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不責眾’這個詞兒，要是沒記錯最早出現在清代一本叫《小五義》的小說里，并且剛發明出來的時候，人家算是個褒義詞。

小說里縣衙在處理一起案件時，發現全村人都有參與。可當時衙門里總共也才十來口子人，要是把全村人都抓回來，先不說會不會遭遇集體反抗，就是抓回來了衙門里也塞不下，供他們吃喝衙門也負擔不起。再有就是，都抓回來了誰種地？誰繳稅？

所以縣太爺就說出了‘法不責眾’這個詞，只抓了幾個領頭的回來，便不再追究其他村民的責任了。

同樣的情形，在明代崇禎年間也出現過，只是那時候‘法不責眾’這個詞并沒有被發明出來。當時陜西鬧饑荒老百姓搶糧，人數很多很多，地方官員也是不敢全抓，不然勢必出現官逼民反的結局。

所以早期的法不責眾，本質上是統治階層權衡管理成本和社會穩定等因素后，做出的一種妥協，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管理智慧。

為啥要說這些呢，因為這兩天安徽宿州那邊，發生了一起哄搶事件，不少人不理解為啥現在吃穿不愁，還會有人去搶那些不咋之前的土豆子，今天深入聊聊這背后的原因，帶你探索下人性的奧秘。

老周在當地承包了500多畝土地種土豆，眼瞅著就能收獲賣錢了，可糟心的一幕出現了。剛開始只是有幾名當地村民在承包地邊緣，挖過一些土豆回家吃。老周沒咋在意，畢竟一畝地2000來斤的產量，村民挖點吃造不成啥影響。

可老周咋也想不到，自己微小的善意，卻被村民們當成了允許。沒過幾天，來承包地里挖土豆的人越來越多，老周驅趕過、嚇唬過，但都無濟于事，來挖土豆的人依然‘絡繹不絕’。

最終演變成一場不分白天黑夜的搶土豆‘活動’，有人裝了滿滿一麻袋，有人開著三輪車，老周報警，警察攔住幾個，結果人家說只是來‘撿’地里剩下的、沒人要的土豆。這些人大多都有些年紀，警察又不敢上手段，只能一邊喝止，一邊安慰老周‘法不責眾，他們也沒啥好辦法’。

老周氣不過，把拍攝的村民‘搶土豆’視頻發布到網上，發泄心中的郁悶。

有人覺得可能是村民不懂法，特別是一些農村老人，其實還真不是。即便是第一個去挖的村民，也肯定知道自己行為是偷竊。只不過村民跟老周想到一塊了，老周覺得一個人挖幾個沒啥損失。村民也是這么想的，他覺得老周種這么多土豆，不會在意自己去挖幾個拿回家吃的。

但從第二個開始，味道就變了。當第一個村民挖了土豆回村，被其他村民看到，并且得知老周沒有制止，甚至連辱罵都沒有的時候。很多村民心里可能就產生了‘效仿’的想法。

雖然我太喜歡‘窮山惡水出刁民’這種表述，但這種感覺情況的確存在。老周一個臟字都沒罵，在一些‘刁民’眼里，就是一種默許，或者說‘刁民’會覺得他不夠強硬，可以去占便宜。

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去搶土豆的時候，味道又變了。那個說“撿地里沒人要的土豆”的人，可能這是他一種狡辯，為了在警察面前減輕自己罪責的說法。但也有可能是，先前挖走土豆的人，為了稀釋自己‘搶’的罪惡感，故意對外散播‘剩下好多土豆沒人要，趕緊去撿’的謠言，人去得越多，他心里越安生。

這其實符合心理學上的‘去中心化’理論：人在群體中會弱化自我意識，覺得“我只是其中一個”，“責任大家攤”。

這類事件里往往都包含著“試探-模仿-擴散”的過程。有點像螞蟻搬家，單只螞蟻沒方向，但一群螞蟻能形成穩定路線。群體行為會產生“匿名性”：在黑暗里，在人群中，“我”的臉被遮住了，“我”的名字沒人叫了，“我”的道德感跟著消失了。

就像《烏合之眾》里說的一段話，群體中的個體，智商通常都不在線，作惡時的罪惡感也隨之降低。

更有意思的是這里面還包含著“責任分散效應”。

心理學實驗發現，當一個人看到有人遇險，80%的人會想辦法施救；但如果有10個人在場，有人出手施救的概率反而會大大降低。因為大家都會覺得“別人會管的”。宿州搶土豆這事，村民們肯定也會想：“這么多人拿，警察抓得過來嗎？”“就算抓，也輪不到我。”

