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瑞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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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君按：在創作了繪本《孩子劇團》后，作家徐魯并未停止對“孩子劇團”這一熱血少年群體的關注和研究。今年，他再次與少年兒童出版社（簡稱“上少社”）合作出版了小說《孩子劇團》。歷經4年創作而成，這部小說誕生的背后有哪些不尋常的故事？作者的創作內容和手法有哪些新變化？為什么作者說“《孩子劇團》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在‘少年浪漫主義書寫’‘革命浪漫主義書寫’上的思考與追求”？

徐魯

1992年，徐魯的第一本散文集《飛翔的蟬聲》里收錄了一篇紀實散文《遙遠的星空——郭沫若與孩子劇團》，這是徐魯第一次寫抗戰中孩子劇團的故事。從那時起，他就一直留心和搜集有關孩子劇團的史料，一有機會就沿著孩子劇團當年的轉移路線走一走，例如大運河沿岸、重慶樂山等地，更不用說孩子劇團的主要陣地上海和武漢了。

紅色題材大型原創兒童劇《孩子劇團》在武漢首演

在獻禮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時，徐魯創作了繪本《孩子劇團》，但繪本故事篇幅十分有限，只有兩三千字，與孩子劇團有關的更多的人物、故事、背景與細節，無法在如此短的篇幅里呈現，這讓徐魯感到意猶未盡。

披閱過大量的史料，數次盤桓在漢口江岸培心小學舊址、武昌曇華林、黃石市石灰窯一帶，切實地追尋過孩子劇團當年的足跡，感受到那群熱血少年在國難當頭時敢于挺身而出，有所擔當、有所作為的“少年精神”之后，徐魯從多年前就萌生過的、重述孩子劇團的故事的念頭，也漸漸變得清晰和強烈了。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通過和上少社（上海）編輯韓璐第三次聯手合作，徐魯的獻禮之作《孩子劇團》出版。

《孩子劇團》

作者：徐魯

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

孩子劇團是在黨的領導下，輾轉上海、武漢、重慶等地，投入全國抗日救亡的洪流中的。戰火烽煙八千里，少年的腳步踏著破碎的山河大地。他們是“少年強則國強”“少年不亡則國不亡”的最好的故事詮釋。這群熱血少年為了祖國，為了民族，奮起抗爭、不畏艱難、勇往直前的奮斗精神，也在激勵和鼓舞著徐魯去完成這部作品。他說：“長篇小說《孩子劇團》的創作，算是完成了我的一個夙愿。”

1937年，孩子劇團團員在上海合影

“紅色題材”是徐魯的文學創作中情有獨鐘的題材。少年奮斗者，也是他在《遠山燈火》《此生屬于祖國》《羅布泊的孩子》《紅孩子》等許多作品里的主人公。在本書中，我們不僅能看到孩子劇團20多個少年的勇往直前、百煉成鋼的精神，還能看到孩子劇團存在的歷史時段里與之相關的諸多文化名人的出場，以及上海、武漢這兩座英雄城市的悲壯經歷和獨特的城市精神。當然，這背后是作家徐魯對這一系列題材的濃濃情懷和深刻價值觀。

*以下為 采訪人劉瑞麗與作家徐魯的對談內容，Q為劉瑞麗，A為徐魯

大量梳理孩子劇團史料，只為讓小說的氣氛“地道”

Q：孩子劇團主要的活動范圍是在上海和武漢，正好是出版方上少社所在地和您所生活的城市，請分享您和上少社以及本書的策劃編輯韓璐的合作經過。為什么這個主題會吸引您，你們的初心是完成一本怎樣的小說？最后在討論、磨合中產出的最終內容是否符合期待，有哪些變化？

A：是的，孩子劇團的主要活動地點就是上海和武漢這兩座英雄之城。可以說，孩子劇團的故事，是這兩座城市各自所擁有的豐富的“紅色文化”中十分獨特的組成部分。

在創作《孩子劇團》之前，我與韓璐已經有過兩次合作：一是她在北京的出版社工作時，為我編輯出版過一部兒童詩選集《美麗的愿望》；到上海工作后，她又為我編輯出版了另一部兒童詩集《少年人的太陽》。正是有了前兩次合作經歷，當韓璐提出，希望我能為上少社創作一部長篇新作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了，并且約略地給她講述了誕生在上海的孩子劇團的故事。

