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現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

國民黨搞游擊戰為何不行？

本文摘選自楊奎松《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敵后游擊戰》一文，該文收于方德萬等編《為中國而戰》（文匯出版社，2021年1月）一書

由于（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黨把全部注意力幾乎都放在了正面防御上，蔣介石和國民黨最初對游擊戰顯然不夠重視。

在開始為各戰區制定的作戰計劃中，除了特別提到八路軍應派便衣隊前往敵占區去襲擊敵后方以外，很少在總體戰略上考慮在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的問題。

但是，由于日軍的推進過于迅速，也還是有一些打國民黨旗號的武裝留在了敵后。

如河北省保安隊即留在了冀南，前東北軍萬福麟部和察北保安司令孫殿英所部則留在了太行山南部地區，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也率部留在了在冀南晉西的交界處。山西太原失守后，國民黨將近30個師實際上都轉入到山區活動，從行政角度，山西省主席閻錫山還專門劃出了七個游擊區。

山東則有以孫桐萱為司令的第三軍團留在魯西南，有龐炳勛的第四十軍留在魯南，有山東第六區的行政督察專員范筑先和第三區的行政督察專員張里元等組織的抗日武裝留在了魯西北，有國民黨山東省黨部委員秦啟榮組織的游擊隊留在了山東與河北的交界地區，有青島市市長沈鴻烈率海軍陸戰隊和地方武裝留在了魯中地區。

另外，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率領的第八十九軍、陳泰運率領的稅警團，以及李明揚、李長江分別為正副指揮的蘇皖游擊隊等，也都留在了江蘇敵后。到1938年底，國民黨留置敵后的兵力總共約有六七十萬人，遠遠超過了中共這時在敵后的武裝數量。

白崇禧（右一）

1937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提出應“采取游擊戰爭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后游擊戰”的建議,蔣介石隨即通令各戰區加強游擊戰。如軍委會次年1月11日即指示第一戰區:“以軍隊聯合組織訓練之民眾，施行游擊，破壞敵之后方。”

隨后，第五十三軍奉命向陵川、林縣一帶游擊，騎兵第四師奉命與河北民軍司令張蔭梧等各部游擊隊前往太行山東南要地實施游擊。第二十四集團軍奉命以淮陽為根據地，向津浦路南段游擊;第四十八軍奉命以沭陽為根據地，向隴海路東段及津浦路中段游擊;第六十九軍和第五十七軍亦奉命向津浦路南段游擊。第五戰區更奉命以8個師以上的兵力在大別山分區設立游擊根據地，向安慶、舒、桐、六合及豫東皖北方面游擊。蘇北兵團則奉命向淮南游擊，破壞交通。

在1938年武漢會戰前后，第三戰區也曾奉命指揮第十集團軍、第十一集團軍和第二十二集團軍分別在滬杭、京杭和江南鐵路沿線進行游擊,并被要求組織沿江游擊炮隊及布雷隊，妨害日軍后方之安全與長江航運;第九戰區也奉命以4個師以上的兵力在九宮山建立游擊根據地，向敵后游擊，以策應武漢方面。

為加強對敵后黨軍政的控制，國民政府不僅先后委任沈鴻烈、鹿鐘麟、廖磊、韓德勤等為已經陷落的河北、山東、安徽和江蘇各省的主席，而且還在敵后各戰區成立了“戰地黨政委員會”，統一協調和指揮敵后的黨政系統。

隨著武漢、廣州相繼淪陷蔣介石更進一步提出“游擊戰重于正規戰，變敵后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一力量于敵后方”的策略，為此并特地增設了冀察和蘇魯兩個敵后游擊戰區，先后調第五十一軍、六十九軍新八軍和第九十九軍等挺進山東與河北，以加強游擊力量。

為適應這種情況，國民政府軍委會還專門舉辦了游擊干部訓練班，聘請了眾多中共軍事將領為教官并編寫了《游擊戰綱要》，分發各戰區、各軍事學校，作為研討游擊戰之教材與實施游擊戰的依據。