這種‘天塌了有高個子頂著’的心理，是個體的道德約束徹底崩盤的根本原因。

除了道德層面，這事里面可能還隱藏著對‘規則公平性’的質疑，很多哄搶事件，表面上看是‘貪小便宜’，實際上是在比較心理作祟下，‘覺得吃了虧’。

其一，土地原本是村民，或集體的，原來村民自己種，種子化肥、澆水除蟲、播種收割，一系列操作下來，一畝地一年也掙不了幾個錢。

現在土地被承包，雖然老周給了承包費，但憑借機械化大面積種植，壓縮不少成本，一年能掙不少錢。村民心里難免會覺得不爽，覺得承包費給得少了，于是偷他點土豆，雖然不值幾個錢，但至少心里能舒坦些。

另外，偷土豆的人越來越多，有沒有人故意向外散播消息，故意使絆子的可能呢？

我覺得有。

其二，開始個別村民去偷土豆，可能他們也不缺那幾個土豆的錢，只是不爽。但后面那些去明搶的，大概率也并不是買不起土豆。更多的只是看別人都去搶了，并且沒啥后果，等于是白白到手的‘好處’，自己不去搶點，一方面顯得膽小，一方面覺得吃虧。

這些屬于資源分配中被邊緣化的不滿。當村民們覺得自己在資源分配中被邊緣化時，“法不責眾”就成了他們對抗“規則”的武器。這種情緒在傳統熟人社會更明顯——大家抬頭不見低頭見，“你賺了錢，總得讓我占點便宜”的心態，比法律更深入人心。

但現在時代變了，“法不責眾”的生存土壤正在消失，也應該消失了。

老周手機里存著100多段視頻，村民的臉、三輪車牌號、裝土豆的蛇皮袋，全被拍得清清楚楚；

更關鍵的是，執法邏輯變了。去年某地出臺了《群體性哄搶事件處理指導意見》，明確“參與即擔責，不論數量多少”；

我老家當過村支書的老人說：“以前村里分東西，誰多拿點大家睜只眼閉只眼；現在手機一拍，第二天全鎮都知道，誰還敢？”

宿州警方這次也沒“和稀泥”，直接受案調查。在透明化監督下，“匿名性”沒了，“責任分散”也沒了。

我看到很多人說，這是中國人的劣根性，我很討厭這種說法，一看到一些不好的現象，就往‘中國’身上扣帽子，說得好像外國人多高尚，人品多好一樣，殊不知他們比咱們更野蠻。

遠的有1941年波蘭小鎮集體屠殺猶太人，當時小鎮政府和居民共同商議，做出了‘所有猶太人都得死’的決定。隨后全鎮居民出動，瘋狂地折磨、屠殺了1600多猶太人。

令人震驚的是，這一場大規模的集體犯罪，最終只有22人被起訴，其中8人被判無罪，另外14人判決也很輕。絕大多數參與屠殺者，甚至心安理得地生活著。

咱不考慮人種之間的歷史仇恨，那玩意太復雜，咱就說非戰爭情況下，一個鎮的居民都去屠殺另一種族，這里面的人性，能高到哪去？

近的有前兩年美國那邊的‘零元購’，無數白人、黑人沖進商場、店鋪，抱著各種商品堂而皇之的‘免費’離開。也許最初只是幾個黑人帶了個頭，但沒受到制裁和懲罰，于是美國多個城市、不同人種紛紛效仿。

別人可以做，我也可以；別人免費了，我掏錢就是傻子；別人搶了，我不搶就是‘吃虧’。

你看，有區別嗎？

所以，那些認為外國月亮更圓，太陽更亮，老百姓更有素質的人，該歇歇了。

這只是人性而已，真要論起來，咱們比他們高尚無數倍，只是曾經咱們太窮了，為了生存不得不優先考慮自己更多些，而那時外國早就進入發達社會，顯得咱們老百姓人性卑劣些而已。

真要是達到跟他們一樣的生活水平，咱們受五千年歷史熏陶下的人民道德水平，能把他們秒成渣。

全文完，感謝閱讀，喜歡請三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