韓璐是一位很有“編輯嗅覺”和經驗的編輯，瞬間就感覺到這個題材非常適合在上海出版。她在第一時間就向社領導做了匯報，很快，陸小新總編輯就給我打來電話，我們在電話里聊了很久，我談了我對這個題材的大致構想。感覺得到，小新總編輯對這個題材很是贊賞和激動，他也認為這樣一部書在上少社出版再合適不過了。

我在著手創作期間，與韓璐溝通交流得并不是很多。我寫東西一向喜歡按照自己原有的思路來進行，比較“固執己見”，一般不會被包括編輯在內的“外部”意見所改變，除非我自己的想法從一開始就沒有獲得出版社的認同。我確定自己要寫的就是一部“少年奮斗史”，以孩子劇團當年的真實經歷和主要人物為小說的故事和人物原型，是一部半虛構、半紀實風格的長篇小說。當然，有一個意向我和出版社是一致的，那就是用這部書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小說最終故事內容的呈現，與我的創作初心相比沒有什么改變，包括分成上下兩部（兩個大的篇章）的構思。

Q：這本近15萬字的小說從您醞釀創作到出版問世，歷時4年，請講講4年來您的創作心路歷程。寫這本書最花精力的地方在哪里？您最滿意的地方是什么？

A：孩子劇團作為一個“少年奮斗者”群體，在黨的百年奮斗史上，在國難當頭、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的歷史上，留下了光榮的一頁。

我在40多年前就讀過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陳模先生的長篇兒童小說《奇花》。陳模是一位“老革命”，1937年9月在上海參加了孩子劇團，當時只有14歲，第二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春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新中國成立后，陳模先后擔任過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北京市文聯黨組書記等職務。1980年，陳模取材于孩子劇團史實，創作了30余萬字的長篇小說《奇花》。這大概是孩子劇團成立始末和曲折的故事，第一次以長篇兒童文學的面貌進入讀者視野。

1995年，上少社（上海）又出版了陳模、曹大慶編的《孩子劇團抗戰兒童戲劇佳作選》，收錄了孩子劇團當年排演過的《幫助咱們的游擊隊》《捉漢奸》《復仇》《團結起來》《樂園進行曲》《禿禿大王》等兒童街頭劇、啞劇和童話劇的劇本，以及當年一些小演員和編創者的回憶。曹大慶也是當年孩子劇團的小團員之一。這部兒童劇本選集甫一出版，我就趕緊買來讀了。

1996年7月，孩子劇團史料編輯委員會以非賣品的方式，編印了圖書《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孩子劇團史料匯編），全書有五六十萬字之多，這是孩子劇團方方面面的史料文獻的集大成者。1998年9月，當年擔任過孩子劇團負責人和團長的許翰如先生，出版了回憶錄《大海浪花——回憶孩子劇團的戰斗生活》，也為后來的研究者留下了一筆可靠的史料。

2021年，我的《孩子劇團》繪本出版后，我與故事的主人公、孩子劇團當年19歲的團長和革命者“吳哥哥”吳新稼的哲嗣吳驊先生取得了聯系。我們在武漢見了面，他給了我熱誠的鼓勵。他的兩個姑姑，當年也從家鄉宜昌找到武漢，跟著哥哥參加了孩子劇團。吳先生跟我說，他的姑姑也希望我能把孩子劇團的故事寫成長篇小說。吳先生還贈送給了我一部珍貴的書：《坎坷人生 矢志不渝——吳莆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吳莆生就是吳新稼到上海參加革命前的原名。這部書是吳新稼的子女們為父親編印的紀念集，沒有正式出版，但收集和編選了許多珍貴的、鮮為人知的史料。

以上幾種文集，當然并非孩子劇團史料的全部，卻是最為翔實和寶貴的幾種。我在創作過程中，要說最花精力的地方，一是大量地閱讀、梳理、甄別孩子劇團的史料，從中找到許多鮮活的細節；二是閱讀和了解大量的舊上海劇院、碼頭和松江、寶山、鎮江等地的民俗風情，從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材料。

