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雖然長期在上海居住生活，但始終輾轉(zhuǎn)賃屋未置產(chǎn)業(yè)，因此他將多年積累的手稿資料存于家鄉(xiāng)常州的舊宅。直到1955年底，上海市高教局為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將徐匯區(qū)復興西路271號的一套公寓分配給呂思勉居住，他于次年初遷入新居。雖然呂思勉健康狀況轉(zhuǎn)差，但他依舊振奮精神，于當年5月回常州老家，將手稿、札記等資料揀選后，托運至上海，打算定下心來完成自己的著述計劃。正因為在上海終得安居，這批珍貴的手稿才得以在這座城市存續(xù)至今。

可惜天不假年，呂思勉于1957年10月便溘然長逝，留下大量未刊手稿。面對這一龐大的學術遺產(chǎn)，在其友人顧頡剛的倡議下，成立了呂思勉手稿整理小組，成員包括其女兒呂翼仁，弟子楊寬、唐長孺、湯志鈞和李永圻等。經(jīng)過他們系統(tǒng)保護和整理，呂思勉諸多重要的學術成果如《呂思勉讀史札記》《呂思勉遺文集》等逐步公諸于世。此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張耕華賡續(xù)其事，使呂思勉的著述得以全面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

花箋、詩稿與貓咪印

▲呂思勉自刻貓咪肖形印

呂思勉出生于詩書世宦之家，先祖呂宮（1603—1664）為清代常州首位狀元。傳至祖父呂懋先時，呂氏已是數(shù)百年書香門第，透過其定制的“富貴長生”漢瓦磚花箋，可以一窺呂氏深厚的家學傳統(tǒng)。

呂懋先（1831—1871），字哲求，號晉廷。曾任江西南昌府奉新縣知縣，主持修撰《奉新縣志》，并多次捐俸修橋建署造福一方。今常州十子街的呂思勉故居，就是呂懋先在咸豐年間購建的房產(chǎn)。

這張花箋上，摹拓了常見于字磚、瓦當上的吉語“富貴長生”，此外上署“磨兜堅室”也值得一說。呂懋先的齋號“磨兜堅”，源自古代刻在金石上誡人慎言的箴言，體現(xiàn)儒家“謹言慎行”的傳統(tǒng)。呂思勉曾作《釋“磨兜堅”》（收錄于《蒿廬文稿》）考釋祖父齋名的出處。除呂懋先外，在清代還有張懷溎、葉錫鳳、蔣仁、章綬銜等文士也以“磨兜堅”為書齋名，體現(xiàn)了一個時代的文化風尚。這張小小的花箋，不僅寄托著文人的風雅閑情，也承載著呂思勉對先人品德的追慕，更凝聚著呂氏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蘊。

▲呂懋先定制“富貴長生”花箋

受家族詩書傳統(tǒng)的熏陶，呂思勉也是一位詩人。他年少時便常與友人結(jié)社吟詩，然其詩名為史學成就所掩蓋。本次展覽首度呈現(xiàn)他的文學風采。

展上并呈了呂思勉《癸巳重九，約真期集滬上公園，嘯篁詩最先成，即次其韻》詩的初稿與定稿，詩云：

稍覺逢時興不同（吾鄉(xiāng)諺語謂遇節(jié)日曰“逢時”），衰顏猶映酒杯中。

春秋易逝原非我，書劍無成竟作翁。

莫向東山怨零雨，欣瞻北闕曜朝曈。

卻慚無補絲豪事，懶逐車塵踏軟紅。

詩題中的“癸巳重九”為1953年10月16日重陽節(jié)，“約真”是南社湘籍詩人劉謙（1883—1959）的字，劉謙即著名教育家劉佛年之父。當日，呂思勉、劉謙、鐘泰、劉嘯篁等一眾文人學者在上海中山公園舉行重陽雅集。劉謙晚年寓居上海，曾于1950年代初北上赴京華攬勝，收獲良多，為當時欣欣向榮的社會新面貌所打動，所作之詩多頌社會的新生。呂思勉的和詩中“莫向東山怨零雨，欣瞻北闕曜朝曈”，前句反用《詩經(jīng)》“東山零雨”的典故，后句呼應劉謙北上所見的新氣象，從中可以感受到老學者對新社會的期待。由詩稿的修改痕跡可見，呂思勉在初稿“稍覺逢時興不同”后用淡墨加入“吾鄉(xiāng)諺語謂遇節(jié)日曰‘逢時’”，作為唱和的小注；初稿中“只慚無補絲豪事”，系引蘇軾《初到黃州》原句，他特意標注出處，后來在定稿中改“只”作“卻”。

