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初，法國史學界送別了兩位影響巨大的耆宿：當代記憶研究的標志性人物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和中世紀史專家皮埃爾·圖貝爾（Pierre Toubert）。對于第一位皮埃爾，中國學界早已有所關注和討論，但對于第二位皮埃爾，卻鮮有提及，這可能是因為圖貝爾研究局限于更專業的領域，也可能是因為他的重要著作和論點在中國很少有評議。本文嘗試彌補這個缺憾，以此紀念這位剛剛去世的中世紀研究大家。

皮埃爾·圖貝爾（Pierre Toubert）

圖貝爾與《結構》

若要評估圖貝爾在法國乃至西方中世紀史學界的地位，可以回顧一下2007年在意大利的一次研討會上比利時學者米歇爾·勞威爾（Michel Lauwers）的評議。勞威爾認為，在法國中世紀史學界，圖貝爾是極少數可以被認為真正開創了一個“學派”的學者，這一點即使是他的導師勒高夫也未曾做到的，因為勒高夫的研究興趣更為分散，圖貝爾則更加專注于從加洛林時代到中古盛期的歷史演變，側重于社會經濟史，他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和教學活動在西方學界真正形成了一股潮流。

1932年11月，皮埃爾·圖貝爾出生于北非的阿爾及爾，中學時代在馬賽求學，1952年進入巴黎高師，1958年成為羅馬法國學院（école fran?aise de Rome）的研究員，并在那里開始了對中世紀拉丁姆地區（Latium），即今天的拉齊奧地區的研究。1973年，法國羅馬學院出版了圖貝爾的國家博士論文，標題是《中世紀拉丁姆地區的結構：9世紀到12世紀末的南拉丁姆和薩賓》（下文簡稱《結構》），這部1500頁的巨著無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成果。當這部代表作問世時，圖貝爾開始了他顯赫的教學生涯。1964年，他擔任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導師，1973-1992年在索邦擔任中世紀史教授。1992年，圖貝爾迎來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榮任法蘭西公學（Collège de France）的“中世紀西地中海史”講座教授，直至2003年。圖貝爾在教學生涯中共指導過20多篇博士論文，可以說為整整一代法國史家開辟了道路，一批年輕學者在他的指導下，以中世紀意大利各地區為論題撰寫博士論文。可以提到的有弗朗索瓦·梅南（Fran?ois Menant），博士論文研究倫巴第；讓-皮埃爾·德呂摩（Jean –Pierre Denumeau），研究阿萊佐；勞倫·費萊爾（Laurent Feller）,研究阿布魯佐；他晚期指導的另一個學生帕特里克·卜世龍（Patrick Boucheron，或譯布瓊）研究米蘭，并于2015年成為法蘭西公學的講席教授。圖貝爾的一些學生成名后培養出了新一代的學者，乃至中國的年輕史家也與這位大師有師承關系：現任教于華東師大歷史學系的朱明教授，在法國學習時的導師就是圖貝爾的學生梅南。

可以用“一部大書、一個概念、一個學派”來概括圖貝爾的職業生涯及學術遺產。一部大書即前文提到的《結構》。可以從幾個角度考察這部著作的創新意義。首先，《結構》將一種法國中世紀研究的傳統挪移到了意大利。長期以來，以馬克·布洛赫為代表的法國中世紀史學者將大量精力投入鄉村史的研究，探討某個較為狹小的區域在較長時段的歷史演變，如喬治·杜比（Georges Duby）關于馬孔地區的重要論著，以及后來多米尼克·巴特雷米（Dominique Barthélemy）關于旺多姆地區的鴻篇巨制。但當《結構》問世時，在意大利，中世紀史研究的主流是城市史，一般所稱的農村史主要考察的是歐洲北方，尤其是盧瓦爾河和萊茵河之間的地區，關于歐洲封建制度的經典研究也多基于這個區域。在馬克·布洛赫那里，封建制度是一種社會-政治紐帶，這種紐帶是貴族社會的典型特征。不過在當時，圖貝爾對中世紀意大利感興趣并不是個例外現象，因為自1960年代以來，法國學界已經出現了一場探討南方地中海封建社會的運動。在《結構》出版后的兩三年內，圖貝爾的同齡人皮埃爾·博納西（Pierre Bonnassie）發表了關于加泰羅尼亞的論著，另一位法國史家讓-皮埃爾·勃利（Jean-Pierre Poly）出版了關于封建時代普羅旺斯的著作。