如果說，小說里有我自己比較滿意的地方，那就是我在上部里寫到的舊上海的貧民區和碼頭的風情，還有對革命者經常秘密出入的一些進步書店和劇院的描述，包括它們所在的街道地圖，我下了不少工夫查對。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小說的氣氛盡量“地道”一些，讓讀者置身其中的“代入感”強一些。所以，我偶爾也使用了一點舊上海的市井方言。這一點，我也特意叮囑出版社，在編審稿子時為我把把關，以免個別方言使用得不恰當。

展現上海、武漢這兩座英雄城市的悲壯經歷和獨特的城市精神

Q：您如何選擇本書的主角？《孩子劇團》展現了怎樣的抗戰精神？您曾經說過，童年時讀到的書，往往就是能夠給你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打“精神底子”的書，您希望通過這本書，讓讀者鍛造出怎樣的精神底色？

A：本書的第一主人公，應該是19歲的青年革命者、孩子劇團團長吳新稼。這是由孩子劇團真實的經歷所決定的。我在寫孩子劇團的小團員們的歷練與成長，同時也在寫吳新稼從一個浪漫的少年（他曾被同學稱為“少年雪萊”）漸漸成長為一位成熟的青年革命者的經過。19歲的吳新稼，在帶領21個孩子離開上海前，曾向黨組織許諾，不僅要保護好孩子劇團的每名小團員，而且還要把他們都培養成堅定的少年革命者和共產黨員。貫穿整個小說的，就是他和孩子劇團在火線下和征途上經歷的種種困難、磨煉和成長的故事。

另外一些故事主角，就是像阿祖、壯壯、妮妮等小團員。他們有的是孩子劇團原本的人物原型，如小林、曹云慶；有的則是幾個孩子形象的“合并”，如壯壯、阿祖。

小說《孩子劇團》插圖

記錄一個大時代的家國風雨，再現一群少年奮斗者堅忍不拔、自強不息的成長經歷，通過不同的人物故事，多側面地呈現一個大時代的風雨和戰亂中的家國情懷，展現上海、武漢這兩座英雄城市的一段悲壯經歷和獨特的城市精神，這是我在創作中時刻提醒自己的“大主題”。就像當年孩子劇團剛抵達漢口時，文學家茅盾給孩子們的題詞中所言：“誰對于民族前途抱悲觀的，請看看這一隊沖開了敵人的炮火的勇敢、天真、活潑的未來的中國主人！”我希望，今天的讀者們能從這些少年奮斗者的身上，感受到我們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奮發圖強，雖飽受挫折，卻依然百折不撓、勇往直前、不斷浴火重生的精氣神。這也就是我想在書中展現的“抗戰精神”和“精神底色”。

小說《孩子劇團》插圖

你說得很對，童年時讀到的書，往往就是能夠給你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打“精神底子”的書。比如，我在創作這個作品時，頭腦里時常縈繞著過去讀過的蘇聯時期兒童文學家蓋達爾的一些少年小說的影子，如《鐵木兒和他的隊伍》《少年鼓手的命運》《遠方》等。蓋達爾的這些作品不是我具體的“參考書”，但他的文學觀、價值觀和革命浪漫情懷在潛移默化地指引著我。

Q：本書涵蓋真實歷史事件和歷史事實，以孩子劇團的形成和成長為主線，展現了當年抗戰環境下碼頭工、賣花女、流浪兒、船工、士兵等群體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狀態，描繪了一幅人物全景圖。故事里還有周恩來、鄧穎超、冼星海、麥新、郭沫若、茅盾等真實人物出場。您為什么要寫一本如此“真實”的小說？您在講述這些名人的故事時做了哪些背景研究，如何在他們眾多的鏡頭中選擇最適合的片段，見微知著地展露他們的偉大品格？