由于國民黨對游擊戰爭給予了相當的重視，派遣了大批部隊深人敵后來開展游擊戰，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批重要的游擊區和根據地。

如豫東游擊區、山西游擊區、浙西游擊區、魯中游擊區、海南游擊區等，并建立了太行山東南部根據地中條山根據地、呂梁山根據地、五臺山根據地、大別山根據地、浙西根據地以及皖東、皖北和鄂東根據地等。

國民政府軍委會從一開始就把敵后游擊部隊納入到正規部隊的指揮系統之下，堅持敵后游擊戰要服從于正面戰場的作戰。

從1938年底到1941年底，正面戰場上幾乎每次重要戰役，軍委會都直接指令敵后游擊部隊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如1939年3月的南昌戰役打響前，蔣介石就明令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岳部署游擊隊在敵后破壞交通，襲敵輜重，遮斷陽新、通山、崇陽公路，“阻敵增援”。

戰役開始后，軍委會更有命令給在敵后的第二戰區，要求其立即發起攻勢以為策應。

1939年末發動冬季攻勢時，國民黨方面投入了第二、三、五、九等4個戰區的主力部隊，同時組織第一、四、八戰區和魯蘇、冀察游擊戰區的兵力佯攻配合。

1940年春開始發動棗宜戰役時，第五戰區亦明令各游擊部隊參加作戰，在具體作戰部署上將各游擊部隊與正面作戰的部隊一并調遣指揮。到1941年9月第二次長沙戰役發動時，軍委會也是明令第五戰區“向長江沿岸、平漢鐵路、襄花、京鐘、漢宜公路及荊宜當面敵人，發動全面游擊”;并頒布魯蘇豫皖游擊計劃，要求淮南、淮北游擊部隊“向淮南、津浦、隴海鐵路發動廣大游擊戰破壞遮斷敵人交通，策應長江方面作戰”。

在敵后游擊戰的過程中,山東第六區專員范筑先、第三軍軍長唐淮源、第九十八軍軍長武士敏、第二十四師師長寸性奇、沂水游擊司令劉震東、東北游擊司令唐聚五、皖北游擊副司令雷忠等，都先后戰死。

可見其多數在敵后對日作戰亦相當堅決。

但是，國民黨的敵后游擊戰多半卻未能堅持下來。

至1943年以后，河北、山東、察哈爾等敵后各省，幾乎已沒有國民黨主力部隊了。這里面二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們始終相信游擊戰是正規戰之一種，很少真正了解游擊戰的特殊性質和戰法。因此，眾多敵后的國民黨軍名義上執行的是游擊戰的任務，實際上依舊是在用正規戰的戰法。進攻時強調與正面戰場的配合，側重于大兵團作戰，防守時寸土必爭，節節抗擊，結果是打不贏，走不掉，一旦被日軍抓住，便會遭受重大損失。

以中條山根據地為例，國民黨軍從開始就大力建造防御工事，企圖憑借天險力保不失。1941年5月，日軍調集六個師、兩個混成旅和一個騎兵旅，從三面圍攻中條山。

為守住中條山，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將主力7個軍配置在橫廣170公里，縱深50公里范圍內，依靠天險和工事死守硬戰，最后仍被日軍攻破。

龐炳勛在太行山、于學忠在山東的失敗，原因也在于此。故日本方面在比較了中共的游擊戰之后，曾對國民黨軍隊的游擊戰有過明白的批評，說:“國民黨系統的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游擊戰，與中共方面相比較，則相形見絀，不夠熟練和妥善。”

也正是由于國民黨軍隊在敵后的作戰方式不適合于敵后作戰的客觀情勢，引起了日軍的高度重視和反擊，導致所受壓力巨大，一些部隊被迫退出敵后戰場，少數部隊投靠了八路軍，另外則有相當多的將領選擇了投降的出路。