如果說《結構》一書的論題和某些方法在法國并非完全陌生，那么它在意大利可以說造成了某種沖擊，用意大利學者保羅·德羅古（Paolo Delogu）的話來說，圖貝爾的著作給1970年代的意大利史學帶來了一場“名副其實的風暴”（vero ciclone）。個中原因可以在該著的序言中窺得一二。圖貝爾說，在阿爾卑斯山以北，中世紀史研究中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結合早已形成傳統，但這種研究路徑幾乎沒有波及意大利，意大利的研究完全關注城市及其郊區。勞威爾特別強調法國和意大利中世紀史學界過去存在、現在仍然部分存在的一個巨大差別：法國史家傳統上說受歷史地理學的影響，從事農村史的研究是很自然的事；但在意大利，影響中世紀史研究的是經濟-法律學派，所以意大利史家更喜歡考察公社制度而忽視地區史。《結構》出版第二年，意大利學者塔巴科（G.Tabacco）就在一篇長篇評論中指出，該著是“對意大利某一地區的第一部有機研究”。直到21世紀，仍有人稱《結構》是“每一個中世紀意大利研究者的參考書”。

《結構》一書的目標并非僅僅撰寫一部地區史。對圖貝爾來說，地區史是一條通往“整體史”的路徑，這是他在1977年與雅克·勒高夫合撰的一篇論文中的說法。他在文中強調，歷史若要成為整體的、全面的，就應該關照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經濟的、社會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而史家只有在將研究領域限定在明確且有內在聯系的地理區域中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結構》一書標題中使用的是復數的結構（structures），全書十一章有八章討論各種結構。作者在序言中說：“在我們的整體視野中，結構概念指的是某種有內在關聯的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各種其他組織方式，如居住形態，生產和交換系統，社會組織的格局等等，都可以在它們的誕生、它們的運作和它們的互動中得以界定和解釋。”他曾與勒高夫一起提出一個綱領，敦促中世紀研究者關注社會的“結構”，他所稱的結構被理解為“一個各種現象之間相互協調和影響的整體”。

Incastellamento：社會關系的空間化

在一個結構主義的光環和整體史的抱負還沒有完全褪色的時代，圖貝爾的構想似乎并不令人驚奇。《結構》真正的獨創之處，是它嘗試以一場“真正的城堡革命（révolution castrale）”來解釋拉丁姆地區10-12世紀的社會轉變和結構生成，圖貝爾以意大利語單詞incastellamento來定義這場革命，這個術語從此就成為這位史家的“標識性概念”。勞威爾認為，Incastellamento和喬治·杜比（Georges Duby）的seigneurie banale（或可理解為“強制領主制”），堪稱20世紀后半期法國中世紀史學創造出的最富有影響力的概念。即使在今天，這個概念仍然在為人引述、評議和修正。Incastellamento的詞根castell-本指城堡，但圖貝爾并非這個術語的首創者，20世紀初的一些意大利學者就曾使用過，意思也與《結構》一書中的用法類似：它指大型設防村莊，或城堡內部農民居住位置的變化；incastellamento帶來的最直觀的變化是城鎮化（inurbamento），即鄉村人口向城鎮的聚合。不過圖貝爾將其視為一個關鍵概念或理想類型，用以解釋拉丁姆地區在10世紀20年代到11世紀最初三十年之間經歷的深層轉變。

《結構》第四章集中闡述了incastellamento的進程和其關鍵性歷史意義。從居住形態上說，這種轉變最明顯的表現是從分散的居住點轉變成集中性居住點，即設防村莊。這種設防村莊也可被稱為城堡（castelli或castra）。Incastellamento說的就是集中緊湊型的、帶有防御工事的新居住點的形成，它們一般位于地勢較高處。8-9世紀時，拉丁姆地區的居民點仍然保留著中世紀早期的各種稱呼（casalia, villae, curtes,），它們呈星云（nébuleuse）狀零散分布，耕地（fundi）的空間格局與居民點分布狀態也很匹配；但經過incastellamento進程之后，設防村莊或城堡（castrum）成為主導性的聚落形態，這個進程的關鍵期是在10-11世紀，到12世紀時大致已完成。