A：這些真實人物，尤其是諸多文化名人的出場，不是我的虛構，而是孩子劇團真實的歷史存在。其實，在孩子劇團存在的歷史時段里，與之相關的名人還有很多，我只是選取了較為重要的幾位。孩子劇團自誕生之初，就受到上海地下黨的關懷和領導。直接出面與孩子劇團接觸，甚至來到孩子們中間教他們唱歌、演戲的，當然以進步的文化人（他們有的本身就是共產黨員）居多。抗戰時期先后在上海、武漢、重慶、桂林等地的郭沫若、茅盾、冼星海、麥新等真實的文學家、音樂家，對這些孩子的成長影響舉足輕重。

例如，在武漢期間，孩子劇團的演出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不滿，他們妄圖解散這支小小的新生力量。當時郭沫若正在籌備建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他根據周副主席的指示，決定把孩子劇團收編到黨領導的第三廳來，不讓國民黨的陰謀得逞。為此，郭老在自傳《洪波曲》中高興地寫道：“孩子劇團隸屬于第三廳，是在籌備中完成的，我自己認為是最滿意的事。”不久，孩子劇團就住進了第三廳所在地武昌曇華林。當時，郭沫若陪著周副主席、鄧媽媽來到孩子們的住處，查看每個宿舍，是不是每人都有了蚊帳，還有什么困難。郭沫若還認真地看了孩子們自己辦的壁報，對其中的幾篇稿子一筆一畫地改正了錯字，囑咐孩子們：“以后生活條件好一點了，你們一定要好好學習喲！”不久，他果然安排了一些文化教員來給孩子們講戲劇、音樂等方面的知識。

再如，1940年秋天，孩子劇團第二隊從樂山演出完回到重慶。這時，重慶常常受到敵機的空襲，第三廳的機關搬到重慶市郊。郭沫若考慮到在市郊一時難以找到房子，便讓孩子們搬到了他住的院子里。孩子們到達時，天已黑下來了，他們看到郭伯伯，就像見到了久別的家長一樣，喜氣洋洋地向郭伯伯匯報：“我們收到您寫給我們的信了！我們在您的家鄉演出之后，按照您的吩咐，去逛了峨眉山，爬上了千佛頂……”夜深了，全隊的行李還沒運到，疲勞的孩子們一個個依偎在鄉村的草垛上或鋪著稻草睡著了。郭沫若夜間工作結束，走到院子里看望孩子們時，發現孩子們已經睡熟了，便立刻回到屋里，把棉被、夾被、毯子和衣服全部拿出來，一次一次地抱著替孩子們蓋上，生怕孩子們被夜露寒氣凍著了。有一次，孩子們跑到郭沫若住處玩，看見他正在翻閱一本甲骨文刻本。他便一字一字地教孩子們認辨甲骨文，告訴他們，這是祖國最古老的文字。

像這樣的真實故事，本來就是孩子劇團經歷中生動的情節篇章，我覺得用不著再做太多的虛構，有的細節就照著歷史本來的面目去講述，反而更加真實和生動。當然，我在小說里也不盡然是簡單地陳述史實，而是對史實有所選擇、剪裁甚至進行少許的虛構，借以塑造真實的人物形象。例如對小說里的“星海叔叔”形象的塑造，我就虛構了小雅讓妮妮去給冼星海獻花，以此表達她內心對冼星海的仰慕和崇拜的細節；到了漢口后，冼星海特意給孩子們買了禮物，到孩子們的住處看望大家，然后再次教孩子們唱歌的情景，也是虛構的。

小說《孩子劇團》插圖

這也是一本對讀者來說“開卷有益”、增長識見的小說

Q：本書穿插著講述了很多生物科學、地理知識、文化常識，把帶有知識性、地域文化、民俗風味的內容串聯起來，成為本小說的特色之一。您這樣寫作的目的是什么？

A：相較小說的故事和人物來說，你列舉的這些都是小說里的“閑筆”，屬于“細枝末節”的東西。它們可能并不是故事情節“必要”的東西，但作為一部小說，尤其是兒童小說，有了它們，細節上就可能變得豐盈婆娑一些。而且對讀者來說“開卷有益”，讀完一本小說，除了“激勵”和“感動”，還可以增長一些識見，就像孔子所說的，讀《詩經》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尤其是時隔久遠的“年代故事”，這其中還有許多屬于歷史、人文、地理、地域文化、民俗風情……可以隨著小說故事而進入今天的讀者的視野，或是重新喚醒他們的記憶。

