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汪兆騫

翅在云天終不遠，

力微矰繳絕須防。

——杜甫《官池春雁二首》

馮雪峰，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任主席團和常務主席團成員、中華全國文藝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1927年，在李大釗被絞殺的恐怖日子里，馮雪峰毅然參加共產黨。次年，由柔石把他介紹給魯迅，他成為中共與魯迅的聯系人。1931年，馮雪峰任左聯黨團書記。1933年底，馮雪峰到江西瑞金，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與毛澤東過從甚密。1934年，馮雪峰參加長征，次年10月到達陜北。1936年，馮雪峰被派到上海工作。行前周恩來親自交代去上海工作的任務，馮雪峰到上海即向魯迅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魯迅逝世，馮雪峰參加主持喪事。1941年，馮雪峰被捕，在上饒集中營組織戰友與敵斗爭，并寫詩集《靈山歌》《鄉風與市風》等。

馮雪峰被營救出獄，到重慶，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夸他說：好幾年來，還沒看到這樣的好作品。

全國解放后，馮雪峰歷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第一屆政協委員，第一屆人大代表。其作品有電影劇本《上饒集中營》和《論文集》《回憶魯迅》《魯迅和他少年時候的朋友》《論〈野〉》《論〈保衛延安〉》等。

從左聯時起，馮雪峰的文學理論切實聯系實際，探索和闡述馬克思文藝理論，有比較超越的持平之論，顯得較為珍貴。當然，在國際上某些“左”的文學思潮影響之下，馮雪峰的文學理論，繞不過“左”的路障，理論上會有些尷尬局面，比如錯誤對待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但他不搞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

1958年，馮雪峰被錯劃為右派，從此經歷了艱苦的人生歷程。

1979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關懷下，馮雪峰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馮雪峰（1903—1976），浙江義烏人。父母都是農民，自幼放牛，干各種農活。“五四”時期，馮雪峰與朱自清、葉圣陶組成文學團體“晨光社”，年僅十九歲，后又與應修人、汪靜之等結成“湖畔詩社”，合出白話詩集《湖畔》《春的歌集》。1925年到北京，他一邊持潘謨華旁聽證聽北京大學的課，一邊當家庭教師，維持生計，后從事翻譯工作，譯有《新俄文學曙光》，創作中篇小說《我們的一團和他》等。

1928年，革命文學大爭論時，馮雪峰發表《革命與智識階級》，回答如何確定現階段文學的政治屬性以及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在革命事業中的地位與作用問題，對當時創造社、太陽社奉行的教條主義和“左”傾機械論，予以回擊。其文藝批評穩健明智、政治上比較寬容，已初見馬克思文藝思想“唯物辯證創作方法”之精神。

當然，馮雪峰所接受和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批評，還屬于比較實際的層次，對許多關涉文學內部規律的理論命題還來不及充分思索，只能比較粗疏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批評立場，盡管有反“左”的動機，卻難于從理論上劃“左”的界限。

1927年，馮雪峰加入共產黨，次年由柔石介紹認識魯迅。1929年至1933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籌備工作，并擔任黨團書記，后任中共江蘇省省委宣傳部部長。1934年參加紅軍長征。1936年4月，以中共特派員身份到上海主管文化和文藝工作，與魯迅建立深厚友誼，共同抵制宗派主義。1937年在上海曾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1941年被國民黨囚禁上饒集中營，在獄中創作詩集《真實之歌》。經營救出獄，到桂林，再到重慶從事統一戰線與文化工作。著有《民主革命的文藝運動》等大量批評論文和雜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過中國作協副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文藝報》總編之職，同時，從事魯迅研究及文學評論。

1954年，馮雪峰被“胡風案”牽連，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1976年逝世，1979年平反。

馮雪峰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文學批評家，在文藝與政治，世界觀與創作方法，作家與人民群眾等當時諸多經常爭論不休的問題上，有其自己的獨立思考，提出過一些初具辯證的觀點，如在《題外的話》一文中，他不完全贊同“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將文學的政治性與藝術性割裂的觀點，提出“不能從藝術的體現之外去要求社會的政治價值”，那樣會形成公式化。所謂“政治決定藝術”，這“決定”并非機械的直接的，“決定”的過程之中最主要的是作家對于歷史和社會的獨特理解，“尤其經歷著作者的自我斗爭”。這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文學觀。

當然，因時代的局限，馮雪峰的文學觀，有自身的不足，問題在于他的那些深刻精當的理論觀點，在“左”傾思潮泛濫的年代，不僅未得到積極評價，反而受到一系列的不公正對待。這不僅是馮雪峰的不幸，更是革命文學運動的悲劇。