Incastellamento不僅牽涉聚落形態的演變，而且導致耕地布局的變化，因為耕地的分布總是與居民點的位置緊密相關。圖貝爾特別強調10世紀的轉折意義，他認為意大利中部的修道院史家們鮮明地揭示了這一點：

1110-1170年，他們率先意識到應在年代紀中重寫10世紀的文獻；讓他們印象深刻的，主要不是人口的增長和耕地的擴展，而是當時已經完成的聚落形態的決定性變革……在路易二世時期（844-875年在位——引者），只有很少或幾乎沒有castra（castrum的復數——引者）。主導性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形態（occupation du sol）是villa, casale, praedium rusticum……但10世紀來了一場大變革，它將農民（paysans）變成了村民（villageois）。這場變革將農民限定在新設防聚落（castra）配備的圍墻之內……[《結構》第二版，330頁]

就上述闡述而言，incastellamento或可譯為“寨堡化”。它之所以是圖貝爾的核心概念，不僅因為它意味著居民聚落的新形態，更因為它是城堡領主制形成的關鍵環節：寨堡化發生在領主制的誕生和傳播的背景之下：人員向寨堡的集中意味著當地領主（dominus loci）獲得了進行社會控制的強大而可靠的手段。這些寨堡的主人控制著正在形成的一種管轄區域（finage），這是以新的核心點為中心構建起來的地域（pertinentia）。寨堡化牽涉社會生活的諸多層面。圖貝爾首先強調的是寨堡化與經濟人口演變、與耕地經營模式之間的聯系：1）村莊的城市化（urbanisme villageois）是人口增長達到新階段的結果，同時也意味著領主制的引擎在醞釀成熟，并見證了新居住空間的形成。2）與此同時，圍繞新的中心重新構建農業空間，按特定的序列安排不同的地塊。

寨堡化絕非自發和無組織的，因為居民的住所是以某個紀念碑式建筑（如教堂或領主堡壘）為核心而布置的；當時石材已經取代木材，成為這類建筑的主要材料。居民的聚居同時伴隨著農業空間的重塑。在寨堡化之前，分散的居民點周邊一般是人力和肥料投入較大的葡萄園和菜園，如今這類地塊重新圍繞新聚居點布置，它們是離城墻最近的地塊（terroirs），稍遠的則是粗放經營的糧田，更外圍的地帶是林地。所以，castrum或寨堡的建立，既意味著人口的集中（congregatio populi），也意味著耕地的集中（consolidatio fundorum）。新的格局還適應了當時的墾荒運動。若寨堡出現在靠近新墾地的地帶，就為新的拓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而以寨堡為中心的地域（territoire castraux）形成、地塊重新組織過后，這個地域的最外圍往往是一片未墾空間，如森林和牧場，所以寨堡化創造了cultum（墾地）和incultum（未墾地）并置的農業結構，這對當地的經濟生活和領主制形態產生了深遠影響。

所以寨堡化包含好幾重含義：1.人口的集中；2.居民點的設防；3.某種地域單位的形成：這就是以城寨堡為中心的領地（territorium castri）。這一同時匯聚了上述三類現象的進程，是在10世紀初到11世紀初約百年的時間內完成的。寨堡化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后果是農業經營模式的變化，而后者又伴生了一個重大社會變遷，即奴隸制的消失和農村居民身份的平齊化。《結構》第五章“生計結構與寨堡的經濟生活”中集中討論了這些話題。該章第一節主題是“從curtis到castrum：8世紀中葉到10世紀初薩賓地區大地產經濟的解體”。薩賓地區位于拉丁姆的北部，圖貝爾可以利用該地區伐爾法（Farfa）修道院的豐富資料。需要解釋的是這一節的另一個核心術語curtis，它是一種大地產單位，在薩賓地區，curtis包含分布在各地的農民經營單位，當然還有領主自營地。不過，自營地上的耕地與農民的租地之間，看來并沒有很緊密的聯系，彼此間有較大的獨立性。以curtis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和分散的隸農經營單位（colonat）在10世紀初仍然存在，它們的消失過程也是寨堡控制逐漸加強的過程。通過伐爾法的史料可以窺視寨堡化的大致進程。930年代，修道院流失的產業仍然以curtis籠統名之。但到10世紀末，在講述修道院的地產修復時，就以castrum為基本單位了，后者從此就是這家修道院領主制的唯一軸心。公元千年之后這種趨勢更加明顯，這時拉丁姆地區的教會領主制無疑是圍繞castrum組織的。

