府征用了嚴橋中學、濰坊小學、浦東文化館、安東旅館等，設病床4000余張。還將位于浦東的（當時還沒有浦東新區，而是分屬黃浦區、楊浦區、南市區以及川沙縣、上海縣）剛剛竣工不久、尚未有居民入住的乳山新村（本廠長在乳山三村住了十二年，直到為了修世紀大道而動遷）二十幢多層樓房征用，作為臨時隔離病房；靜安區政府利用學校、新建住房、文化站等十一處場所增床位9952張；楊浦區政府設病床1.8萬張。

在區中心醫院視察并與醫務人員座談的黃浦區副區長陳志榮

一處由華山醫院設立的臨時隔離病房

華山醫院感染科醫生在甲肝病區巡查

在各行各業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市在甲肝疫情爆發期間開設額外的隔離病房1254處，床位11.8萬張，另外在有條件的居民家中安排了2.9萬張家庭病床以便癥狀較輕的患者作居家隔離。

對甲肝患者的家庭成員、同事、共同居住者、醫護工作人員，以及免疫能力低下的兒童和孕婦、環衛工人、接觸食品的操作工、炊事員、保育人員等重點易感人群，防疫部門為其接種丙種球蛋白，提高這部分人群的免疫力。對有居家隔離病患的居民區，防疫部門會派專人上門送漂白粉，并指導居民如何使用消毒——

居家隔離的上海市民

短時間新增的大量病患導致上海各大醫院的醫護人員不敷使用，當時上海總共有十萬名醫護人員（算上部隊醫院），其中五萬五千名醫護人員在第一線。為彌補一線醫護人員的不足，在上海的各大醫學院校和護士學校的約四千名在校師生一律暫停工作和學業，支援各醫院和各臨時隔離點；另外，各醫院又緊急召回了近兩千名已經退休的老醫生和老護士“重新上崗”，在專門為篩查病患的“毛蚶門診”點指導年輕醫生和護士進行治療和護理工作；長征、長海等解放軍醫院派出三百名醫護人員支援地方工作。這些可敬可愛的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平均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沒有他們的辛苦付出，上海甲肝疫情造成的損失將無法想象。

甲肝期間的“毛蚶門診”

雖然甲型肝炎是自愈性傳染病，一般情況下不需要任何藥物，依靠自身免疫力就能自愈，但患者和家屬的情緒非常恐慌，吵著要吃藥。因此每天各種藥材的消耗量非常驚人。為了保障上海市的藥材供應，上海中藥制藥一廠、天平藥廠等上海市當地的制藥企業加班加點，幾乎在疫情肆虐的半個月時間內生產出超過1987年全年產量兩倍到五倍的片劑、液劑和針劑藥物；上海市藥材公司在疫情期間從外省協調調撥，總共籌集防治肝炎藥材76萬公斤。

1988年2月1日，上海中藥一廠積極生產甲肝病人急需治療使用的菌梔黃針劑

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湖北、陜西等省、直轄市的制藥企業在上海疫情爆發后給予上海無私的支援，疫情期間總共提供了茵陳、板藍根、大青葉等24萬多公斤和丙種球蛋白針劑105萬瓶。

在全市積極抗疫的同時，對傳染病源的溯源工作也在緊張開展：

1月25日至2月25日，上海全市組織了12個區的一千二百多名防疫人員進行急性肝炎病例配對和居民整群抽樣等流行病學調查。配對調查結果顯示：生食毛蚶與不食毛蚶肝炎發病相對危險性為9.6倍；居民整群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生食毛蚶與不食毛蚶發生急性肝炎相對危險相差24倍。通過大量流行病學調查，基本認定上海的甲肝流行是因食用毛蚶引起。

不過，當時在上海市面上售賣的毛蚶來自好些地區，山東、江蘇、浙江沿海捕撈的都有。為了避免“一刀切”，上海市衛生局局長王道民奉謝麗娟副市長“立即送毛蚶檢驗，檢驗其攜帶甲肝病毒情況”的指示，將從市場上采集到的各種毛蚶樣本送往上海市衛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進行病毒檢測，結果發現來自啟東的毛蚶攜帶甲肝病毒。

而根據溯源調查，這種類型的毛蚶出現在1987年10月上海市港務局在長江口啟東縣疏浚長江江段時挖出的一個長約20余公里、平均厚度1至3米的天然野生毛蚶集聚帶。由于這個毛蚶聚集帶“量大管夠”，其價格相對于當時占據上海水產市場的山東和浙江養殖的毛蚶有很大的優勢（養殖毛蚶一斤賣0.7元，而啟東毛蚶一斤賣0.25元），結果一舉將上述兩地的養殖毛蚶擠出了上海水產市場，使得在甲肝疫情爆發前上海市面上出售的毛蚶幾乎都是“啟東毛蚶”。其在上海市水產市場銷售的時間和上海最初的一批甲肝患者的出現之間間隔剛好是一到兩個月，正好是傳染病的潛伏到爆發期。

再加上當時上海市民處理毛蚶的手法是僅僅用開水燙一下，甚至直接用清水洗一下后就直接生吃，使得毛蚶中的病毒得不到消殺，直接進入了人體，造成感染。

3月5日，上海市衛生局在新聞發布會上通報：“市衛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采用核酸雜交方法，證實啟東毛蚶攜帶甲肝病毒。”

在確定傳染源是毛蚶后，上海市政府當即下達“禁售令”：“全市禁止運輸、銷售毛蚶。為此，市政府組織市衛生、工商、環衛及公安局采取聯合行動，把市面上的所有毛蚶（包括存貨）全部銷毀，并在市郊要道設卡，禁止毛蚶進入上海。”這條“禁售令”延續至今，時至今日，毛蚶依然是上海市政府頒布的《關于本市禁止生產經營食品品種的通告》中明令禁止生產經營的食品品種。

面對個別為了暴利而選擇“頂風作案”的不法之徒，上海市公安局和市場監管部門“重拳出擊”，只要發現或者接到舉報有人販賣毛蚶的，第一時間出警并抓人扣貨。甲肝爆發疫情時本廠長7歲，某天跟著爺爺去菜市場的時候曾親眼目睹兩個賣毛蚶的小販被警察帶走——

此外，上海市政府通過媒體反復向市民宣傳預防傳染病的健康知識，比如：“飯前便后用肥皂加流動水反復洗手，是最好的消毒方法”、“不喝生水，保護水源不被肝炎病人的糞便污染也是關鍵的一環”、“要注意飲食衛生：如不要隨意在小攤上吃東西，不吃生冷不潔食品，堅持餐具煮沸消毒，提倡分餐制等”。

也正是因為肝炎疫情，改變了許多上海市民堅持了幾十年的生活方式，比如1988年開始上海家庭分餐制的比例較1987年大幅度提高——

在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等措施的多管齊下之下，從2月15日開始上海的甲肝疫情新增病例開始直線下降，至3月初，疫情基本被控制，原本預計春節后會出現的第二個流行高峰并未出現。至3月中旬，甲肝的發病率回歸到正常水平。

3月21日，市衛生局向衛生部報告：“1988年1月19日至3月18日，全市甲型肝炎累計發病二十九萬二千三百零一例，直接死于急性、亞急性黃色肝萎縮的病例為十一例。”

至此，1988年的上海市甲型肝炎疫情大流行終于平穩渡過，成了整整一代上海市民刻在腦海中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