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

大師離去后，他們的藏書去了哪兒

題記：大師離去后，他們的藏書去了哪兒？

藏書的歸宿

文人學者的藏書來之不易。季龍先師（譚其驤）的看法，一是要有錢，一是要有閑，還得有房。

抗戰前在北平，他不過是以課時計酬的講師，已經有三家書鋪送書上門，需要的留下，每年到三節時結賬，不需要的到時還可退回。那時一節課的酬金五元，千字稿酬也是五元，老板不擔心你付不起書款。到了1948年，他在浙江大學和暨南大學同時擔任“專任教授”（專任教授薪水高，但一人不能在兩校當專任，在暨南只能用譚季龍的名字），兩份教授全薪只能供一家六人糊口，哪里還有錢買書？20世紀50年代初蘇州古舊書源豐富，價格便宜，顧頡剛先生經常帶章丹楓（章巽）先生去蘇州淘書，章先生大有收獲。先師也想去，卻經常忙于教務與研究，以后承擔《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纂，更沒有屬于自己支配的時間了。

抗戰前先師已經積累了一批藏書，成家后租了一處大房子，完全放得下。1940年去貴州應浙江大學之聘時，留在北平的家改租小房間，只能將大部分書寄放在親戚許寶骙家中，解放之初才取回。1950年到復旦大學后，藏書又不斷增加。盡管1956年分到了最高規格的教授宿舍，有四大一小五間房間和獨用的廚房、衛生間，還是趕不上藏書增加的速度。1979年我第一次走進他的會客室兼書房，只見書架上、寫字臺上、沙發旁和茶幾上到處是書，稍有空隙處都塞滿了雜志，有時要找一本書還得到臥室去找。1980年上海市政府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先師遷至淮海中路一套新建公寓，三間住房合計59平方米，住著一家三代、一位親戚和保姆共七口。他將最大的一間用書櫥一分為二，里面約十平方米作他的書房兼臥室，外面的14平方米作會客室并放書櫥，晚上還要供家人睡覺。另外兩個房間包括兒媳的臥室也都放著他的書。但書不能不增加，他家不得已在陽臺與圍墻間小院內搭了一間小屋，放了十個書架。這間小屋自然屬違章建筑，也擋住了鄰居院內的陽光，引起鄰居不滿，要求房管所下令拆除。先師無奈，除親自登門道歉外，又將屋面拆至圍墻以下，才把此事拖延下來。他逝世后，我和他家人清理他的藏書，發現小屋里陰暗潮濕、悶熱難當，書架間擠得難以轉身，一些書發霉生蟲，黏連成團。先師生前經常感嘆，要是有放書的地方，何至于有幾部好書會失之交臂？

其實，藏書還得有另一個條件——賢內助，先師雖未直說，在當他助手這十多年間我了解不少。先師在遵義時的助手呂東明先生生前告訴我，師母在與先師發生爭執時，經常會拿他的書出氣，甚至直接扔在門前河中。我不止一次聽師母抱怨先師的錢都拿去買了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其實先師買書大多是花工資以外的稿費收入，但在師母面前也得運用模糊數學。有一次與顧頡剛先生的助手談及，才知道我們的太老師有相同遭遇，太師母甚至管得更緊。顧先生購書不僅得動用小金庫，而且還不敢將大部頭的書一次性取回家，只能化整為零，以免引起師母注意后查問購書款的來歷。

先師從來不把自己的書當藏書，只是工作用書，少數與專業無關的書也是為了“好玩”。他一直說：“除了那部明版《水經注》，我沒有值錢的書，不像章丹楓的書。”有的書買重復了，或者又有人送了，他就會將富余的書送掉。上海古籍出版社送了他新版的《徐霞客游記》，他將原來的一部送給我。有了《讀史方輿紀要》的點校本，就將原有的石印縮印本給了我。他自己留的講義、抽印本、論著，只要還有復本，都會毫無保留地送給有需要的人。得知我準備撰寫《中國移民史》，他就將自己保存了40多年的暨南大學畢業論文手稿送給我。這份手稿封面上有周一良先生的題簽，里面還有不少潘光旦先生用紅筆寫的批條，中文中夾著英文，非常珍貴，我將它歸入本所已經設置的“譚其驤文庫”。中華書局出了明人王士性的《廣志繹》，先師覺得此書重要，以前歷史地理學界重視不夠，專門向出版社買了幾本送給我們。