圖貝爾認為，寨堡化形成聚居形態后，租地（tenure）成為普遍的經營單位，農民的個人身份和經濟狀況也逐步穩定和普遍化，中世紀早期的身份差異日漸模糊。如前所述，寨堡化導致居民集中居住和農業地塊圍繞寨堡重新布置，這種空間格局使得領主自營地與農民租地之間可以建立更為統一和規范性的關系，而租地本身也更為緊密，布局更具合理性，拉丁姆地區常見的租約livello所呈現的“寨堡習慣”（consuetudines castri）便反映了這種新的空間布局導致的社會身份演變。至遲到12世紀中葉，農村世界已經被網羅進一個定義更為明確的依附關系網中，依附關系的穩定性與居民點的集中性頗為匹配。

圖貝爾在1973年提出的以寨堡化為核心的變革論觀點，與二十年前喬治·杜比闡發的以“強制領主制”的產生為特征的封建變革論，有明顯的類似之處。杜比認為這種深刻的社會變革發生于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的馬孔地區，而圖貝爾則揭示，寨堡就是整個社會大廈的“支撐性結構”。兩位論者還有一點很接近，這就是奴隸制的消失和領主制框架內農民的普遍依附狀態。杜比認為，隨著新的領主制的確立，自由人和奴隸的法律區分消失了。領主用一個寬泛的術語來稱呼依附于其強制領主權的農民:人（homo）。圖貝爾關于寨堡化之后農村居民身份的普遍化的論點，與此高度類似，兩位史家分別以一個核心概念來闡述這種身份變化的根源。

但《結構》一書特別強調了社會關系的內在變革與居住形態之間的關聯。圖貝爾在序言中將自己的論點定義為“以中世紀早期地中海地區居住形態為中心的系列思考”，這是觀察歷史與地理關系的獨特方式，因為他的研究核心在于探討空間與社會的關系，用勞威爾的話來說，這是社會關系的空間化（spazializzazione dei rapporti sociali）：從農業經營模式到居民身份，各種演化都是因寨堡聚居點的形成而帶動的。設防寨堡的人口聚合效應、其周邊各種生產地塊的重新布置，既是一種“空間的生產”，也是經濟和社會關系的重塑。

《結構》首先引起研究中世紀地中海地區的史家們的關注。21世紀初，意大利學者保羅·德羅古結合自身經歷，回顧了四十年來意大利學界對中古早期的研究。二戰剛結束時，德國史學對意大利的影響很大，1960年代尤其表現為泰倫巴赫（Gerd Tellenbach）學派的示范效應。不久考古學的發展和地方史的興趣為意大利學界帶來了新氣息，但真正的范式突破是在他接觸到圖貝爾對拉丁姆地區的研究之時。“寨堡化”被視為意大利及地中海地區的社會與景觀從中世紀早期向中期轉型的核心現象，《結構》對同一時期的其他區域研究具有樣板性意義；德羅古也強調，圖貝爾最大創新在于將制度史投射到地理空間中。還有情感方面的因素。圖貝爾對意大利史學頗為關注并懷有善意，這不同于多數德國史家的傲慢態度。圖貝爾甚至在法語文本中使用意大利語詞匯，正是經由他的研究，incastellamento才成為國際中世紀史學的通用術語；另外，他的區域史主張部分來說與意大利南方學者的訴求相似，這也契合當時意大利正在興起的潮流，它與德國史學將意大利視為帝國與教廷關系中一個實體的籠統視角不同。圖貝爾還將實地景觀作為歷史調查的入手，將檔案研究與實地勘察結合起來，追蹤寨堡化的物質痕跡。這些思路既契合也拓展了當時意大利的史學潮流，例如，都靈的喬萬尼·塔巴科（Giovanni Tabacco）學派和比薩的秦喬·維奧蘭特（Cinzio Violante）學派都在自己的研究中參考和回應圖貝爾的模式。在這場學術浪潮中，一位來自英國的年輕人克里斯·威克姆（Chris Wickham）也參與其中，并以意大利語撰寫了一部研究意大利中部寨堡化的論著，他選取的案例是臨近拉丁姆的沃爾圖諾河上的圣文琴佐修道院（Il problema dell'incastellamento nell'Italia centrale. L'esempio di San Vincenzo al Volturno, 1985）。

