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區，一位奔70歲的老人，蝸居在漏雨的房子，每天刷10小時短視頻。

“都刷惡心了。”他嘟囔著。

若只看此場景，你可能以為，這是“下沉市場”里的孤寡老人，網紅鐮刀下的“老年韭菜”。

但這位老者，不是別人——而是王朔，當年京圈里一呼百應的“朔爺”。

最近，鮮少露面的王朔，罕見地接受了一次采訪，幾個小時長，話語間仍然“兇猛”，不時爆出犀利“金句”。這個訪談，是王朔系列小說《起初》出版社編輯所張羅的。

《起初》一套四本，從2022年出版的《起初：紀年》，到2023年的《起初·竹書》和《起初·絕地天通》，再到2024年的《起初·魚甜》，雄心勃勃，卻文字艱澀，問津者少。在豆瓣上，《起初·紀年》評價者尚屬最多，卻也只有1748人，其余三本，不過兩三百。

相比之下，他同時代的作家余華，2021年也出了新作《文城》，有著65897人評價，頗為懸殊。不過，王朔有自知之明，《起初》小眾嘛，賣成現在這樣就不錯了。

與余華近些年頻繁在公眾面前拋頭露面（甚至都成了網紅）不同，王朔不愿見人，多年來，最遠也就只到過北四環邊上（他應該住在西北六環開外）。出版社做書展，問，能不能來，王朔果斷拒絕，不去——誰愛看你這張老臉？

年輕那會兒，他看到過“好多老人特別無恥，到處給人題詞，參加亂七八糟的會”，他當時就想，“我老了以后絕對不能這樣，誰看你們老臉。”

當年，他曾和朋友約定，絕對不活到四十——活那么老干嘛？結果，“我還腆著臉活到了四十歲。”如今，被女兒調侃：要死死院里，死屋里房子不好賣。

視頻里，王朔遲暮，聲音略顯暗沉，一頭標志性的短發，白了，卻仍傲然地挺立著。

他仍然記得，接近半個世紀前，自己剛步入寫作門檻的時光。

1978年初，青島某海軍倉庫衛生室。20歲的王朔裹著軍大衣，在消毒水氣味中哈出白氣。窗外是德國殖民時期的紅黃頂建筑，鐵藝陽臺積著薄雪，很像后來宮崎駿《魔女宅急便》里的場景。現在回想起來，他喜歡這座城市。

這里，是他寫作的起點，就在那個冬天，他完成了第一篇小說，題為《等待》，五千多字，寄給《解放軍文藝》，三個月后，收到發表了這篇小說的雜志。這成為他人生的轉折，寫完第二篇小說，“總政”來電話了，他被調到雜志社“看稿子”。

《等待》很稚嫩，在網上這篇小說全文下面，有網友留言說：就這？那我當作家也不是無望。

事實上，當年，青年王朔的想法，也如出一轍——看了不少小說之后，他的反應和上面這位網友一樣，就這，我也能寫。

當年受過哪位作家的影響？他說，有，但恥于承認——總是能看出他們的破綻。所有小說都有破綻，沒有完美的，“看到破綻我就不看了。”

就連海明威，他都覺得能“讓我看出點破綻”——“《老人與海》寫的不行，假爺們，咬著后槽牙裝硬漢。”

或許，不是別人不優秀，是他進化得太快。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當他的“痞子文學”橫掃全國時，北京土話、俗語成為他的語言特征。他說，要讓販夫走卒也能看得懂，但老同志氣得摔茶杯：“市井污言！”

如今，年近七旬，他仍然很挑釁，宣稱普通話本身不是文學語言，“正經普通話寫出的小說一定是枯燥的，語言都太規范了。”

在他眼中，規范即枷鎖，日常生活的鮮活韻律被過濾殆盡，“最有特點的，都是不干凈的話，特別生動。”

當被問及當下網絡流行語是否污染語言時，王朔表現出難得的寬容：“任何時代，沒有網絡的時候，也都有流行詞。流行詞這東西它就自然淘汰吧，有的也許能留下來，大部分留不下來。”