馮雪峰是經由上海市軍政負責人陳毅親自提名，以團長身份率南方代表第二團于1949年6月25日到北平參加第一屆全國文代會的。

到北平后，馮雪峰早已被任命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和常務主席團成員。主席是郭沫若，副主席是茅盾、周揚。他注意到，周揚、田漢、陽翰笙，都安排到大會主席團和常務主席團里，只有上海解放戴著紅袖章隨解放大軍進城的夏衍沒有在內。

等文代會結束，新成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及常委委員會中，周揚、田漢、陽翰笙、夏衍全部當選，田漢又任全國戲協主席，陽翰笙任全國影協主席。而馮雪峰只進了全國委員會和作協常委會。

觸景生情，馮雪峰回憶起上海左聯時期，他站在魯迅一邊，與周揚、田漢、陽翰笙、夏衍發生的種種糾葛，而如今周揚執掌文藝大權，另三位也都各據一方，在文界已成掎角之勢，呼風喚雨，真是感慨萬千。

9月中旬，回到上海不久的馮雪峰，作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的代表，又乘火車赴北平參會。會上討論并通過具有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經選舉產生了新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10月1日舉行開國盛典，天安門上，毛澤東向世界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馮雪峰參與和經歷了這一歷史莊嚴時刻，熱淚盈眶，心潮澎湃。

10月19日，北京召開魯迅逝世十三周年紀念大會，作為魯迅的摯友，馮雪峰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或許人們還沉浸在共和國誕生的狂歡里，紀念魯迅逝世十三周年大會搞得并不隆重，1995年出版的《20世紀中國全記錄》對此未置一字。

1936年5月，馮雪峰到大陸新村去看病中的魯迅，食指和中指間夾著煙正吸著的魯迅見馮雪峰來，很高興。談了一會兒，魯迅說：“我想，我做一個小兵是還勝任的，用筆”（馮雪峰《回憶魯迅》）。馮雪峰知道，這是魯迅對紅軍長征到延安的一種獨特的表態。馮雪峰主動買了金華火腿，連同魯迅送給毛澤東的皮脊《海上述林》，以及送給周恩來的藍絨面《海上述林》，由“交通”送到西安轉陜北，交給了毛澤東。

10月17日夜，馮雪峰受黨組織指派，要到成都同國民黨一方聯系一筆抗日捐款事宜，已購買了飛機票。得知魯迅病情加重，馮雪峰便退了票，到魯宅守候在魯迅病榻前。盡管醫生動用了氧氣機，每隔兩個小時給病人注射一次強心劑，但馮雪峰仍不放心，經與潘漢年研究，決定第二天去找宋慶齡請更好的醫生。當夜12時，馮雪峰見魯迅病情尚穩定，安慰許廣平幾句，便回家了。次日，凌晨5點，魯迅三弟周建人打來電話，告之魯迅病危。馮雪峰馬上打電話給宋慶齡，匆匆奔赴大陸新村，但魯迅已溘然離去。

馮雪峰與各方協商，組成由蔡元培、馬相伯、宋慶齡、毛澤東、茅盾等九人的治喪委員會。毛澤東入治喪委員會，是馮雪峰提的，宋慶齡也同意。但引起了爭議，一部分人怕有毛澤東掛名，會為國民黨公開鎮壓提供借口。但馮雪峰堅持，有毛澤東這面旗幟，對于團結、號召人民參加斗爭，推動抗日救亡運動發展是有利的，對動員民眾參加魯迅的追悼活動是有利的。因宋慶齡的支持，馮雪峰這一有遠見卓識的斗爭策略被接受，魯迅的喪儀活動舉行得隆重莊嚴。

1949年10月底，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決定成立華東軍政委員會，組織原定馮雪峰為華東文化部部長，一心想從事文學創作，研究整理魯迅、瞿秋白、方志敏等先賢烈士著作的馮雪峰推掉了，只任委員一職。

在解放軍開進上海，百廢待興之時，在周恩來和陳毅的授意下，馮雪峰與唐弢開始籌建魯迅紀念館，并對魯迅故居做了些整理，擬擇期開放。為恢復故居原貌，馮雪峰特致函周建人，還請示周恩來的批準，請已遷居北京的許廣平來滬，指導恢復故居工作。至1950年秋，籌建魯迅紀念館已準備就緒，魯迅故居也恢復了原貌。

