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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時年16歲的張紅兵（注：原來不叫這個名字，是“文革”開始后自己改的）寫了封檢舉信。

為了表達忠誠，他將舉報信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

駭人聽聞的是，他檢舉的是自己母親。

根據當年的歷史材料、后來的法院文件以及當地縣志記載：

1970年2月，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 她被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張紅兵舉報，兩個月后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被處決。

十年后的1980年7月，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

母親的案子平反了，不過張紅兵說“永遠不會饒恕自己”，并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贖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鎮縣有關部門提出，希望將母親方忠謀的墓地認定為文物，被當地機關駁回。

他將有關部門告上法庭，2013年3月底，他迎來二審終審判決，以敗訴告終。

在張紅兵打官司的過程中，他以特殊的方式向母親公開懺悔。

他說自己應該成為反面教材，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被遺忘。

2013年，官方記者曾為此事和張紅兵有過訪談，現摘編如下：

(1)怕父親包庇，自己去檢舉

記者：事情過去幾十年后，為什么會有公開那段經歷的想法？

張紅兵：大約是2009年，我看到網上有人寫“文革”相關文章。

當時意識到，很多人對這段歷史不了解，我希望通過我的反思，讓現在的人們了解當時的真實狀況。

記者：當年你父親和你一起檢舉你的母親，和家庭環境有關系嗎？

張紅兵：我家其實和萬千的普通家庭一樣，是充滿溫情的。

我記得父親挨批斗時，母親站到父親身邊，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親遮擋拳頭，保護父親。

批斗會結束后，母親手挽著父親走在公共場合，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么親密。

記者：但后來因為她說的話，你父親和你就去舉報？

張紅兵：放在現在看，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那是個不一樣的年代。

我的父親被劃為“走資派”后，經常挨批斗，被人拳打腳踢。

我為了表示自己與父親劃清界限，貼了批判他的大字報。

當時父母并沒有責怪我，貼大字報后，父親反而把我當作大人來看待。

當時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思潮，就是那樣的。

記者：對于母親的事，你一直說自己犯下“大罪”。

張紅兵：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們家人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母親說，“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

我當時非常震驚，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了，而是階級敵人，我立即投入對母親的批判斗爭。

這時候父親就表態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

母親寫完一張紙，我父親就拿著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

記者：父親已經去了，為什么你又去？

張紅兵：我擔心父親可能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和母親的感情，比如整個家庭要照顧。

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我寫了封檢舉信，和我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宿舍的門縫。

記者：后來發生了什么？

張紅兵：后來我回家，看見軍代表和排長進來，對著我母親就踹了一腳，她一下跪地上。

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樣，把她捆了起來。

我現在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咔咔作響的聲音。

(2)“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記者：舉報母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后果？

張紅兵：想到了，但這事不能怪xx，又不是xx讓我不認爹和娘，我純粹就是想立功表現！

父親舉報回來后，就問母親：槍斃你不虧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鎮了。

在我親筆寫的檢舉揭發材料最后，我寫著：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我知道我和父親這么做，意味著母親會死亡，但當時很慶幸，幸好這個反革命是被我們揪出來的！

記者：目睹母親被抓走，有沒有過后悔？

張紅兵：當時心里很亂，不過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自豪！

覺得家里出現了一場階級斗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組織考驗。

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里，想跑也跑不了。

我人性中的善良和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記者：你檢舉了自己的母親，當時周圍人怎么看？

張紅兵：當時在與我父母關系較好的同事中，有個別叔叔曾私下里說過我。

你母親在家里說的話，又沒有在外面說，你和你父親不應該這么做。

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對這事公開發表看法。

后來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一塊展板是《大義滅親：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斗爭的英勇事跡》。

記者：急于和母親劃清界限，會有自保的原因嗎？

張紅兵：不但是為了自保，還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

當時激進的政治表現，可能帶來不一樣的境遇。

不過后來還是白費心思，我和弟弟依然沒有升高中的機會，不能當兵，不能進工廠，都下放到了農村。

(3)“夢里母親從不和我說話”

記者：母親這件事情，你覺得對你后來的生活，有怎樣的影響？

張紅兵：有些影響最初就發生了，可我并沒意識到是這件事的緣故。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我曾陷入極度的恐懼、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之中。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越來越表現出嚴重的抑郁癥狀，比如我與父親、弟弟已經沒法正常交流。

我在心里揣摩著要說的每句話，考慮說出來是否正確。

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不與他人接觸，避免可能發生的恐懼。

記者：什么樣的恐懼？

張紅兵：我聯想到在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槍決的外祖父，聯想到母親受其父案件影響。

我害怕自己在與人交往時，也會像母親那樣控制不住，說出自己的政治觀點……我何嘗不是因母親的遭遇受到影響？

更可怕的是，這種傷痛還可能因為我，傳遞到女兒甚至孫輩。

記者：會夢到你母親嗎？

張紅兵：有很多次，在夢里我見過她，還像臨刑前那樣年輕。

我跪在地上，緊緊拉著她的手，害怕她突然消失。

我說：媽媽，不孝兒我給您下跪道歉了！

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許多夢境里，她從來不和我說話，我相信，這是她對我的一種懲罰。

記者：流過眼淚？

張紅兵：許多年來，都有情不自禁流淚哽咽、失聲痛哭甚至號啕大哭。

我已記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動下，懷著沉重的負罪感，為母親寫平反申訴材料而一人獨處的時候。

(4)“我應該成為反面教材”

記者：你反思自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張紅兵：“文革”結束后，我就陷入痛苦，這幾十年我從來沒停止過反思。

但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應該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開報道張志新的事情。

當時我和父親就意識到，我們遇到麻煩了，非但當不了英雄，還可能被當罪犯！

我在心里罵：張紅兵啊張紅兵……我想逃，卻無處可逃。

記者：你為了讓母親的墓地（遇難地）被認定為文物，打了幾年的官司，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拒絕遺忘？

張紅兵：巴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

他說，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

他說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為將來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提供一份資料。

家母方忠謀冤案的歷史資料，符合巴老所說條件，也應該把我對母親的行為，作為展覽內容之一。

我是兇手之一，讓人們看不起我、痛罵我吧。

每個人都應該看到它，我應該成為他們的一個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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