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加拿大 G7 峰會時，美國總統特朗普把這場領導人會議當成了真人秀 —— 不僅遲到，還呼吁重新接納俄羅斯（遭其他成員抵制），甚至罵東道主特魯多 “不誠實、軟弱”，最后拒絕簽署聯合聲明，《Politico》當時就以 “特朗普炸翻 G7 議程” 為題報道。而今年當 G7 再次在加拿大召開峰會時，特朗普針對其他成員國的關稅戰正打得火熱，預計這次峰會的火藥味只會更濃。

但 G7 本不該是這樣。這個由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和美國組成的集團，完全有潛力在全球治理中扮演關鍵角色 —— 既能填補特朗普政府不愿承擔的國際責任，也能解決那些引發特朗普對美國全球領導力擔憂的 “責任分擔” 問題。此前 G7 峰會已顯現出議題拓展的趨勢，從傳統經濟合作轉向科技突破、公共衛生、重大軍事行動等更廣泛領域。在當前地緣政治對抗導致國際機構癱瘓的背景下，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協調行動。

如今的全球治理體系正陷入危機。歐洲與中東的戰火、威權國家的合縱連橫、亞洲與中東核擴散風險 —— 這一切導致聯合國安理會內部分裂，這個曾經活躍的機構基本失靈。僅過去五年，俄羅斯就對加沙、馬里、蘇丹、敘利亞、烏克蘭、核擴散及人權等議題的 14 項安理會決議行使否決權。而人工智能與合成生物學等突破性技術的涌現，迫切需要制定新規范，加上維護供應鏈穩定、應對大流行病、推動凈零排放等需求，都要求各國開展合作，但現有全球體系根本無法滿足。

美國在特朗普時期放棄了二戰后 “規則秩序” 捍衛者的角色，其政府對法治、責任治理、資本自由流動和自由貿易原則興趣寥寥。中、伊、朝、俄等威權政府則持續聯手削弱而非支持國際秩序機制。巴西、埃及、印度、印尼、墨西哥、沙特、土耳其等中等國家則 “實用主義” 至上 —— 自由主義秩序有用就用，同時也愿與 “威權軸心” 互動。而 “全球南方” 國家實力尚不足以引領全局。

其他國際機構也難當大任：2008 年金融危機時穩定局勢的 G20，因中美俄等國博弈已喪失集體行動能力；160 多個成員的 WTO 連一項協議都難達成，更無力阻止中美將貿易作為武器；金磚國家擴員后試圖削弱西方主導的國際機構，但自身協調能力有限。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 AUKUS、印太經濟框架（IPEF）等小型集團雖興起，但都無法制定讓全球認同的規則。

要成為真正支撐 “規則秩序” 的機構，G7 需要在成員結構、工作機制和全球合法性三方面改革。首先是擴容爭議：許多 G7 成員看重其 “精英屬性”，擔心擴員會像 G20 一樣臃腫，但承擔全球治理責任需要更多實力相當的伙伴。目前 G7 地理結構失衡 ——9 個席位中 6 個給了歐洲國家和機構，亞洲僅日本一席，沒有 “全球南方” 代表。

澳大利亞和韓國是優先候選。澳大利亞人均 GDP 高于除美國外的所有 G7 成員，是全球第十二大經濟體，且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始終捍衛民主價值觀；韓國是全球科技與文化強國，是除印度、巴西外非 G7 成員中最大的工業民主經濟體，在對烏援助與芯片技術競爭中地位關鍵。2024 年 CSIS 研究顯示，澳韓在 G7 優先的氣候、數字競爭力等七大領域的綜合評分超過法、意、日等現有成員 —— 韓國數字競爭力排名高于除英美外的所有 G7 國家，澳大利亞供應鏈安全評分僅次于德英美。而印度綜合評分低于意大利，暫不具備加入條件。為平衡結構，可將歐盟在 G7 的兩個席位合并為一個，新增西班牙作為拉丁語世界代表 —— 其氣候政策表現優于除德英外的所有 G7 國家。

其次是機制化改革：目前 G7 峰會由東道主隨意設定議程，雖靈活但缺乏連續性。2023 年廣島峰會提出建立 “反經濟脅迫協調平臺” 等雄心計劃，2024 年意大利峰會卻轉而聚焦北非移民，今年加拿大峰會又主打能源安全與數字化轉型，頻繁變換的議題讓國際社會困惑。改革方向包括：設立由前任、現任、候任東道主組成的 “三駕馬車” 協商機制，提前一年規劃議程；建立常設秘書處，由經合組織（OECD）提供氣候、AI 政策等領域的專家支持，確保政策延續性；成立專項工作組跟蹤決議落實。

最后是加強與 “全球南方” 的互動：G7 需定期與非盟、東盟、伊斯蘭合作組織、G20 及東大等開展外長級、財長級對話，峰會后也持續溝通執行情況。這種制度化互動既能彰顯包容性，也能在 AI 規范制定、對抗中俄伊朝等問題上爭取更多支持，同時兼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氣候訴求。

長期以來 G7 成員不愿改革，但如今美國領導力衰退、全球治理真空的現實已不容回避。有趣的是，特朗普或許會成為改革的意外助力 —— 盡管他一貫輕視國際機構，卻熱衷于 “大動作” 給自己貼金，若能將 G7 從 “僵化組織” 改造成 “活躍平臺”，正符合其政治訴求。前特朗普政府 G7 代表透露，擴員改革可能符合他的利益：澳韓等新成員會分擔更多國際責任，讓美國 “減負”；引入印太新成員還能稀釋歐洲話語權，削弱他一直想重新接納的俄羅斯的影響力（其他成員堅決反對俄重返）。

特朗普 “美國優先” 政策導致的全球秩序混亂，恰恰凸顯了 G7 改革的緊迫性。若不填補治理真空，其他勢力就會用更危險的規則取而代之。對即將召開的加拿大峰會而言，推動 G7 轉型不僅是維護 “規則秩序” 的需要，更是在分裂世界中重塑多邊合作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