1950年7月24日，在陳毅支持下，上海第一次文代會召開，成立了上海文聯，大會選舉馮雪峰為副主席，兼《華東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主任，負責審閱書稿，決定是否可出版。就在這段時間，馮雪峰還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上饒集中營》。同時，他還寫了不少文學評論，評價《高干大》《種谷記》等文學作品。

1950年10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做出決定，在上海建立魯迅著作編刊社，由馮雪峰為社長兼總編輯。為此，由出版總署代魯迅家屬，從各私營書局收回了版權。馮雪峰要做的，就是主持編輯、注釋、校訂魯迅作品工作。

其實，馮雪峰早在赴北平第一次文代會期間，就寫出《魯迅著作編校和注釋的方針和計劃草案》（后刊登于《文藝報》）。故魯迅著作編刊社一建立，胸有成竹的馮雪峰就緊張地投入工作，不到一個月，他就廣攬了林辰、孫用、王士菁、楊霽云等研究魯迅和出版專家，組建工作班子，開足馬力。

據王士菁后來回憶，1951年5月，《魯迅日記》宣紙影印本出版后，受到讀者歡迎。馮雪峰又請示中宣部，擬交私人出版影印幾千冊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清貧》，作為對革命先烈的紀念。中宣部曾考慮私營印制革命書刊是否合適。馮雪峰解釋，私營上海出版公司，鑄印工作有經驗，口碑甚好，鄭振鐸甚為稱道，《魯迅日記》即由該出版公司印制。中央同意了，于是《可愛的中國》《清貧》影印三千七百冊。

方志敏，紅軍長征前任北上抗日先遣軍總司令，于1935年1月被俘。在被國民黨殺害前，寫了不少向共產黨表衷心的文字，然后托國民黨上士文書高家駿的未婚妻程昭全，把這些文稿轉送到上海內山書店，再轉到魯迅手里，希望由魯迅交給共產黨中央。

1936年，馮雪峰結束二萬五千里長征，重回上海時，魯迅將方志敏裝有《可愛的中國》和《清貧》手稿的包裹親自交給馮雪峰。也就在那時，自1934年起，魯迅與左聯領導田漢、廖沫沙之間，常常發生摩擦，他們在如左聯解散等重大問題上，也不同魯迅商量，甚至如魯迅自己說“要將我推到‘托派’去”。魯迅已有孤獨和種種猜疑。

1951年7月，南北方都進入暑熱季節。馮雪峰攜妻兒乘火車北上，車廂更是酷熱難耐。此行是馮雪峰接到調令，前往北京就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并遷居古都。此行更是他與冤家對頭再度共事。有道是“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淮南子·人間訓》），但周揚已大權在握，他已輸了半局，助他的魯迅早已作古，他已篤定是“殃咎必至”，命運悲慘得很。

人民文學出版社最初由沙可夫負責，是由胡喬木提名，請上海的馮雪峰來主政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該社由文化部直接領導。文化部部長茅盾只是掛個名，真正負責管事的是周揚副部長。周揚每兩星期召開一次部屬各單位負責人匯報會，人文社本應馮雪峰參會，但他不愿與老對手見面，總是派社經理部主任許覺民參會。而人文的“方針任務和重要決定，雪峰并不向周揚請示，而是和胡喬木相商而定”（許覺民《閱讀馮雪峰》）。

但有一次中央指示要精簡機構，周揚宣布各單位人員的進用開始凍結。而馮雪峰正在為人文社實現規劃大事而羅致人才。馮雪峰得到消息，立刻趕到會場，當著周揚聲調激昂地講了一通話，說當時人文社夠格當編輯的只有一個劉遼逸，怎么弄得下去。但主管人事的干部堅持必須凍結。兩方爭論，馮雪峰動了火，這時周揚說話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進人問題，照雪峰同志的意見辦。馮雪峰聽罷，轉身即去。

在當時，周揚和馮雪峰所處的位置，周揚采取的態度是明智的。人文社的事，他從不過問，人文社與文化部同在一個大院，周揚從不到人文社走動。后馮雪峰主編《文藝報》，并任作家協會黨組書記，作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恰管文藝，但對作協和《文藝報》很少過問。然而相較之下，馮雪峰書生氣太重，焦躁激動，鋒芒畢露，樹敵過多缺乏政治智慧。

1951年10月，馮雪峰發表《魯迅生平及其思想發展的梗概》，為魯迅的生平、思想勾畫出一個輪廓，梳理出其思想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四個階段，并力圖證明魯迅思想發生了質的飛躍。但是魯迅關于文學的社會作用的見解，是其文學思想的重要部分，馮雪峰關注不夠；魯迅文學思想中最引人注目的關于人性與文學關系的論述也未講清楚；魯迅關于如何對待傳統文化遺產以及如何借鑒外國文化的重要理論等，都缺乏全面闡述，離開文學談魯迅思想發展，豈能談清說透？