在《結構》出版幾年之后，圖貝爾在羅馬組織了一次國際研討會，主題是“地中海西方的封建結構和封建主義”，他在會議開幕式的主旨發言中指出，地中海封建主義是一種不同于歐洲北方的獨特生產方式，它具有若干鮮明特征，而集中化的聚居點是首要的特征和決定性因素。參加這次會議的學者，探討了從巴斯克到卡拉布利亞、從阿基坦到西西里的廣闊地區的封建制，甚至論及拜占庭、奧斯曼等伊斯蘭地區的封建制。如學者所言，圖貝爾在激發當時中世紀史研究的“地中海取向”（mediterraneizzazione）方面起了首要作用。

Incastellamento概念的影響不久也超出了地中海世界。1982年，法國史家羅貝爾·福西耶（Robert Fossier）在其論著《歐洲的童年：10-12世紀的經濟社會特征》（Enfance de l’Europe, Xe-XIIe siècle. Aspects économique et sociaux）中借用圖貝爾的方法，創造出encellulement概念，用以描述某種類似于incastellamento的進程。圖貝爾的incastellamento是以堡壘為中心，福西耶則在歐洲北方看到了類似的現象，但他認為還有其他的結構性元素，如教堂。這是圖貝爾的史學模式走向普遍化的重要一步。福西耶這部論著副標題是“人與其空間”（L’homme et son espace），這正是《結構》處理的核心問題。福西耶著作一半的篇幅被置于encellulement主題之下。作者認為，10-11世紀普遍出現的、突然性的encellulement締造了一種新的鄉村面貌，從景觀上說，它的具體表現或是土丘腳下以圍墻圈定的村莊，土丘之上是領主的住所；或是一座筑有城墻的寨堡（castro），領主的碉樓在其中鶴立雞群。這種聚落是封建制度或領主制的基本框架，到1100年，所有人都被編織在領主制（seigneurie）構成的致密網絡中，其中的每個cellule構成人們生活的常規架構。可以把cellule理解為蜂巢中的單個巢房，encellulement也就是“蜂巢化”，是一個個領主制單位拼合起來形成的景觀。這個形象與圖貝爾描繪的拉丁姆地區以寨堡為中心劃定的封閉空間pertinentia或tenimentum在性質上高度類似。福西耶將這個空間統治模式擴展到了整個西歐，并且認為990-1060年發生了一場因空間組織變化而產生的社會“革命”，或稱“11世紀革命”。

批評和修正

《結構》得享大名之后，自然有學者提出批評意見。1981年，意大利學者保羅·伽馬羅薩諾（Paolo Cammarosano）發表長篇評論，作者認為，一個社會的每個側面都有自己特有的特征，其演變過程和年代學也各有不同，將經濟、社會、宗教和政治事實視為同一結構的組成元素，并隨寨堡化進程同步演變，這個理論設想令人懷疑。伽馬羅薩諾的質疑牽涉圖貝爾整體史構思的根本，因為《結構》將居民的聚合、地勢較高的居民點的設防、寨堡領主權的產生、農業地理和經營方式的轉變乃至宗教地圖的重繪，全都追溯和匯總于寨堡化之中。然而，上述這些現象也許并非總是相互影響，更不消說按同樣的年代學演變了。

這個理論化的批評不久就得到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不過證據不是來自圖貝爾擅長的文字史料（《結構》第一章以超過百頁的篇幅介紹和分析文獻資料），而是考古資料。與當時大多數中世紀史家一樣，《結構》主要使用的書面文獻，其中最重要的是伐爾法和蘇比亞科（Subiaco）兩家修道院的令狀文書集。這兩家修道院是拉丁姆地區重要的領主，它們關于寨堡的文書使圖貝爾得以研究各個寨堡的形態，它們從10世紀20年代開始見于書面記錄。圖貝爾還認為，通過這些文獻可以解讀出農業空間的組織模式，即耕種地塊按照以寨堡為核心的邏輯來分布和組織。但《結構》中沒有用到考古資料，這與意大利和法國中世紀考古學的滯后有關。長期以來，法國中世紀考古主要關注古建，直到20世紀50-60年代才有系統的遺址發掘，這比歐洲北方國家晚了半個世紀。1967年，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設立首個研究中心，1971年，法文《中世紀考古》（Archéologie médiévale）創刊。意大利的情況大致相似。據德羅古介紹，意大利中世紀學界對考古資料的興趣，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才逐漸出現，這得自北方學者的啟迪，幾位波蘭考古學家為意大利中世紀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當然，圖貝爾并非不了解考古資料的意義，但他遺憾地指出，考古學者對拉丁姆地區的興趣完全在于古代遺址，但對中世紀的興趣幾近于無。