當然，這里的前提是要看在講述故事時是否可以處理得比較自然，而不能生硬地“堆砌”和“旁枝逸出”。比如，我在寫到孩子們第一次坐著奔馳在平漢鐵路上的火車到達漢口時，第一眼就看到了武漢街頭在風雪中盛開的紅梅，這既是借景抒情，預示著春天的到來，順便也寫到了梅花與武漢這座城市的淵源；寫到孩子們在漢口第一次“過早”吃到了熱干面時，順便講了一點武漢熱干面的來歷；等等，都是出于讓小說的敘事與人文含量盡量豐饒一些的考慮。當然，這其中也有似乎用力過度，寫“過”了和稍顯“臃腫”的地方。

Q：您在講述日寇屠戮中國百姓、傷害中國大地的時候，并沒有細致講述殘忍殘暴的場景，而是用寬泛的形容把細節“帶過”，這是您有意為之嗎？您對兒童讀物中血腥內容的處理有怎樣的認識和經驗，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

A：正如英諾森提筆下的反法西斯題材的名作《鐵絲網上的小花》一樣，孩子劇團的故事，也是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綻放的一束金色小花，是一簇浸潤著熱血少年們的奮斗血雨的青春之花、希望之花和理想之花。在一部兒童文學作品中，不宜正面去描述日寇如何殘忍地殺戮，中國人包括婦女、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在戰爭中飽受的痛苦和創傷，這似乎是一種“共識”。但侵略者的殘暴和侵略戰爭的殘酷性，又不能輕描淡寫，所以，我基本采取了三種處理方式：

一是不正面寫，但可以從側面寫，比如寫戰爭帶來的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和孩子們流離失所的情節。比如孩子劇團有20幾名小團員，年齡最大的才19歲，最小的只有8歲，孩子們小小年紀就飽嘗家破人亡、成為“小亡國奴”的痛苦，對殺人放火的日本鬼子和漢奸充滿了憎恨，一顆顆幼小的心里，埋下了同仇敵愾的種子。

二是借助孩子劇團演出的《捉漢奸》《幫助咱們的游擊隊》等街頭劇，采用“劇中劇”的方式去展現個別情景，例如孩子們唱那首《流浪兒》時就會唱到：“我們都是沒家歸的流浪兒，流浪兒，流落在街頭沒飯吃，沒飯吃；日本鬼子打到我們的家，爸爸媽媽全被殺，全被殺……”

三是借助小說里的人物之口，從側面反映戰爭的殘酷性。比如有一個情節寫到，一位老兵看了孩子們演出的街頭劇，沖上臺去，把最小的小團員抱在懷里，流著眼淚對臺下的觀眾說：“誰無父母，誰無妻兒？看著這群無家可歸的孩子，誰不難過啊！日本鬼子侵占了我們的土地，欺凌我們的人民，我們不能淪落為亡國奴，我們要起來和他們戰斗到底！”這時候，“決不當亡國奴！”“戰斗到底！抗日到底！”人群里爆發出一陣陣呼喊聲；再比如，郭沫若等人在曇華林招待孩子們的時候，聽到孩子們的講述和演唱的歌曲，郭沫若及其他在場的人都流出了眼淚。當時，郭沫若激動地站了起來，說：“我從日本回國半年了，今天可以說是我最快樂的一天。9歲的小弟弟就曉得出來救亡了，是作孽么？不，是幸福！好像是一株植物，放在溫室里雖然茂盛，但一拿出來就謝了。唯有在山谷里，在寒風暴雨中磨煉出來的樹木，才是堅強的，才能發展起來，頂天立地。中國有了你們這群不怕艱苦的兒女，中國也要在苦難中漸漸長大起來的。你們就像小樹，在艱難困苦中一天天長大起來吧！”這些都屬于側面描寫。

“雖然那光陰易逝，但我們的理想之花，必將迎風怒放”

Q：這部作品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時出版，恰逢其時。這次您的創作內容和創作手法，與以前相比有哪些創新和變化？您認為本書的出版意義是什么？