1952年，馮雪峰又出版了《回憶魯迅》一書，該書從小處入手，對魯迅的生活習慣、音容笑貌、性格舉止，以及他的文學成就、思想境界、人生道路、戰斗精神，都有所涉獵，力圖真實記述魯迅由革命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化的過程。《回憶魯迅》為研究魯迅者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

當然，《回憶魯迅》一書，太多敘述極富政治意義的事件，如革命文學的內部爭論，關于反對國民黨的反革命文化“圍剿”斗爭，以及魯迅在黨的領導下的政治活動，與中共領導人的關系等，呈現的是一個政治的魯迅，而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之一的魯迅，就顯得過于蒼白。

馮雪峰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把扶持文學新人、獎掖優秀作品作為一個文學老兵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從走上文學之路，對文壇的同類特別是后輩，就十分關切和愛護。這里僅舉杜鵬程《保衛延安》一例。

杜鵬程1938年到延安，在延安大學等校學習，參加過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1947年作為解放軍隨軍記者，轉戰大西北戰場。后來成為新華社第一野戰分社主編。幾年間，用日記的方式積累關于戰爭的素材有一二百萬字。發表幾十萬字表現戰爭生活的消息、通訊、散文、報告和劇本。

1949年底，他隨軍在新疆剿匪時，開始創作長篇小說《保衛延安》，其間幾易其稿。至1953年，杜鵬程將《保衛延安》書稿交某叢書編輯部，后被無情退稿，他心有不甘，遂轉投人民文學出版社。無巧不成書，是年11月下旬，當馮雪峰例行到編輯部要稿看時，編輯將《保衛延安》交給社長。于是才有了馮雪峰“扶持文學新兵，獎掖藝術杰作”的美談。

其實，早在左聯時期，馮雪峰作為革命文學的開拓者和實踐者之一，他在極端惡劣的歷史背景下，就熱心關注革命文學和文學新秀。當丁玲發表《莎菲女士的日記》后，轟動文壇，但致信給丁玲“你這個小說，是要不得的”，希望她寫革命小說。不說他機械唯物論式批評的荒唐，但他關心丁玲創作的拳拳之心，令丁玲印象深刻。抗戰后期他幫助詩人玉杲，將其長篇敘事長詩《大渡河支流》推薦給上海建文書店出版，并熱情為之作序。

馮雪峰拿到《保衛延安》，一讀即被書中人民革命戰爭的廣闊圖畫吸引。他在家里秉燭夜讀，在作協開會會場讀，在有軌電車上讀。初冬的北京，家家升起爐火，他在高燒中還在讀。讀到多一半了，他三天內連發兩封信給杜鵬程，信中說：“你的小說，我興奮地讀著。已經讀了一半以上，估計很快可以讀完，我因事多，否則我一定一口氣讀完……”在信中，馮雪峰約杜鵬程到他家吃飯敘談。

小雪節氣已過，三十歲出頭的杜鵬程在傍晚時分，敲開了崇文門蘇州胡同十六號的大門，開門的正是五十歲的馮雪峰。“瘦而高，身板硬朗，面孔微黑，頭發蒼白，一雙不大的眼睛里閃著誠摯的光芒，你一眼就可看出，這是一位鐵骨錚錚和具有獻身精神的人。”（杜鵬程《雪峰同志和〈保衛延安〉》）

他將杜鵬程領進房間，沒有寒暄客套，落座后就開門見山地問：“你覺得你寫的作品怎么樣？”杜鵬程先是一怔，沉思片刻說：“我的心里很矛盾，甚至可以說是痛苦……”為了緩和年輕人的緊張，馮雪峰便問他多大年紀，然后和藹地說道：“那還是青年。不過你這樣的年紀就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尤其是能寫出描繪彭德懷將軍形象那樣的文章，真是很不容易……這是一部史詩……一部史的初稿……我和出版社同志商量，要盡快讓這部作品出版。我也準備寫一篇文章。”然后，他提出一些具體修改意見。馮雪峰爽直、精辟的談話，讓杜鵬程血脈僨張，渾身是汗，滿臉通紅。

凌晨三時，寒風中，走出馮雪峰溫暖的小院，在街上燈火的照耀下，積雪閃閃發光，杜鵬程一路疾行，高聲自語，馮雪峰和藹堅毅的面容一直浮現在眼前。后來，聽馮雪峰夫人說，一次馮雪峰在燈下看《保衛延安》，爐火熄滅，渾然不知，凍成感冒，全身高燒，還搓著手，來回在屋里走，問夫人：“作者在哪里住？我很想跟他談談。”夫人告訴他現已深夜四點，你看病要緊。

