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很多人不明白中國的科學家們幾十年隱姓埋名，甚至有家不能回是否有點“不近人情”？

對于這些疑問，伊朗科學家用自己的鮮血給出了回答。當一夜之間，頂尖核科學家被斬首，人們才終于明白，什么是保密工作大于天”......

那么，當年中國當年為了保護科學家究竟做了哪些努力？這么做的意義到底有多大？

當科學家成為頭號目標

當伊朗的頂尖科學家一個接一個的出事后才發現，哪怕這些科學家們沒有上戰場，但他們還得死。按理說，科學家們不就該在實驗室、在書本里嗎？危險能跟他們有什么關系？但誰讓他們手里擺弄的，是關系到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國之重器”呢？

對于伊朗的核科學家遇害的事件，并不是一兩個偶發事件，而是一張不斷延長的死亡名單。穆罕默德·馬赫迪·塔赫蘭奇？法里頓·阿巴斯？對我們普通人來說可能沒聽過，可在伊朗，他們是國寶，是花了幾十年心血、傾盡國力才培養出來的稀世人才。

就連最頂尖的首席核科學家法克里扎德，2020年在德黑蘭近郊，在幾層保鏢嚴密護衛下，照樣被“做掉”。那手法，據說是遙控機槍，跟電影里演的一樣，精密又冷血。

當然，此類事件不止一件。

2007年侯賽因普爾教授，毒氣。2010年穆罕默迪教授，家門口汽車炸彈。同年阿巴西教授僥幸躲過一劫，沙赫里亞里教授卻倒在血泊里。2012年羅尚教授，又是汽車炸彈…

每一次爆炸，每一次暗殺，炸飛的、消逝的，不只是一個生命，更是一個國家在某個尖端領域幾十年的技術積累和人才基石。那份精準和膽大，透著刀尖上的味道。

暴露在陽光下的危險

有人可能不理解，伊朗難道不會吸取教訓，加強保護嗎？說起來復雜。對手的手段太高明，情報滲透無孔不入，伊朗國內安全防線如同篩子。重要人物行蹤泄露，給對方留下了太多縫隙。

另一方面，科學家畢竟也是人，他們也許渴望更正常的生活，住在大城市，想出國開會交流，保持和世界的連接。

但在信息時代，這恰恰可能成為致命的破綻。現在人臉識別、大數據、各種數字足跡無處不在，個人行蹤軌跡幾乎是透明的。

你喜歡去哪，見過什么人，甚至手機在什么位置，都可能被一只看不見的黑手掌握。這無疑給那些想對你下手的人提供了難以想象的便利。你的一舉一動，也許都在別人的監控之下，危險就潛伏在這種看似開放自由的環境里。

絕境中的隱姓埋名

看到伊朗的遭遇，再回望我國當年搞“兩彈一星”那段歷史，才猛然驚覺，我們那時走的路，是多么驚險的一步棋，又是多么充滿智慧的一步棋。

那句“為了國家安全，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秘密”，在當年，絕不是一句輕飄飄的口號。它是用一代人的青春、熱血，甚至是一生的“消失”來踐行的。

1986年，已經病重的鄧稼先老先生，提出想去天安門看看。望著廣場上來來往往的人群和車輛，他輕聲問身邊的人：“你說，30年后，會有人記住我們嗎？”聽到這話，身邊的工作人員泣不成聲，想大聲說“會”，卻又不敢。

因為那時，他們的身份是最高機密。他們的名字，他們的功績，老百姓一個都不知道。甚至連他們的家人，很多年里都只知道親人去了個遙遠神秘的地方，干著一份不能說的工作，一走就是十幾年、幾十年。今天看來，這種“不近人情”的保密方式，是多么嚴酷。

可再看看伊朗，看看那些一個接一個倒下的身影，你或許就能理解，當年那份“不近人情”的背后，凝聚著多少先輩們的血淚教訓。那時我們的外部環境比現在的伊朗惡劣得多。伊朗主要面對美國和以色列，而我們呢？同時面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核訛詐和圍堵。

我們的科研基礎幾乎是零，所有一切都得從頭摸索。鄧稼先、于敏、郭永懷、程開甲、王淦昌……這些現在耳熟能詳的名字，當年，都是真真正正“消失”的人。

那消失的十七年

王淦昌先生，作為清華物理系的高材生，年輕時就在國際物理學界聲名鵲起，發現了反西格馬負超子，震動了學術界。

所有人都認為，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是早晚的事，而且是中國第一個諾貝爾獎。然而，就在他學有所成、榮譽唾手可得的時候，一紙國家調令來了：讓他放棄一切，秘密回國參與原子彈研制。

一邊是近在眼前的國際最高榮譽，一邊是國家最迫切最危險的需求。王淦昌先生沒有絲毫猶豫，他告別家人，化名“王京”，從國際物理學界徹底“人間蒸發”，整整17年。

這期間，他放棄自己熟悉的領域，轉向陌生的應用研究，斷絕所有海外聯系，幾乎不見外人。家人多半不知他的死活，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干什么。他消失得如此徹底，以至于國外的學界以為他早已不在人世。

原子彈的核心關鍵之一是爆轟實驗，我們當時一片空白。王淦昌先生帶著團隊，扎進條件艱苦的戈壁灘，沒日沒夜地干。他們接觸有毒的炸藥，冒著巨大風險進行上千次實驗。王老親自操作危險部件，提出了“炸藥透鏡法”等關鍵技術，解決了一個又一個難題。實驗緊張時，一個饅頭一杯水就是一頓飯，通宵是家常便飯。

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戈壁灘上響徹的歡呼，洗滌了他多年默默付出的辛酸。緊接著，他參與氫彈研制，攻克引爆設計難題，又轉戰地下核試驗，直到國家解除保密。

沉默的守護與今天的警鐘

直到1978年，王淦昌才恢復本名，重新回到公眾視野。那個當年意氣風發的青年，臉上已經刻滿了風霜。誰也不知道他這17年經歷了什么，只知道他是個“普通的科學家”。國家獎勵他3000元，他全部捐給了學校。他與諾貝爾獎三次擦肩，從未有過怨言。

1999年，國家授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時，老人已經去世一年了。

“干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這就是那一代最頂級科學家的選擇。他們自愿切斷與世界的聯系，犧牲小我，隱匿鋒芒，把自己鍛造成國家最堅硬的盾牌。

正是當年那種近乎嚴苛的隱姓埋名和保密制度，才確保了這些國之棟梁的安全，為中國鑄造了核盾牌，贏得了和平發展的戰略空間。伊朗今天面臨的困境，那種核心人才被精準打擊的威脅，可能幾十年前，在我們身上也隨時可能上演。

所以，當鄧稼先老先生在天安門前問“30年后會記住我們嗎”時，我們今天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們記得，永遠記得！我們不只記得他們的名字和偉績，更要銘記他們為什么要選擇那條隱秘、寂寞的道路，記得那份如今看來有些“不近人情”的保密，如何在當年為我們擋住了多少槍林彈雨。

結語

時代在變，威脅也在變。過去是間諜滲透、飛機偵察，今天，網絡攻擊、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算法，讓一些“看不見的黑手”更容易找到目標。像當年馬航MH370上多位中國專家的消失，或是近年來國內一些關鍵領域科學家引人猜測的意外，都像是一記記警鐘，提醒我們風險從未遠去。

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不僅要有攻堅克難的能力，更要有保護自己核心人才、維護國家命脈安全的智慧和決心。這份寂寞和守護，有時不只屬于科學家，它可能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在信息洪流和日常生活中，都在某個角落，默默分擔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