不過情況不久就有了改觀，與寨堡化有關的考古學研究正是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意大利學者里卡多·弗蘭科維奇（Riccardo Francovich）曾開玩笑說，正是因為incastellamento，考古學家們才了解自己的研究對象是什么，那些村鎮的形成真的是像他說的那樣嗎？所以，當incastellamento概念流行開時，真正意義上的中世紀考古學才在意大利和法國發展起來。不過，隨著這門學科的深入發展，它給圖貝爾的論點造成的沖擊有時甚至是顛覆性的。

考古資料可以讓研究者掌握堡壘建立的整個物態形式，并可驗證堡壘對居住狀態的影響。就拉丁姆地區而言，法國學者埃蒂安·于貝爾（Etienne Hubert）是圖貝爾最重要的修正者之一。他也是圖貝爾的學生，曾在其導師研究過的拉丁姆和薩賓地區進行考古調查，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應該從幾個方面來看待incastellamento意涵的歷史進程。首先，8-9世紀（甚至更早）已有少量高地居住點存在，但尚未發現《結構》中描繪的農村聚居形態。這個發現至少證明，高處設防現象早于居民的寨堡化，而且早期防御堡壘的建立經常未見于文字記錄，或者記錄的時間與實際建造時間存在較大誤差。關于設防或筑堡現象，于貝爾認為有兩種模式，而文字資料未能明確區分這些不同情形。

第一種模式以圖拉諾（Turano）河谷為代表，它揭示了10-11世紀寨堡化的特征。當時在河谷建造的堡壘是面積僅約50平方米的石砌建筑，由世俗領主在其地產的不同地點建造。但是，關鍵的一點是，這些設防堡壘并沒有同時觸發居民聚居現象，一般要等待半個多世紀之后，農民才逐步移居到小堡壘周邊。從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即圖貝爾所稱的寨堡化的關鍵時期，堡壘建造者并未將其設計為農民的聚集中心，當時居民仍廣泛分散于各農業經營單位中。第二種模式以卡普里尼亞諾（Caprignano）遺址和科拉爾多（Collalto）村為代表，它們展現的是寨堡化的另一個路徑，直到12-13世紀才有筑堡現象。在這兩個地點，先出現的都是木質建筑，隨后才是設防的寨堡，二者都要到12世紀中葉之后和13世紀。

于貝爾的考古發現表明，居民在地勢較高的地點聚居、聚居地點的設防，乃至于成為封閉的寨堡或村落，并非同時發生的。所以應該將incastellamento內涵的總體性變革視為更加多面向的進程，各個面向的演變節奏各有不同，整個歷程可能綿延幾個世紀。2002年，于貝爾在著作中正式以三章討論寨堡化的三個階段：創始期（genèse，10世紀末到11世紀初），這是空間重組的時代；第一寨堡化期（11世紀中葉到12世紀中葉），這是村莊誕生的時代；第二寨堡化時期（12世紀中葉到14世紀初），這是設防和劃定邊界的時代。在托斯坎納，里卡多·弗蘭科維奇及其學生的研究同樣表明，寨堡化是一個十分緩慢的漸進過程，在此期間，各種形式的堡壘緩慢在業已存在的居民點中心扎根，然后十分緩慢地改造著這些居民點。

所以，自《結構》問世以來，大量研究對它進行了修正和補充；根據這些研究，可以確定地認為，各個地區都有其獨特性，與拉丁姆地區相比，意大利北方具有很不一樣的特征；新的研究還提出了新的年代學，有的研究甚至認為，并不存在圖貝爾的寨堡化概念所描繪的進程。于是勞威爾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對于所有從寨堡化理論出發的研究而言，這個1973年誕生的模式在不喪失其內核和價值的同時，究竟在何種程度上還有適用性？確定的回答是，今天的證據和新的研究已經大大削弱了圖貝爾的解釋模式，incastellamento遠遠不能概括和分析如此多樣和紛雜的歷史進程。這是對圖貝爾那個年代的總體史抱負的否定嗎？