A：創作長篇小說，需要一定的時間和足夠的耐心與定力。這部小說從當初的起意創作到最終完成，耗時真是夠長的了。孩子劇團的故事本身也是比較曲折和復雜的，涉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共產黨與國民黨頑固派之間的斗爭，未成年的孩子們在戰爭陰影下的生活與成長，共產黨人如何引導和幫助孩子們追求光明和理想，而他們的父輩正在前方流血犧牲，還有孩子劇團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劇中劇”，等等。所以，如何從復雜的題材中剝繭抽絲，提煉出清晰的故事線索，塑造出鮮明的人物形象，對我來說是又一次新的挑戰。與我以往的“紅色題材”創作相比，《孩子劇團》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在“少年浪漫主義書寫”“革命浪漫主義書寫”上的思考與追求。

“要活著，并且記住！”“……不要哭。我們要記住小雅姐姐對大家說過的話：勇敢地活著，去看到明天！”這是吳新稼在小雅犧牲后叮囑和勉勵孩子們的話。在故事里為掩護孩子不幸犧牲的少女小雅，她給孩子們朗誦過的英勇的巴黎公社戰士的一首詩《紅石竹花》，貫穿整個故事。這既是真實的故事細節，同時也是一個象征：“紅艷的石竹花呀，告訴他，革命者的情誼地久天長。請你告訴他們，雖然那光陰易逝，但我們的理想之花，必將迎風怒放。”詩中的“他”與“他們”，與其說是指他們的同時代人，不如說是一代代后來者。美麗的少年理想之花，是任何困難、黑暗和寒冷都無法阻擋的，它們必將迎風怒放。這也是我在書中想要抒發的一種浪漫信念。

Q：接下來，您考慮繼續創作紅色小說嗎？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怎樣的兒童文學？

A：1986年4月，一個名為“新孩子劇團”的少年藝術社團在武漢成立。“新孩子劇團”設在武漢的一所小學名校——長春街小學，校園里矗立著一座孩子劇團塑像，還有一個“孩子劇團陳列館”。迄今已有兩萬多名小學生做過“新孩子劇團”團員。孩子劇團當年從上海長途跋涉轉移到武漢后居住過的武昌曇華林，如今也是武漢市民和外地游客時常慕名而來的“打卡”之地。這件事本身就說明，我們這個時代的少年兒童，是需要“紅色故事”，需要“紅色文化”和“紅色精神”的滋養的。

紅色題材的創作，是我一個永遠不會厭倦的“復合聲”，是我將深入開掘的“大主題”。你注意到沒有，在《孩子劇團》結尾，我特意留下了一些“懸念”——其實也是未來的“敘事空間”：吳新稼繼續留在霧氣茫茫的山城重慶，迎接新的斗爭；孩子劇團的小團員們，有的轉移到了山區的東江抗日游擊縱隊，有的轉移到了延安。他們到了延安，到了正在前線戰斗的父母親身邊，又會發生怎樣的故事呢？小說寫到結尾，我本來還構思出一個場景：孩子們剛剛到達延河邊，就與比他們早幾天到達延安的冼星海叔叔意外重逢了，而且壯壯還意外地看到了來接他們的一個人——一個讓他日思夜想的人：在上海時見過的永昌哥哥。這時候，星海叔叔、永昌哥哥，都已經是穿著灰布軍裝的八路軍戰士了……這些情節懸念，我想，都留待未來要寫的一部小說里吧。我想象著，那應該是一部與沈大力先生用法文寫的《延安的孩子》（又名《懸崖百合》）同類題材的小說。

至于說，我們這個時代需要怎樣的兒童文學，這個話題很大，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但讓小讀者們能從兒童文學里找到光亮和理想，獲得成長的勇氣、智慧和力量，能從不同時代的人物身上，尤其是同齡的少年奮斗者身上，感受到我們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奮發圖強，雖飽受挫折，卻依然百折不撓、勇往直前、不斷浴火重生的精氣神，感受到人類的永不泯滅的人性之美、理想之光，從而勇敢地向前，去追尋未來的童年之夢，這是任何時代的兒童文學都應該具有的一種“底色”。

*本文圖片由上少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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