第二天，馮雪峰電話告訴杜鵬程，說昨天的談話意猶未盡，約他今晚再談。傍晚，杜鵬程又到蘇州胡同十六號。馮雪峰告訴他，他已向《人民文學》推薦《保衛延安》，建議選發一部分，也和人文社幾位負責人商妥，希望杜鵬程用兩周時間，修改好書稿，爭取3月就付梓，與讀者見面。而且馮雪峰告訴他，這部《保衛延安》也激發了他自己的創作沖動，打算寫兩部長篇小說，一部寫自己親歷的關于長征的，一部是關于太平天國的。

杜鵬程烤著身邊的爐火，望著馮雪峰那張剛毅興奮的臉，以及他手指夾著的紙煙冒出的那股白色的裊裊輕煙，聽得入了神。后來，又扯到《保衛延安》上，杜鵬程因書稿修改工作繁重，但要延誤些時間，馮雪峰忙說：“別把這些事放在心里，一個作家就得這樣。果戈理初稿很粗糙，也是經過多次修改，一次比一次更好——這從別林斯基的評論文章中可以看出來。”

兩人談興正濃，老詩人柯仲平來了，緊緊抱住杜鵬程，說道：“好兄弟，祝賀你。昨天我在作協開會和雪峰坐在一起，他把你作品的情況仔細地向我講了。”接下來，柯仲平朗誦了一首新詩，想聽聽雪峰的意見。老詩人揮動手臂激情澎湃，聲震屋瓦地將詩歌朗誦完，已是滿頭大汗。

馮雪峰聽罷，肯定這首詩充滿熱情，但對藝術上的問題直言不諱地提出了批評。老詩人聽著，有幾次要跳起來與馮雪峰爭辯，同坐在沙發上的馮雪峰，用手撫著老詩人的腿，繼續批評。最后，柯仲平放聲大笑，猛擊茶幾道：“諍言難得，雪峰就是雪峰！”這場景令杜鵬程印象深刻：“我想，戰士的真誠，心地的坦率，正直而深沉的性格，多么令人神往啊！”

杜鵬程第三次走進蘇州胡同十六號，也是夜間。馮雪峰正伏案疾書，見杜鵬程進屋，以手示意讓他坐在書桌旁的椅子上。夫人勸他吃飯，他把夫人打發走，把一摞手稿推給杜鵬程說：“這是我寫的文章，你看看。”杜鵬程看到，這是《論〈保衛延安〉》。他一口氣讀完兩萬多字的長篇評論，激動得兩眼模糊，熱淚盈眶。評論寫得高屋建瓴，見地卓越，眼光犀利。他忙對馮雪峰說：“作品是我寫的，但是讀了你的文章，我仿佛對它看得更清楚了。你指的東西，有些我寫作時并沒有意識到。”

正像馮雪峰所說“文藝評論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指出形象顯示出來而作家本人尚未意識到的東西”。因那時的文學評論，還是更多地指向作品的政治性、思想性，馮雪峰的文學觀算是較為開放的，同樣未能免俗，但他站在階級斗爭立場的總體評價指出，《保衛延安》“描寫出了一幅真正動人的人民革命戰爭的圖畫”，是中肯的評價。

小說以周大勇及其連隊活動為全書的結構中心，著力刻畫了從普通戰士到副總司令彭德懷的英雄群像，筆墨樸實遒勁地呈現了人民解放軍頑強不屈、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但是，過于政治化、被“凈化”的結果，讓小說里的人物留下了某些粗疏單一（平面化）或缺乏思想深度。

可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作家把審美的目光投向“工農兵”，就文學特質或健康的文學功利而言，其本身并無過錯，但當時的文學長期無視生存在現實中的人的本相，長期徘徊在一種“凈化”傾向泥淖，把本應是復雜的人的性格塑造及精神刻畫簡單化了、模式化了，不僅寫不出新的人物形象，而且現實感被淡化，“時代精神”因脫離現實而被模糊。這是馮雪峰的評論局限、杜鵬程的小說局限，是那個時代的局限。

1954年夏，杜鵬程要離開北京，向馮雪峰告別。到秋天，杜鵬程回到北京，馮雪峰在一場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判中，因“壓制新生力量”，不僅做過檢查，還被撤去了《文藝報》主編職務。

接下來，在馮雪峰的命運前面，是一條充滿艱險苦難的旅程。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664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