類似的考古學研究也在拉丁姆和意大利之外發展起來。盡管各地的情況千差萬別，但在有一點上，于貝爾在意大利的發現具有某種普遍性：這就是，考古證據所揭示的堡壘和教堂的建造年代，與它們第一次出現在文本中的年代經常對不上，前者有時比后者早幾個世紀。今天，隨著中世紀考古學的發展，一些傳統的史學方法受到強烈質疑。例如，某些考古學者認為，至少在某些案例中，在揭示中古早期以來居民點的演變方面，過去的地名學（toponymie）研究得出的結論完全不足信。正如勞威爾所言，今天的學者若要處理圖貝爾式的問題，不借助考古資料是不可想象的。

遺產與回響

但圖貝爾的遺產中也有被年輕一代接受和繼承的。在他的闡釋中，寨堡化發生在8世紀后期以來經濟增長的大背景下，這個有利局面也是促使古代奴隸制消亡的重要因素，因為釋放奴隸能激發其生產潛能。這是對史學傳統的一個重要修正，因為在圖貝爾以前，一般認為中世紀的經濟增長要等到11世紀大墾荒時才真正到來，杜比的綜論性著作《中世紀歐洲的農業經濟和鄉村生活》（L'é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 1962）就持這個觀點。但圖貝爾將增長期提前到了加洛林時代，他后期出版的個人論文集《歐洲的早期增長：從查理曼到公元千年》，標題就足以表明這一點，而且今天的西方學界已廣泛接受圖貝爾的觀點。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他關于加洛林時代大地產（Grand domaine）運營模式的分析，改變了關于大地產的傳統看法，它并不是凋敝時代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的典型，相反大地產內部的各個單元存在有序的資源流轉，與外部也有廣泛的交換。比利時學者德弗柔（Jean-Pierre Devroey）對北方各大修道院的研究，同樣證實了這一點。

在分析修道院大地產時，圖貝爾和德弗柔都采取了空間視角，即這種體系存在一個與周邊各單元聯絡的中心。就筆者目前的認識而言，正是在中世紀的空間研究方面，圖貝爾堪稱一個學派的奠基人或代表者。近年來法國學界的中世紀論著中，頻繁出現土地占用模式、村莊（village）的形成、地域化（territorialisation）等話題，這當然與法國的史學傳統有關，但經常也是在同圖貝爾對話。例如，在現在的研究語境中，村莊通常是不同于中古早期的villa的一種聚居形態，可以說是圖貝爾筆下castrum的另一種表達，因為他明確說過，在寨堡化之后，農民就成了villageois——村莊居民。

1996年，法國中世紀史學者阿蘭·蓋羅（Alain Guerreau）發表了一篇討論封建歐洲空間問題的文章，該文被視為中世紀空間議題的奠基性研究之一。蓋羅認為，封建歐洲的空間認知和構建模式不同于現代，其中的一大特點是圍繞特定的極點（p?le）來構建空間和組織社會生活，教堂尤其是其中的祭壇就是這樣的極點。他沒有提到圖貝爾。不過在圖貝爾的寨堡化概念中，領主堡壘和教堂構成的紀念碑式核心建筑，不也可以說是一種極點嗎？新世紀以來，勞威爾等人在探討中世紀的空間生產時，與圖貝爾的命題建立了更為明確的對話關系。

但這種對話關系出現在新的研究語境中。勞威爾在其論著《墓地的誕生》（Naissance du cimetière,2005）的結論中，仿照incastellamento提出了一個新的意大利語術語inecclesiamento，它的詞根是拉丁詞ecclesia，既可指基督教信徒——無論活著的還是死去的——共同體，也指具象的教堂等宗教場所。勞威爾認為，根據現有的研究以及最近的考古資料，可以認為，在中世紀歐洲的聚落形成、空間建構方面，宗教機構和宗教建筑所起的作用比領主堡壘更為持久、更為廣泛；不過，與incastellamento不同，inecclesiamento不是一場較為迅速的演變，它幾乎貫穿中世紀始終。勞威爾承認，圖貝爾，尤其是福西耶并非沒有注意到教堂在村莊構建中的意義，實際上，《結構》有一章討論寨堡化導致的“宗教結構”演變。但他和馬澤爾（Florian Mazel）等新一代研究者認為，從馬克·布洛赫到喬治·杜比，法國的前輩學者因為共和主義政治文化而輕視ecclesia在中世紀的關鍵意義；圖貝爾晚年雖然也討論ecclesiologia（教會學）的問題，但他對10-12世紀拉丁姆地區教會史、尤其是格里高利改革的輕視，既與當時眾多意大利史家大異其趣，也表明他從事的是法國式的封建社會研究。新一代史家打算重塑法國的史學傳統，除了提出inecclesiamento作為incastellamento的替代方案，在馬澤爾主編的中世紀通史中，格里高利改革已經成為整個中世紀史真正的、甚至是唯一的轉折點。

