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歷史博物館。圖/涉事機構官網截圖

“導盲犬為啥不能進博物館？”這個詰問再一次在現實中叩響。

據瀟湘晨報報道，近日，溫州盲人小伙在自己的社交賬號上發視頻稱，他想帶導盲犬參觀陜西歷史博物館，卻被博物館工作人員告知“寵物帶不進去”。小伙解釋，導盲犬是工作犬不是寵物，工作人員的回復是“動物帶不進去”。視頻引發熱議。

6月17日，記者聯系陜西歷史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盲人等特殊人群如果單獨來到博物館參觀，可以攜帶殘疾證和身份證到窗口處登記，通過無障礙通道進入博物館，入館之后也有志愿者可以提供協助，不過建議特殊人群在有人陪同的情況下前來參觀。根據博物館入館須知，導盲犬的確不能進入。

表面上看，博物館不允許導盲犬進入，確實有些不近人情，因為對于盲人來說，導盲犬就是他的“眼睛”。失去了這雙“眼睛”，盲人將寸步難行。但陜西歷史博物館對盲人參觀，也并非沒有替代方案，工作人員表示可以派志愿者協助參觀，如果帶了導盲犬也可以負責看管?？陀^來說，博物館的考慮還是周全的，許諾的服務也是人性化的。

導盲犬進不了博物館，并非工作人員刁難，而是因為“博物館展陳空間比較密閉，展廳觀眾相對比較密集”，如果導盲犬進入，可能造成秩序的混亂與其他參觀者的恐慌。所以，陜西歷史博物館的這個規定，其實是權衡各方利益的結果。

而且，這樣的規定也很難說違反了上位法。關于導盲犬進入公共場所，殘疾人保障法和《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均有相關條文涉及。

殘疾人保障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盲人攜帶導盲犬出入公共場所，應當遵守國家有關規定?！稛o障礙環境建設條例》則明確，“視力殘疾人攜帶導盲犬出入公共場所，應當遵守國家有關規定，公共場所的工作人員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供無障礙服務”。

細究這兩部法律法規，雖然明確了導盲犬進入公共場所的權利，但因為相關條文語焉不詳，譬如是否涵蓋所有場景，不同場景有無區別，應不應當、如何配備輔助配套措施等，都沒有明確表述。而且，“應當”而不是“必須”“不得”的措辭烈度，也意味著，這些規定并不是一種強制性的義務，更多只是一種原則上的倡導，這就給了公共場所自行解讀、自主裁決的空間。

這些年，可以看到的是，導盲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限制正在逐步解禁，不少地方的公共交通立法，都明確允許盲人可攜帶導盲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是，對于風景區、博物館這樣的公共場所，各地基本還是沒有明確說法，具體執行因具體場所而異。

就國內博物館而言，像故宮博物院、中國考古博物館是允許持有工作證明的導盲犬入館的，而像布達拉宮、景德鎮御窯博物館以及此次陷入爭議的陜西歷史博物館，則明確表示禁止導盲犬進入。還有大量的博物館，在公開管理規定中，則完全沒有涉及這一問題。

不論從立法上的審慎，還是從各地博物館的做法來看，這種模糊性，很可能源于一種小心翼翼的“刻意為之”，因為，“該不該讓導盲犬進入博物館”這個問題實在太棘手。

一方面，殘疾人有平等參觀的權利，導盲犬作為他們的輔助工具，應該得到足夠支持；另一方面，博物館又是特殊公共場所，“文物保護”是第一原則，同時也要保障其他人的參觀權益，如果不加任何考慮地放行導盲犬，也可能會造成文物與其他群體權益的損失。

所以，“該不該讓導盲犬進入博物館”，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多邊利益話題。在評判博物館行為時，既要考慮殘疾人的權益，呼吁為他們暢通參觀渠道，也不能簡單流于“政治正確”，忽略了文物保護的脆弱性與其他游客的權益。任何一項涉及公共利益的決策，都必須綜合權衡各方因素，很多時候沒有最優解，甚至只能求取一個“最不壞”的結果。

在處理導盲犬進入博物館的問題上，筆者認為，博物館應該把握兩個原則：首先是弱者優先原則。如何對待殘疾人，體現著一個社會的文明水位。博物館應在綜合考慮文物保護、客流密度及管理能力的基礎上，制訂詳細可操作的方案，盡可能為導盲犬進入博物館創造條件；如果不能，也要安排好志愿服務，陪同殘疾人參觀，并管理好導盲犬。

其次是最大公約數原則。殘疾人需要人道關懷，但不應該只是同情弱者，卻忽略了其他人的權益。在人流極端密集或脆弱文物區，應該切實考慮現實因素，充分評估是否應該讓導盲犬進入，以及進入之后的后果。換言之，哪怕允許導盲犬進入博物館，也不宜一概而論，最好分時段、分區域，靈活動態調整，做好管理服務。這也是國外許多博物館的共同經驗。

打造殘疾人友好型社會，是一個長期議題，需要逐步實現，謹防流于情緒化與道德化。具體到現實層面，這可能還需要法律的進一步調整細化，社會網絡提供更完整的支持，以及博物館探索創新更靈活的管理，多方努力之下，方能讓殘疾人的公共場所權益得到最大化實現。

撰稿 / 新京報評論員 王言虎

編輯 / 馬小龍

校對 / 張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