▲“癸巳重九”詩初稿與定稿

在讀書寫作外，呂思勉還是位“寵貓雅士”。他養(yǎng)貓的同時也寫貓，滲透著濃厚的學人氣質(zhì)。他在《貓友紀》中記錄了各種養(yǎng)貓趣事，比如援引《論語·述而》中的典故，給四只愛貓命名為“志道”“據(jù)德”“依仁”“游藝”；又比如，深受常州今文經(jīng)學影響的呂思勉還根據(jù)《春秋公羊傳》“張三世”（衰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理論，將貓咪譽為“太平畜”，作為理想社會的吉祥物，可見其對貓咪的喜愛之情。此外，展覽上最引人矚目的展品是呂思勉自刻的貓咪肖形印，從簡潔而精巧的刻畫中，透露出他內(nèi)心溫柔可愛的面向。無論是在書齋中獨守青燈黃卷的孤寂，還是在戰(zhàn)火紛飛年代備嘗流離的艱辛，那些蜷縮在研臺旁、匍匐在書桌邊的小貓咪，始終以溫情的陪伴給呂思勉帶來慰藉。

▲呂思勉《貓友紀》手稿

手稿所見治學精神

1935年，呂思勉為《光華年刊》題寫的“觀其會通”四字，不僅是他對光華學子的勉勵，也是夫子自道，是對其治學精神的精彩提煉。所謂“會通”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首先，“通貫各時代，周贍各領域”，即縱向上通貫中國古今歷史的演變，橫向上打通各學科，以“通觀圓覽”；其次，“合同而化，通經(jīng)致用”，即理論打通實踐，將書本所學與閱歷體征相貫通。

作為乾嘉學派傳人，以及深受“新史學”觀念影響的現(xiàn)代學人，呂思勉治學有專門的方法。通過細讀手稿上的痕跡，可以還原他撰述的步驟，展上整理出呂思勉“五步撰述法”的治學流程，以便讀者理解呂思勉的治學門徑和特色：

第一步“閱讀史料，分類摘錄”。呂思勉以寫讀史札記為治學特色，最初步的札記形態(tài)如同密碼本，在卡片上抄滿頁碼，以標識文獻出處，這是研究的準備工作。

第二步“摘錄語句，排比史料”。呂思勉在上一步的基礎上按類別摘抄史料內(nèi)容。

其弟子錢穆在《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中回憶老師時寫道：“及師偶翻書桌之抽屜，乃知一書桌兩邊八個抽屜盡藏卡片。遇師動筆，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其中的卡片就是以上兩步的札錄手跡。

▲呂思勉《宋史札錄》

第三步“考訂史事，撰寫札記”。對所摘錄的史料進行嚴謹?shù)目甲C，寫成短小精悍的筆記。

第四步“綜合研究，連綴成篇”。將零散的札記整合成獨立的史論文章。比如呂思勉在其史論代表作《畜牧宜在長城外》中，首先從史抄入手，切入在邊地設牧區(qū)以鞏固邊境安全的問題意識；其次以史帶論，并結(jié)合當時現(xiàn)實情況，提出邊境畜牧可以與長城互保，以此作為“安邊之至計”的史識論斷；最后，引用老師屠寄在邊地考察后的結(jié)論，并提出自己不同的見解，認為在長城外設置畜牧區(qū)有利于邊境安全。這篇史論短文，分三個部分論述一個具體的問題，而能邏輯自洽，可以一窺呂思勉的論史思路，以及結(jié)合時代、經(jīng)世致用的治學思想。

▲呂思勉《畜牧宜在長城外》手稿

第五步“會通各篇，撰成著作”。展覽選取了呂思勉最重要的代表作《呂著中國通史》的初稿殘頁，以及《隋唐五代史》，后者為他在去世前一天還在抱病校閱書稿清樣的“天鵝之歌”。

通過對呂思勉治學和撰述流程的還原，我們能直觀感受到呂思勉“從目錄學入手，以考證為中心”的治學門徑，和其“通經(jīng)致用，為民立言”的治史特色，希望能對當今青年學子的治學有所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