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生命來自歷史學家的講述和闡釋。要使已逝的往昔“活”起來，治史者首先必須在精神上和前人溝通，要能理解永遠消失的時空中的人及其思想和生活，要以淵博的知識、闊大的情懷、豐富的想象和超常的悟性來打通過去和現(xiàn)在。職是之故，史家成才的道路比較漫長，專業(yè)訓練相當艱苦和困難。他不僅要接受治史方法的訓練，更要具備高尚的學品，積累深厚的學養(yǎng)，形成特殊的史家氣質。

學界前輩有言，好的學者，貴在知學問之深淺。要知學問之深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品的高下。史學所求不在于“立竿見影”的實用，史學人才在社會上的需求也不大，大抵類似于“學術貴族”。既為“貴族”,自然需要具有某種“高貴”的氣質。一般說來，這種氣質來自于求知好智的熱忱，敏銳清雅的眼力，純正樸實的學風，以及不為外風所動的定力。古人所謂“為己之學”或“無益之事”,庶幾近之。“為己”并非遠離現(xiàn)實，在“象牙塔”中以學問自娛。“無益”也并非排斥致用，而是反對以俗世關切綁架學術。學而能用，當然是極好的事。然而“學以致用”,關鍵在于學，無學何以言用?與其在追問學有何用中虛耗時光，不如致力于學，先耕耘，再考慮收獲的問題。治學如繪畫，動機愈純，境界愈高，作品的價值就愈大；心里總是記掛著拍賣行情，可能難以成為一個大畫家。

史學的要義在于人文性，而人文尤重傳統(tǒng)，強調向典范學習。導師不僅要幫助學生明了何為真正的典范，更要以身作則，用自己的研究及學風來激勵、啟發(fā)和熏染學生。導師沒有高遠的學術境界，就不可能引導學生做宏大的學術追求。我在南開的幾位業(yè)師，向來身教重于言教；他們垂范于前，學生自然不敢不時時鞭策自己，極力向往和追求高妙的學問境界。

史家成才，貴在讀書。陳寅恪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fā)揚”。讀書一要得法，二要選好書目。研究生初入門徑，需要在老師的指引下養(yǎng)成良好的讀書習慣。在這個學術越來越專業(yè)化的時代，學者讀書的通病，在于僅只專注于某個專題或領域，心無旁騖，急功近利，缺乏系統(tǒng)性和長遠的考慮。有的學生知識面不寬，知識結構老化，其論文在選題、思路、論證和論點上，都存在由此造成的種種局限。學者要陶冶性情、增廣見聞和提升學品，除接觸專業(yè)讀物之外，更須鉆研中外經(jīng)典，多讀反映知識和思想前沿的書籍。史家所必備的知識、情懷和悟性，通常來自于讀書，因之要做一個史家，首先要成為一個愛讀書和會讀書的人。

對學生進行治學方法的訓練，歷來被視為導師的重要責任，即所謂“授人以漁”。不過，這個“漁”字，在治史時并非限于考訂史料、解析史實和撰寫論著的技巧，還包含更為系統(tǒng)和多樣的方法與規(guī)范。舉凡論題的選擇和界定，研究路徑的選取，討論方式的確定，解釋框架的建構以及分析或闡釋工具的運用，都決定論著的質量和價值。然則傳授這些方法和規(guī)范的最佳場合，通常不是講解方法論的課堂。學生要在導師的引導下進行研究和寫作，多做嘗試，反復揣摩，這對于熟悉和掌握研究方法與規(guī)范更具意義。學生在讀書過程中產(chǎn)生疑問，逐漸積累資料，一旦有心得，便不妨動手寫成文章。導師再對學生的習作加以修改和評點，這種訓練更有針對性和現(xiàn)場感。如果舉辦“習作研討沙龍”,師生共同就某篇文章進行“學術會診”,也許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總之，培養(yǎng)出色的史學人才，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工作，從社會到學校、從導師到學生，需要協(xié)同努力。目前研究生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學制和選材等問題，牽涉的因素很多，誠非導師所能支配，但是，導師在其他方面則有發(fā)揮作用的廣闊空間。作為導師，首先需要在學生身上投放較多的心力；只有做到這一點，上面所提出的設想才有實際的意義。

文章來源：李劍鳴：《學術的重和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33—35頁。