如第三十九軍長兼魯西行政署主任孫良誠、新編第四師師長吳化文、新編第一師師長于懷安，第一一二師第三三四旅旅長兼魯南游擊指揮部總司令榮子恒、魯蘇戰區挺進第二縱隊司令厲文禮、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兼太行山游擊總司令龐炳勛新編第五軍長孫殿英等，均紛紛率部向日軍投降。

國民黨敵后游擊戰難于堅持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其軍隊在農民中間通常不受歡迎，甚至與農民關系緊張。

國民黨的軍隊是由中央和地方、新派與舊派多方面勢力集合起來的一支軍隊，其士兵的來源五花八門，有拉夫拉來的，有雇傭雇來的。軍官們通過虛報士兵人數吃空餉以自肥的，更是司空見慣。這支軍隊中許多部隊因自身紀律松弛、風氣敗壞，導致與農民關系不好，已成錮疾。

再加上回到敵后來的不少將領，因為要取得各種資源以維持部隊的生存，或者依靠地方上的鄉紳地主壓榨農民，或者用野蠻的辦法去向富裕農戶榨取，結果更是不免搞壞了與地方民眾的關系。

對此，國民黨當權者實際上也相當清楚，軍政部頒發的《游擊戰綱要》對“愛護民眾”問題就曾專文強調，但它顯然并未能對部隊起到警示和約束的效果。

這種情況是導致敵后國共兩黨摩擦沖突之際，農民大多傾向中共的重要關鍵。對此，當年一位農民的下述說法頗能說明問題。

這位山西的老鄉是這樣說的:

我們村里的老百姓都愛八路軍,村長也愛八路軍，小孩子們看到八路來了，搶得去遛馬。今天老百姓看到軍隊來了，問“什么軍隊?”“八路軍”。大家都搶著去聽差。八路軍吃喝都給錢，不打罵百姓，打日本鬼子比晉軍強,比騎一軍強。從陜西過來的八路軍沒有一個當漢奸，當漢奸的都是晉軍里面的人。這里有很多人都當八路軍了,村子里的人都說:“遲早要當兵，早一點當八路軍，免得給晉軍拉去當兵”。

國民黨敵后游擊戰難于堅持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還在于國共兩黨對控制敵后非敵占區的激烈爭奪。

國民政府執意恢復淪陷區的軍政系統，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要藉此實現軍令和政令的統一，限制中共的自由發展。故無論鹿鐘麟還是沈鴻烈，都曾極力想要實現這目的。只經過了不到一年時間，原本還能夠和平相處的國共雙方就再也無法相互容忍了。

1939年，河北的八路軍首先采取了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先是消滅了張蔭梧的河北民軍數千人，然后接連消滅和打垮了其他打著國民黨旗號的游擊武裝，包括喬明禮、金憲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懷冰、孫良誠等人所率領的部隊。

幾乎與此同時，鄰近山東和山西兩省的國共兩黨軍事力量，也開始發生了激烈的沖突。

八路軍在山東重創了齊子修、秦啟榮和沈鴻烈的部隊;在山西為爭奪山西新軍的控制權與晉軍大打出手，挫敗了閻錫山試圖掌握新軍的計劃。所有這些發生在華北敵后的戰斗，雙方兵力動輒都在兩三千以上，規模較大時一方的兵力就會達到十幾、二十個團之多。

由于華北的國民黨敵后武裝多半為舊有的地方勢力，而這些以地主豪強為骨干的力量，與農民的關系通常比較緊張。再加上部隊的軍紀遠不如八路軍，因此,八路軍僅憑借自己在當地民眾的良好印象，就在這一系列的爭奪戰中占盡了上風。

▌上文摘選自楊奎松《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敵后游擊戰》一文，該文收于方德萬等編《為中國而戰》（文匯出版社，2021年1月）一書，注釋從略。在此鳴謝，！如有侵權，請聯系后臺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