先師的藏書中有半部六冊《徐霞客游記》，那還是抗戰前在北平時他的老師鄧之誠（文如）先生送給他的。封面有鄧先生的題識：“《徐霞客游記》季會明原本。此本存六、八、九、十凡六冊（九、十分上下），其七原闕。一至五冊昔在劉翰怡家，若得合并，信天壤間第一珍本也。”70年代末，先師得知上海古籍出版社擬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記》，即將此書交給參與整理的吳應壽先生，供出版社無償使用。正是以鄧先生的題識為線索，幾經周折，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了曾為嘉業堂收藏的五冊季會明抄本。經趙萬里先生等鑒定，這就是當初徐霞客族兄徐仲昭交給錢謙益，又由錢推薦給汲古閣主人毛晉的《游記》殘本。這部湮沒了300多年的最完整的抄本終于重見天日。與長期流傳的乾隆、嘉慶年間的刊本相比，此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游記》字數增加了三分之二以上，游記多了156天（原為351天）。

1981年5月19日，先師將這六冊書送給鄧之誠之子鄧珂，建議他將此書出讓給北京圖書館，使兩部殘本合璧。王鍾翰先生得知此事，頗不以為然，問先師：“這是鄧先生送給你的，為什么要還給他兒子？他兒子沒有用，無非是賣幾個錢。”先師答道：“鄧先生送給我，是供我使用的。現在新版已出，我不必再用這套抄本了，應該物歸原主。如果真能由北京圖書館配全，不是更好嗎？”不過，鄧珂是否接受先師的建議，這幾冊書究竟能否與另一半合璧，就不得而知了。

1991年10月7日上午，我應召去先師家，他鄭重地向我交代他的身后事，其中就包括對他藏書的處理。他說，凡是所里（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有用的書可全部挑走，作為他的捐贈，剩下來的書賣掉，所得由子女均分。1992年8月28日零時四十五分，先師在華東醫院病逝。一時二十分，我在先師的遺體旁向他的長子轉達了先師的幾點遺囑。

以后他的子女找我商量這些書的處理辦法，因他們的意見無法統一，決定不向復旦捐書，但可以讓鄒逸麟（時任所長）、周振鶴（先師學生，我同屆師兄）和我挑些書留作紀念。我當場表示，先師留給我們的紀念夠多了，不需要再挑書，同時說明如這些書出售，我們三人都不會購買，復旦也不會買，以減少雙方的麻煩。據我所知，他們曾請人估過價，打聽過賣給外國機構的可能性，還接洽過幾家機構，商談過捐贈條件，但都沒有成功。

幾年后，我已擔任研究所所長，先師子女終于取得一致意見，將先師的藏書捐贈給復旦大學，同時捐贈先師的手稿、日記、書信、證書等全部文件，條件是學校必須完整收藏，妥善保存。我立即向校方申報，提出具體條件，還建議發給家屬20萬元獎金，由學校與本所各籌措一半，都得到校方批準。但出于種種原因，學校這一半獎金拖了好幾年才發出。學校圖書館大力支持，同意在完成編目入賬后，將其中的古籍和專業書籍、刊物撥歸本所集中收藏。由于先師家那個小間保存條件太差，又沒有及時清理，放在那里的不少書已霉爛損壞，只好報廢。

2005年復旦百年校慶前，光華樓建成啟用，我們在西樓21層本所最大的一間（80平方米）設立“譚其驤文庫”，除了收藏先師的書籍、文件、紀念物，還集中了所里收集到的先師遺物，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有關資料、內部出版物和用品。

央視、鳳凰衛視和上海電視臺等，曾先后就先師的生平、貢獻和我們的師生關系采訪過我，我都將拍攝地點放在這里。每當我談及先師的學術貢獻和嘉言懿行，追憶他樹立的人格典范，重溫他的教誨，經常禁不住會凝視他留下的遺產，抬頭仰望他慈祥的遺容，總覺得我就在他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