不過，圖貝爾使用過的一些方法仍然被后世沿用。例如，在闡述拉丁姆地區空間結構的變化時，圖貝爾對空間定位方式頗為關注，“從curtis到castrum”命題就是對這個方法的典型運用。因為，采用什么樣的術語描述和確認空間與位置，可以反映空間認知和空間構建的特定方式，而這種構建本身就意味著某種社會關系的產生。后世研究者在討論空間管理模式的演變、堂區（paroisse）和主教區（diocèse）的形成時，對這類方法多有采用。當然，這也是一種經過了反思的繼承。因為在考古學對incastellamento命題形成實質性挑戰后，史家對文字史料的看法勢必更為全面了。

如前所述，文字記錄中首次提及某座城堡的日期，有時比考古證據晚了幾個世紀。如果文字不能提供準確的歷史信息，它的意義何在？《結構》一書使用了大量修道院的文書匯編和敘述性材料，像杜比一樣，圖貝爾并非沒有意識到修士的記錄，尤其敘述性文本是戴有色眼鏡的，但由于條件所限，他沒有在這方面繼續推進。不過在21世紀，一個中世紀史研究者在面對修士留下的文字記錄時，可能不必援引“語言轉向”、“檔案轉向”等理論術語，就可以有一種自覺的批判眼光。現有的研究已經證明，10世紀以來各大修道院的檔案生產，以及其文獻中有意無意的錯誤，應被視為其權力策略的重要方面，這尤其是因為在當時的心態環境中，文字記錄帶有特別的權威性。由于問題的復雜性和作者能力的關系，相關問題本文無法深入。這里可以提一下法國學者皮埃爾·夏斯唐（Pierre Chastang）對11-13世紀下朗格多克地區令狀文書編纂工作的研究（Lire, écrire, transcrire. Le travail des rédacteurs de cartulaires en Bas-Languedoc, XIe-XIIIe siècles,2001），因為這部著作既延續了圖貝爾空間研究的重要特征，也展現了新的研究取向。夏斯唐在結論中說，表達空間關系的各種新術語的出現，與incastellamento有關，但也與格里高利改革有關，這場術語更新運動導致繼承自加洛林時代的舊式空間框架逐漸被抹去。

本文對圖貝爾的討論止于夏斯唐的結論。從學術發展的視角來說，我們不應指望某位學者提供無往不適的方法和無可辯駁的觀點，重要的是他提供的辯論平臺是否廣闊和深遠——從這個意義上說，圖貝爾的工作在學術史上意義非凡。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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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ierre Toubert, L’Europe dans sa première croissance. De Charlemagne à l’an mil, Paris: Fayard,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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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ichel Lauwers, “De l’incastellamento à l’inecclesiamento. Monachisme et logiques spatiales du féodalisme, ” in Dominique Iogna-Prat et al. eds., Cluny. Les moines et la société au premier age féodal,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Rennes, 2013, pp. 31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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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étienne Hubert, L’ “Incastellamento” en Italie centrale. Pouvoir, territoire et peuplement dans la vallée du Turano au Moyen ?ge, Rome: école fran?aise de Rome, 2002;

8) Paolo Delogu, “Le mutazioni dell’alto medioveo,” in Andrea Zorzi ed., Percorsi recenti degli studi medievali. Contributi per una riflssione, Firenz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2；

9）Paolo Cammarosano, “Le strutture feudali nell’evolutzione dell’Occidente mediterraneo: note su un Colloquio internazionale,” Stvdi medievali, serie terza, Anno XXII-Fasc. II, 1981, pp. 837-870.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點項目“10-12世紀法國封建社會研究”（20ASS005）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