這種對語言自然演變的尊重，與他對方言的珍視一脈相承。

寫《起初》，王朔除了用北京話，還有上海話、陜西話、河南話、粵語輪番登場。他不會這些話，解決的方法很沒有含金量——就在網上搜。

《起初》寫的是漢武帝的故事，是歷史，也不是歷史。王朔只是借著這個人物，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百無禁忌。

《第二十二條軍規》作者約瑟夫·海勒有一本少有人知的小說《上帝知道》，主角也是一個皇帝——大衛王，王朔構思《起初》之前，看到了這本書，他尋思，還能這么寫，“大衛王給寫得別操蛋，把我腦子中的有些東西給打碎了。”

這種"祛魅"的歷史觀，正是《起初》系列的基調。

王朔筆下的漢武帝不是史書中那個雄才大略的圣主明君，而是一個有血有肉、充滿矛盾與弱點的普通人。他周圍的大臣們也不是忠奸分明的臉譜化角色，而是一群各懷心思、互相算計的官僚。

這種對權力本身的反思，使《起初》超越了普通的歷史小說范疇。王朔試圖解構的，不僅是具體的歷史敘事，更是看待歷史的方式。

在《起初》中，漢武帝與大臣的朝堂議政，被王朔寫成了充滿現代職場“草臺班子”的即視感。這種“草臺班子”的描摹——認為歷史是由一群能力有限的人即興演出的鬧劇——已經成為這套小說最受歡迎的視角之一。它消解了歷史的莊嚴感，卻賦予了荒誕的真實性。

“你看漢朝第一代就特別清楚，劉邦他們這幫塔兒哄（北京俗語，指干活馬馬虎虎混日子），最后都沒規矩，在那瞎弄。”這撕碎了籠罩在權力之上的神話——跟王朔一貫的反權威，自然有著某種聯結。

談及帝王將相，他說，他們本質上就是老百姓，沒那么偉大，甚至連腦子都不夠使，“你看歷史，他們真是腦子不夠使，叫底下那幫假裝忠臣這幫孫子給他們一通瞎指瞎出主意，出亂了，荒唐事特別多。”

王朔自認最討厭的一個詞兒是“貴族精神”，直斥這詞兒“真惡心”，“貴族哪兒來的啊？這幫孫子，原來就是土強盜行嗎？完了，他們自個跟自個關起門來裝孫子。”

以前，他曾說過“偽君子還不如真小人”，但現在，他“與君子和解了”。因為，他發現，“偽君子是想當好人，但他們當不了……嚴格來說我也是個偽君子。誰能當真好人，那太難了，得是圣人。”

他認為，所謂的“真君子”，實際上嚴格說是不存在的。

當然，他也覺得，留名千古是一種妄想，“他們經常說把名兒刻在石頭上，石頭才能擱多少年啊？”

“人活到最后只能為自己 ，是吧？”他說。

采訪中，試圖將話題引向當下熱議的女性主義話題時，像是將石子投入深潭。王朔的回應，如同潭底翻起的淤泥：“現在在倒退！這就是為什么我說‘四舊’回來了。”

"四舊"——這個對年輕一代已經陌生的詞匯，從王朔口中蹦出來時帶著特殊的重量。他指的是傳統思想中那些關于女性“義務”“禮節”的規訓，“女性應該是什么樣的”的陳腐觀念，他說，自己年輕時，“精神狀態上，男女是一致的——這由不得我們不尊重啊！”

王朔對性別平等的態度，根植于他成長的特殊年代。

1958年，他出生于南京，后隨家人遷居北京，在軍隊大院中長大。他見證了傳統家庭結構的瓦解，“我等于是先接觸了男女平等的東西，后來才知道，他們舊社會是這德行——老太太纏小腳，是對女性最明顯的歧視。”

這種經驗，造就了王朔作品中獨特的女性形象。

從《過把癮就死》中的杜梅，到《起初》中的阿嬌，他筆下的女性角色往往比男性更加清醒、果決。在《起初·魚甜》中，阿嬌不想生孩子卻面臨王太后催生的情節，直接映射了當下年輕女性的困境。“我們年輕的時候，就不想生孩子，我的發小多數是沒結婚沒生孩子的，男女都有，”王朔說，“生孩子，都是稀里糊涂生的。你要讓我重新選擇，我不生。”

這種說法，在當今鼓勵生育的社會氛圍中略顯刺耳。王朔似乎總是站在時代潮流的對立面——當社會保守時他激進，當社會表面進步時他卻又懷念過去的某種真實。這種矛盾，讓他成了一個永遠的不合時宜者。

“我們那時代，沒有人說你將來要成家，父母也不催你，”王朔回憶。這話讓人想起他在《動物兇猛》中描寫的部隊大院生活，那些在特殊歷史縫隙中長大的孩子，確實享有某種意外的自由。而今天，當年輕人被房價、996和催婚壓得喘不過氣時，王朔對過去的描述簡直像一個烏托邦。

“人自古無家，在世上流浪。” 這句《起初·竹書》中的話，道盡了王朔對“家”的理解。

他將“家”定義為“互相將就的地方”，而自己“不愿意將就”。與父母的疏離，他視之為某種未來社會的預演：“未來大家都會這樣，社會充分‘原子化’了。”

這種疏離感自童年萌芽：“我小時候就覺得，人長大就是要離開家，去別的地方，走得越遠越對。”當兵、插隊，同齡人如蒲公英般散落四方，他主動選擇“離開家不回來”，遠赴青島當兵。青島的紅黃屋頂殖民地景觀，在他記憶中如宮崎駿動畫般純凈美好，反襯出北京胡同的破敗——當年，皇城根下都是破磚頭蓋的房子，“一地震，咵，全塌了。”

而對傳統家庭倫理包裹的習俗——過節、串門、拜年、說吉祥話，他極為厭惡：“特別丑惡……我到今天都特別討厭。”

當然，談論王朔，不能不提他和影視圈的交集。

這次專訪中，王朔甚少提及影視，只是在聊到靠寫作賺錢時說，“掙錢的書，就是模式化、套路化的，一招鮮吃遍天，像編劇那樣。”

事實上，除了作家身份，他還有編劇的頭銜。

早在1988年，他有四部小說同時搬上銀幕（《浮出海面》、《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橡皮人》、《頑主》），以至于那年被稱為“王朔年”。但他自個兒投身影視行業，則在1990年——那年，熱播一時的電視劇《渴望》，他就是策劃和編劇之一。

《渴望》的總策劃，是如今還在一線的導演鄭曉龍，前陣子剛推出《藏海傳》，以及十多年前的《甄嬛傳》——盡管它們都很火爆，卻與當年《渴望》的萬人空巷不可同日而語。

多年后，王朔回憶，“當時電視劇制作中心要搞室內劇，我和鄭曉龍、李曉明幾個人在友誼賓館包了個房，天天胡侃。”在煙霧繚繞的賓館房間里，王朔把市井生活的煙火氣揉進劇本：好女人劉慧芳、負心漢王滬生、潑辣的王亞茹……這些角色從王朔的調侃中誕生，卻意外擊中了時代的情感神經。

兩年后，王朔又跟馬未都、馮小剛執筆情景喜劇《編輯部的故事》，把胡同里的鮮活語言搬進編輯部：調侃官僚，諷刺虛偽，帶著刺兒的臺詞，如野草般在規范化的熒屏語言中瘋長。

王朔曾跟馮小剛說，電視劇是給勞動人民解悶的，整那么高雅干嘛？他筆下的人物拒絕崇高：李冬寶貪吃好色，余德利市儈精明，戈玲帶著小知識分子的刻薄。這種反英雄的寫法讓有關部門緊張不已，卻使得觀眾倍感親切。

1993年，姜文爭取《動物兇猛》改編權時，王朔正為《海馬歌舞廳》的收視慘敗郁悶——隨便改！這句話，催生了姜文大放異彩的導演處女作《陽光燦爛的日子》。幾年后，王朔的另一部小說《你不是一個俗人》又讓馮小剛的導演生涯無比順遂，改編為《甲方乙方》——成就了中國第一部賀歲片。

王朔不僅做編劇，也想獨立執導。2000年，王朔唯一一部導演作品《我是你爸爸》拍攝完成，在海外電影節走了一圈后，始終沒能在國內上映——被封禁。

這似乎成為王朔魔法失靈的開始。

千禧年后，“王朔制造”在影視圈里幾近消失，而當初提攜過的馮小剛，也分道揚鑣。雖然兩人在2010年又合作了《非誠勿擾》，但王朔在影視圈的影響力，早已不復九十年代的輝煌閃亮。

2006年，改編自《玩的就是心跳》，王朔“發小”葉京執導的《與青春有關的日子》播出，成為朔派“絕唱”。

如今，面對AI的沖擊，王朔直言不諱：“現在編劇用AI也可以……”因為，在他看來，當下的影視作品，都太套路化。

曾經的影視圈大佬，平靜地，接受著技術革命的洗禮。

-5-

“我不相信命運，但又是宿命論者。”

王朔對命運的看法，充滿了矛盾又自洽的邏輯。

他堅定地認為，沒有人能真正“逆天改命”，那些所謂的“改命”不過是掙了幾個錢罷了。“從生到死你大概齊就是這樣，你趕得寸（抓住機會），能火一次，火兩次就很難了，一輩子溫飽就可以了，大部分人能干到這個。”

王朔對所謂“成功學”的批判尤為激烈，他嘲諷那些求神拜佛、妄圖改變命運的人，認為他們是“瞎拜”。所謂的“大師”，在他眼中也都是“騙子”，而且，“全是特別低級的騙子。”

這些話若是出自他人之口，或許會顯得狂妄；但王朔說來，卻帶著一種看透世事的豁然。

他相信，事到臨頭時，無需刻意努力去改變，有些事情“你什么都不做它能過去”。 他的處事哲學是：“事大到我自己解決不了的，我就不解決，就讓這事過去，真的就過去了。” 即便結果不會是最好的，也不會是最壞的，只會“差不多”。

這種“躺平”的哲學，其實源于王朔自己的生活，“小時候最折騰的，后來都被判了。”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那樣看透生死。面對當下年輕人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和“壓力”，王朔覺得，如今年輕人要求太高，且“不公平感特別強”。

他年輕時，雖然很窮，但其他人也一樣窮，而現在貧富懸殊太大，“徹底看不到未來也行，就咱大家一起看不到未來，一起在坑里沒什么多大事，就怕有人在坑里，有人在天上，你在坑里這個難受。”

-6-

其實，別看王朔說的頭頭是道，他也像很多年輕人一樣，沉迷于一種東西——

短視頻。

“最近刷視頻，給我刷瘋了。”他每天花十個小時刷短視頻，這個數字即使放在年輕人中也相當驚人。

以至于，他新換的眼睛晶狀體又不行了，頻繁出現干眼癥。

“我看一些歷史的（短視頻），還有軍事的，貓是一大類，美食的也看。”王朔列舉自己的觀看偏好時，像個普通的網絡用戶。這種對當代媒介形式的適應，與他拒絕參加書展等公開活動的隱居姿態形成了有趣對比。

刷到自己的視頻時，他飛速劃走，“我看自己，覺得惡心肉麻。”

不過，他也對短視頻平臺有所警惕。“我覺得他們（短視頻平臺）特討厭，假裝服務，說您上個星期每天用了十一個小時四十多分鐘......我覺得特別討厭，用你管嗎？窺探我的（隱私）相當于……”

對科技公司侵犯隱私的批判，又讓他從沉迷互聯網的“老韭菜”，一秒變成清醒的知識分子。

聊及衰老與死亡，王朔說，一天天過來就不可怕，突然一下老就可怕。他透露了個玄乎的事兒，“我們家有塊鏡子，在那鏡子里我還是年輕的，但別的鏡子看就老了。”

這種對自我認知的割裂感，或許正是王朔這些年最真實的心境。在精神上，他仍然是那個質疑一切、諷刺一切的文學青年；在肉體上，他卻不得不面對七十歲的現實。

這個自稱為“偽君子”的作家，用六十年光陰，證明了一件事：在這個充滿表演的世界里，保持真實或許是最為叛逆的姿態。

末了，他帶著一絲罕見的自得，說：“得承認我還是一挺順的人……我自己干的事沒失控過，基本都在我控制范圍內。”當話題轉向“苦難使人崇高”的陳詞濫調時，他說出一句標志性的王朔式語言：

“這人不能受折磨，有的說，受苦能鍛煉人，我呸！”

撰稿｜LEON

訪談內容來自于新經典

策劃｜文娛春秋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